红都延安的日常社会生活|红都延安

时间：2019-04-01 03:11:01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1937年，美国记者尼姆·威尔斯（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来延安采访，对延安新秩序大为感叹，“中国共产党在许多方面实现了欧文——傅立叶时期的原始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所梦想的公社生活，……粮食、衣服和棉被一律由国家发给，……每个人都是从放在桌子中间公用的碗里夹菜吃。中国的共产主义是最原始的共产主义，平分了又平分，一直分到原子”。延安，曾是一个被赋予了很多色彩和使命的名字。这个曾为人所敬仰不远万里投奔而又为人所仇视欲除之后快的地方，究竟过着一种怎样的生活？延安，有它的伟大崇高，也有它的“柴米油盐”。
　　“吃”在延安
　　1936年10月，红军长征胜利结束，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当时战火已经席卷中国大地，生灵涂炭、饿殍遍野，但在边区不仅相对安全，还可以吃上一顿饱饭。延安实行的是战时共产主义供给制，初到延安最直观最新鲜的感受莫过于“有饭大家吃，有吃大家饱”了，伙食一般标准是“每人每天一斤半小米、一钱油、二钱盐”，小米是主食，菜多是土豆白菜汤或南瓜汤，上面浇一勺葱油。每次开饭盛小米的是一个约直径一米、半米高的大木桶，盛菜的是一个大粗瓷盆，众人围着小米和菜盆，或站着或蹲着，一会儿就吃得精光。每个月也有一两次馒头或肉丁烩面条来改善伙食，每逢那天就跟过节一样，大伙儿“手持特大号的缸子，挥舞勺子和筷子，一齐向盛面条的木桶‘冲刺’”，不一会儿便抢光了，饭碗小的或吃饭慢的在这种时刻总是比别人着急。何方①晚年回忆吃馒头时仍略带自豪地说：“我是基本上不用嚼的，吃一口当场就咽下去了”，“一顿饭起码能吃十三四个，女生也能吃十一二个”，对于吃面条更有心得，不怕烫不用嚼，“那面条一到嘴里，就自动滑进肚子里去了，有什么嚼头呀？”
　　虽然有饭吃，但毕竟油星太少，又都是长身体的时候，学生们常馋得慌。王紫菲晚年回忆那时最深的感受就是馋，身无分文走在延安街上，“见了摊上雪花银似的白面馒头，真眼晕，真想偷几个吃”。因而“客请”——延安太穷，外来客人反而掏钱做东——成为延安一道独特的风景线。1938年5月，美国驻华使馆参赞卡尔逊上校，在延安邀请老外医生马海德“下馆子”。路上许多熟识的人向马海德打招呼，马海德便邀他们一起去吃饭，卡尔逊后来回忆“他如此大方地利用了我的好客使我发笑，他知道我手头不紧。我们走到饭馆时，后面跟随了十几个年轻的男女，他们笑着闹着，完全沉浸在聚餐的快乐中。”真可谓“共产”了。
　　到了大生产运动以后，在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下，各单位开荒种地、养猪创收，生活得到明显改善。机关部队学校的大灶每人每月伙食标准为“肉2斤、油15两、菜30斤、盐l斤”。“油、肉和菜蔬比过去有了很大增加，各种粗粮也可任你吃饱”，每隔十天半月还能会餐一次，每人分一碗红烧肉。不少人在会餐的时候吃得撑得无法爬山回宿舍，常有人仰倒在路边，还有人吃得拉肚子。即使如此，人们还是惦盼着下一次会餐。
　　“穿”在延安
　　到达延安的知识青年，一切吃穿用度都由公家统一供给。一般衣服是从国民党给八路军的军装中省一部分出来给学生，每年发一套单衣，三年发一套棉衣。1940年起每年发一套衬衣，两年发一套棉衣。因而当时的延安城内，满目皆是灰军装。延安本地也产土布，多染成深蓝色，后来边区经济一度发生困难，土布衣服也成了热门首选。当然也有极少量从国统区购买的青色斜纹布，这种布料缝制的衣服主要供给高级干部以及外来的学者专家，被戏称为“干部服”。王实味文中的“衣分三色”就是这么来的。就整体而言，在那个物质极为匮乏的年代，延安服装的式样和颜色还是很单调的。
