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理解改革含义正确掌握不同领域的改革进程
时间：2021-07-11 04:01:1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1978年后“改革开放”四字方针的形成
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的,邓小平同志将“改革”和“开放”合起来,作为现阶段中国国策,开创了中国大踏步前进的新时期,这是他的伟大功绩。但是我们仔细的考察,“改革开放”这个四字名词,并非出自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而是“改革开放”有一个形成的过程。
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涉及“改革”和“开放”的文字,从下面这两句话可以看到:“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式着手认真的改革”和“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其中有“改革”的字样,也讲到“对外经济合作”,都属于一般工作方针的叙述,并没有占据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的中心地位,文件中没有出现“改革开放”的概括。当时十一届三中全会还赞成人民公社体制,没有提出要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直到1982年的第二个1号文件才明确提出这一项改革任务,也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第一次发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号召。这次会议的政治报告讲到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时,也没有提到“改革开放”。但从1981年到1985年第六个五年计划任务时指出,要坚决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把改革与调整,整顿和提高并列。这次报告中提到“改革”字样有十多处,包括经济管理体制、价格、劳动工资制度等改革,还提到了改革国家政治体制和领导体制等。报告中三次提到“对外开放”,并且把“实行对外开放”提到了“我国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的高度。当时十二大文件也没有把“改革”和“开放”两词作为一个完整的方针组合到一起;这两个词搭配组合放在一起,是到了1987年的十三大报告中才出现。
十三大报告是在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路线时,将“改革开放”作为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之一提出来的。这个词组在十三大报告中多次频繁出现,成为党的正式的政治术语。十三大报告称“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的新发展”。因此,以后我们就沿用了这个提法。
任何正确的理论和政策,都有一个探索和形成的过程。“改革开放”也不例外。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和新阶段。但是“改革开放”作为一整套理论政策方针,也确实需要一段酝酿的时间、发展的时间。这从“改革开放”词语运用的演变上也可以看得出来。“改革开放”逐渐成为我国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中的话语,成为支配人们行为活动的指针,是经历了一个过程才形成的。
1978年前三十年也有改革开放
以上说的是1978年以后改革开放方针的形成过程。应该说,改革开放的名义和实践,并不是1978年以后才有的东西。何以见得?我们拿“改革”来说,这个概念早已有之。远的且不说,在1919年《湘江评论》上,时年29岁的青年毛泽东就意气风发地一口气提出政治、经济、教育、社会、思想等八个方面的“改革”。既然改革的概念早已有之,那么改革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呢?我们现在的改革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呢?
就改革的一般含义来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写了一段经典的话语:“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但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是与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之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我们今后必须根据新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矛盾。”这里讲的解决矛盾的方法,就是“改革”。
我们知道,“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决议)对于经济体制改革所作的定义是:“我国改革经济体制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 这一改革定义的内涵精华就是以完善社会主义为目标,以解决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为内容的“改革”,即出于毛泽东1957年的上述论断。
这种一般意义的改革,其实在上个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就已经开始了。实事求是地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不同于苏联做法而适合于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张,在制定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时提出的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以后60年代他肯定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等,都具有改革的性质。实际上,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是一脉相通的过程。
为什么说改革开放的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首先是因为十三大提出,坚持改革开放总方针,是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提的两个基本点;有四项基本原则的保证,改革开放就不至于走偏方向,譬如说走向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改革,没有四项基本原则的保证,就容易走向资本主义。现在有些同志讲改革开放,只讲改革开放是正确的,不讲四项基本原则;只讲市场化的改革,不讲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样怎么能够保证改革开放的方向是社会主义方向呢?
