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理论秘书范若愚
时间：2021-07-11 00:02:5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一位具有全国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范若愚(1912～1985),原名纯智,山西五寨县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五寨县区委书记、晋绥边区二专署秘书主任(后称为副专员)、晋绥边区第二中学校长、八路军一二○师独立第二旅参议、中共雁北区党委宣传部秘书等职。
1948年,范若愚进入中共中央马列学院第一班学习,师从杨献珍、艾思奇等人,从此确定了他一生宣传马列主义理论的方向。范若愚学习期间十分刻苦,这也为他后来长期从事理论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49年春,中央马列学院随中共中央机关迁入北平,这就是后来中共中央党校的雏形。当时,学院先成立了政治研究室,随后又成立了哲学、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基础、中共党史、党建等教研室。范若愚历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以及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政治研究室秘书、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副主任及主任、校教学委员会委员、校党委委员、校委委员、副校长等职。其间,范若愚以讲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而著称。
在中央党校任职期间,范若愚曾兼任周恩来的理论秘书(1956年至1959年)、刘少奇的学习秘书(1958年初)。他还是中共八大代表、第四至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兼职研究员,之后又兼任《红旗》杂志常务副总编辑。
1966年“文革”爆发之前,范若愚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红旗》杂志常务副总编辑,主要工作是在红旗杂志社。他还是当时以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为首的中央文革五人(即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小组领导下的成员之一,参与起草了《二月提纲》。
“文革”开始后,范若愚陷入苦难之境。其间,他曾以死抗争,后身陷囹圄,失去自由。
“文革”结束后,1977年,中央党校复校,范若愚任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顾问、校副教育长、校顾问。此外,他还是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会长。
范若愚是一位具有全国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985年6月,范若愚因病逝世,他的追悼会在中共中央党校举行。追悼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党校校长王震主持。悼词称其“长期致力于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研究和教育事业,成为全国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为宣传和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和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党的理论教育事业,为高级党校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特别是理论队伍的培养和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的显著特点之一是将之作为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文革”前,范若愚已先后撰写和发表了百余篇理论文章,结集的有《和青年朋友谈谈学习中的几个问题》、《为什么要学习和怎样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列宁论中国革命》、《〈共产党宣言〉解释》、《〈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解释》等。其中颇有影响的文章有:1951年为配合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党建任务日益重要而撰写的《肃清封建等级的思想残余》、《共产党员必须克服农民思想》等;1954年为配合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而撰写的《学习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为实现我国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而奋斗》、《列宁论国家资本主义》等;1955年为纪念俄国1905年革命50周年而撰写的《俄国1905年革命和中国》(先后发表于《人民日报》和《真理报》,影响极大,并得到周恩来的表扬)等;1957年为纪念俄国十月革命而撰写的《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是政治经济和思想的根本变革》等;1960年为纪念列宁90周年诞辰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的《列宁论中国革命》以及《我们为什么废除了封建家长制》等;1961年为纪念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发表20周年而撰写的《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要求》等。
“文革”结束和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范若愚在新形势下又撰写和发表了大量理论文章,并先后结集出版了《列宁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在周恩来身边的日子里》等。此外,他还主持编写了《科学社会主义概论》一书。
这一时期,范若愚撰写的一些文章,主要是批判“左”倾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混淆和扭曲(如《试论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对修正主义有准确的理解》、《以历史的进步补偿历史的灾难》等),以及在思想理论领域肃清“文革”的流毒,特别是中央党校发生的旧案(如《康生与“十六字”方针》、《决不容许篡改马克思主义——评唐晓文反党的三篇文章》、《唐晓文吹捧柳下跖居心何在》等)。
见证周恩来一段苦闷的政治生涯
范若愚最重要的经历之一,是于1956年至1959年奉命调至总理办公室,兼任周恩来的理论秘书。其间的1958年初,他又兼任了刘少奇的学习秘书。
1956年,范若愚担任周恩来理论秘书赴任前,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叮嘱他,在总理需要时一定要全力以赴地工作,平时则仍在学校工作。后来,有人因此称他是“总理府行走”。当时,周恩来的秘书达20多位。后来,范若愚回忆说:“从这个意义上说,那时是周总理办公室最兴旺的时期。事有巧合,那个时期也正是我们党的路线正确、全党全国最兴旺的时期。”但是到了1959年,周恩来因犯了“错误”,相应地,他的职权也受到了削减,秘书班子的人数大减,范若愚也结束了他在中南海的兼职。
关于范若愚曾为两位共和国领袖兼任秘书的经历,很少有记载。在有关的档案公开之前,主要还须通过他自己的回忆文字来记述。遗憾的是,他关于兼任刘少奇学习秘书一事,几乎没有记录。范若愚后来结集有《在周恩来身边的日子里》一书,其中收入7篇回忆文章,主要记述了他当年在周恩来身边所感受到的领袖风范。如周恩来的优秀“学风”,是“实践”、“调研”、“从实际出发”、“认真”、“言必有据”、“揭露矛盾,解决矛盾”、“推陈出新”、“阶级分析”、“言行一致”、“谦虚”、“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周恩来的学习方法则是“习作合一”、“抓住中心”、“与不正确的思想作斗争”等。范若愚还回忆了周恩来1957年在民族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的有关情况。这一讲话原拟在《红旗》杂志发表,后被康生、陈伯达扣压。范的回忆文章揭示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范若愚对周恩来最重要的一篇回忆文章是《历史最终会把一切纳入正轨》一文。此文记述了周恩来当年因“反冒进”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而被迫检讨的一些情节。其中的具体描写为其他文献资料所不载,因而弥足珍贵,成为国史中的实录式的记载。
范若愚回忆说:“1956年,我调到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工作。当时给我分配的工作任务是,由周恩来同志口授,让我记录或长或短的文件及其他书面材料,有时也查查文献。就在我初到总理办公室工作的那个时候,我们经济建设工作中发生了冒进的苗头,在某些建设中开始出现了紧张的局面。当时由于钢产量赶不上其他有关生产的需要,周恩来同志为此曾亲自到过鞍钢和太原。具体情况我不大了解,只是有一次周恩来同志要我查找马克思的一段话的出处。这段话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的:‘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由于周恩来同志要找这段话,我联系到他的鞍钢、太原之行,以及我听到办公室其他同志谈到的一些简单的情况,我意识到,周恩来同志和陈云同志是反对经济建设中开始出现的冒进现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