　　但是青春的气息是无法阻挡的。女学生们在领到新发的军装后，总要想方设法再修饰一番，“要么在领口处翻出个白色的衬领，要么在袖口处补上一块其它颜色的布”。帽子也不是规规矩矩地戴着，而是歪扣在后脑勺上。男同胞们也不甘示弱，纷纷展示他们在这方面的才华。当时在鲁艺戏剧系任教的塞克②常“身着短大衣，围着红围巾，戴着船式黑绒帽”，音乐系教师杜矢甲③则常身披一件用麻毡制的披风，萧军④穿的是自己动手设计裁剪的俄国式衬衣，用紫色的布料绣边，胸前还扎上花或树枝之类的图形。当时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几乎总是引领着延安服装潮流。
　　由于在延安接受了新思想，部分人也开始以贫为荣，故意穿得破烂一些，借以表示自己的“无产阶级化”，刻意讲究吃穿反而让人看不起，而领导人或者知名人物的穿着也并不考究，“冼星海在文化沟指挥《黄河大合唱》，穿的就是陕北牧羊人穿的光板羊皮袄，听唱的毛泽东等人戴的是羊毛擀的毡帽”。
　　穿鞋那时候也没有太多差别，除极个别来延安的有双皮鞋外，一般人都穿的是布鞋或草鞋。每到了夏天，有人用木板做成木屐一样的木板鞋，既耐磨又凉快，当然也有不少人干脆赤着脚，冬天则是做双厚厚的棉袜子套在布鞋或草鞋里。心思细腻的女学生则在鞋上颇花费了些心思，她们常用花布条钉在旧鞋底上做成各式凉鞋，即便是草鞋，也在上面加一簇花布穗头作装饰。
　　“睡”在延安
　　在延安住房比较紧张，一般教师是一人一孔窑洞，学生则是挤在一起睡火炕通铺，伸直了腿挺着睡，翻身都很困难。女子大学学生的“卧位宽度只有一尺半，起夜回来常常发现没了位置，要拱进去慢慢挤几下才能占领自己的空间”。
　　即便有地方睡，但并不是就可“高枕无忧”了。陕北地区降水较少，水源也不丰富，洗浴几成奢侈，虱子、跳蚤之类的寄生虫比较多。采访延安归来的国统区著名记者赵超构在《延安一月》中这样写道，“扪虱开会的参议员，这是绝妙的新闻，但这新闻并不足为延安人之耻。虱子本是那边农家的‘好朋友’，生虱子的问题绝不像我们这边看的这样羞辱”。但说归说，睡觉的时候却是极为麻烦的。力群⑤的办法就是“把衣服脱得精光，一丝不挂，再用两手摸小腿，把跳蚤摸掉，迅速上床”；于光远⑥到达延安“首夜大战跳蚤，落荒逃出房间，抱被睡在场院几根原木上”……
　　毕竟是在战时环境，睡安稳觉是不大可能的。在延安实行的是军事化管理，晚上常有军事演习。按要求是二十分钟内穿好衣服打好背包，然后集合出发，实质上多数人都是匆忙出来，而且各自有应对窍门，或睡的时候和衣而卧，或穿双厚袜子（跑的时候不用穿鞋），背包则是“将东西往毯子里一堆，抓住毯子四个角背着就走”，结果回来时常是鞋也丢了，东西也只剩下一条空毯子。1939年日本飞机常轰炸延安，跑警报成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本不固定的睡觉更是“雪上加霜”。一次有人说梦话大喊：“飞机来了！”同屋的人爬起就跑，一时惊起很多人，指导员、队长纷纷跟着跑。跑着跑着觉得不大对劲，于是开始追查，才弄清是说梦话引起的。而那个说梦话的人被人惊醒后也跟着大伙跑，自己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更多的时候是让人哭笑不得。何方清楚记得，一次天快亮的时候飞机来袭，晨梦中惊醒的大伙纷纷往石头窑洞里跑。由于当时是夏天，延安又缺少衣物，很多人都是光着身子睡，他自己只裹了一条被单，而有一个小学员在慌乱中直接光着身子跑进了窑洞。由于在窑洞里躲飞机的男女学生都有，他实在不好意思就想和何方共裹一条被单。毕竟被单太小，何方说：“那怎么行！连我不也暴露了！”最后那个小学员只好蹲在一个角落里，等别人走光了才跑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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