为什么说改革的方向总是正确的?因为从根本上说,改革就是不断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使之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种意义的改革,如前所述,毛泽东早已大力提倡,在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整个历史阶段,改革都将是永久的使命和作为常态存在。
但是改革还有一种含义,就是作为阶段性的国策,改革要实现某种制度、体制,或者模式的转换。比如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单一的公有制体制转变为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结构;以及从更广阔的意义上向建立初步现代化中国的转变等。一旦这种阶段性转换目标基本完成,作为阶段性国策的改革,就要纳入不断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以适应和促进生产力发展这一永久的、常态的进步过程。
目前我们党提出的改革任务,应该说具有阶段性国策的含义。按照邓小平的思路,包括改革开放在内的基本路线所管辖的时间范畴,从上世纪中叶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算起,到本世纪中叶初步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任务,大约需要一百年左右的时间。本世纪中叶初步完成现代化建设任务后,改革开放这一阶段性国策就可以转为继续调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各项政策。但在本世纪中叶前的若干年内,改革开放的总政策必须坚持,动摇不得。
正确掌握不同领域的改革进程
改革开放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不动摇,是就改革开放作为总体来说的。但改革开放涉及的范围和领域很广,经济改革(所有制改革、市场改革、分配制度改革)、文化改革等,内容浩繁,进度不一,有的比较快,有的比较慢,有些方面进行得比较顺利,有些方面比较复杂。改革有的已经取得成功,转入完善的阶段;比较复杂的或者启动较晚的领域,则需要把改革坚持下去,争取最后的胜利。
比如,高度集中的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换。目前在全部商品流通总额中,市场调节的部分,已占90%以上;据几年前的估计,我国市场经济在整体上完成程度已达70%左右。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我国已经初步建立。是否可以说,高度集中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改革已经基本完成。当然现在还有少数领域,市场化改革有不到位的地方;但另一方面,也有不少领域发生了过度市场化的毛病,比如教育、医疗、卫生、住房等,这些领域发生了过度市场化的弊病,不该市场化的也“被市场化”了。这些不足的和过头的都需要继续调整完善,不足的部分要逐渐进一步发展到位,而过头的部分要修正。医疗、教育和住房这“三座大山”是过去所没有的。今后我们要按照十七大精神,加强国家宏观计划对市场经济的导向性调控,正如邓小平所说的“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都要发挥它们在经济中的调节作用,特别是这次金融危机,温家宝总理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报告中讲到,我们要同时发挥政府和市场“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两只手的作用,仅仅是市场化的改革是不行的,而且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不是单纯的市场化改革。单纯的市场化改革是错误的,可能很多同志不愿意听,但我还是要说,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并不是以欧美的自由市场为改革方向。一部分主流的经济学界的人士就喜欢这么认为,这是不对的。
我再举个例子,所有制结构从单一公有制经济转变为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改革。现在,非公有制经济蓬勃发展,大大超过建国初期。并且公有制经济与非公经济的“公”降“私”升的趋势,已影响到公有制为主体的临界点。所有制结构改革的任务,可以说已经基本胜利完成。今后的任务,应该是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特别是要强化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方向,并且正确引导非公经济的发展。
再比如,从有“大锅饭”和平均主义倾向的分配制度,转向效率优先拉开差距的改革,现在明显早已成功。“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早已超期、超额完成。按照邓小平的预期,“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改革阶段,应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结束,转向“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方向。由于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已将此项改革推迟。现在还是继续“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一直往后推。政府也通过很多渠道努力,但贫富差距还在拉大。现在中国拥有10亿元资产以上的富豪人数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位,奢侈品市场位居世界第二位。据某报纸报道,一位少妇派30辆奔驰去机场迎接自己喜欢的一只价值400万元的宠物狗。看来要抓紧时间研究这个问题,从根本上端正分配问题的改革方向,以解决邓小平临终谆谆嘱咐的“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
再比如,农村改革从人民公社体制改为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早已成功,特别是以“分”为主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责任制,得到事实上的推广。这是邓小平讲的农村改革的“第一次飞跃”。经过30年的演变,农村经济已获得巨大发展,现在是不是应该转为着重解决双重经营责任制的“统”的一面,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这是邓小平讲的农村改革的“第二个飞跃”。这是保证农村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的必由之路。“第一个飞跃”阶段的改革胜利结束以后,现在应该是不是要认真考虑农村下一个阶段的“第二个飞跃”的时候了。
(作者系著名经济学家、中国城市经济学会顾问,本文为2009年12月22日在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年会上的发言纪要,已经本人审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