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联省自治”思潮及其对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影响
时间：2021-07-06 00:01:4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1920年发端于湖南的联省自治思潮,是“五四”后期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尤其是资产阶级联省自治派关于国家结构形式的不同寻常的建构,也是 “西学东渐”过程中知识分子学习西方的“联邦制”寻求救国救民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在对“联省自治运动”总体的把握上探讨了它对当时的社会政治思潮以及近代民主政治的影响。
关键词联省自治思潮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政治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D0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09)01-207-02
联省自治作为一种运动当然是20世纪20年代在一些省份才有的实际行动,但是作为一种思想它在清末维新运动时期就出现了。而它的核心—联邦制早在鸦片战争后随着“西学东渐”就传入中国。1842年魏源在《海国图志》一书中第一次介绍了美国的联邦制度,并对其表示赞赏。此后,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深重,这种联邦制思想越来越多地受到了中国人的重视,并作为拯救民族危亡的方案而大加宣传。1894年孙中山创建兴中会,誓词“建立合众政府”,明确主张把美国联邦制作为未来国家发展的宏伟蓝图。1901年梁启超在《卢梭学案》一文中认为“民间自治之风最盛焉。诚能博采文明各国地方之制,省省府府,州州县县,…各为团体,因其地宜以立法律,从其民欲以施政令,…果尔,则吾中国之政体行将为万国师表矣。”豍1905年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第四号发表《民生主义与中国革命之前途》一文,说:“共和政治也,联邦政体也,非吾党日以为建设新中国无上之宗旨乎?使吾党之目的而达,则中国之政体将变为法国之共和,美国之联邦。”豎孙梁的上述言论代表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推崇联邦制的看法。但后来孙中山由于革命形式的发展变化转而反对联邦制而提倡中央集权制。
“联省”之形式,实际上在清代的总督制中就已存在:一般由一督统辖二、三行省。在镇压太平天国等起义的战争中,联省也是基本的组织形式。正是由于非联合数省之力即不足以对付大乱,汉族地方大藩才得缘坐大。但就站在中央对立面的“联省运动”而言,最早的则应是1900年的“东南互保”。1900年正当义和团与清军“暂时合流”在北部中国开展反帝斗争时,帝国主义国家开始胆战心惊了。英国既害怕义和团的势力发展到它所控制的长江流域,又担心清军越来越倒向义和团。于是英国驻上海代总领事霍必澜在得到英国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的授意后向时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施压,要他们保护英国在长江流域的利益。刘坤一、张之洞本来就主张“力剿邪匪”,对义和团采取镇压措施。此时更是害怕英国舰队开进长江自行保护,这将会损害他们这些地方大员的既得利益。此后,两广总督李鸿章、山东巡抚袁世凯、浙江巡抚刘树棠、闽浙总督许应骙这些地方实力派大员都参加了“东南互保”。而且这些行动在当时得到了清政府的同意。
后来清末新政时期有各省谘议局联合会等省际联合;联省在国会请愿运动中也起着主干的作用。辛亥革命之际曾出现第一次联邦主义高潮,而护国运动中又出现了第二次。当时云南、广西地方军阀和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联合,但最后仍然不敌袁军,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联省没有融洽。以后护国、护法运动,西南各省均以联省的形式才得以抗衡北洋政府。就是袁世凯死后的北洋政府,为了补救无足够权威领袖的缺陷,也不得不以联省的形式重新组合。中国的省份规模虽然不小(相对于全国来说则仍显单薄),但为有效地抵制、反对、以至取代不合众意的“中央”,单独一省之力就显得远远不够了。因此,联省就成为当然的需要。袁世凯死后,各派军阀年年混战搞得民不聊生,资本主义也没有得到本来的发展。在这个背景下,联省自治便再次被知识分子提了出来,而其又与地方军阀的“自治”思路不谋而合。
“联省自治运动”是由湖南首先发起的,湖南人民在南北战争中,饱尝兵祸的痛苦,厌恶外省军阀统治本省,1919年12月发动了驱逐皖系军阀张敬尧的运动。1920年7月湖南督军谭延闿通电全国,表示要“顺应民情”,实行民治,“采民选省长制,以维湘局”。豏这里说得是“湘人治湘”的思想,而不是“联省自治”,只是说湖南要“实行民治”,并没有体现“联省”,充其量也只是说湖南要实行“省自治”。“省自治”是“联省自治”的重要前提和准备。在谭延闿通电全国后不久,湘籍名流熊希龄、梁启超进一步主张仿照美国联邦制,由各省自制省宪法,实行自制,并号召召开联省会议,成立联省自制政府。11月赵恒惕取代谭延闿主持湘政,继续推行“自治”和“制宪”活动,并发表“联省自治”通电,派人到四川等地联络。1922年1月公布了《湖南省宪法》,企图在北京政府和广州国民政府之外,再建一个全国性的联省自治政府。谭延闿、赵恒惕提出的“省自治”和“联省自治”先后得到四川、云南、贵州、广东、广西、浙江和奉天等省地方军阀的响应,形成一个规模很大的要求省自治和联省自治的高潮。在直系军阀吴佩孚推行以武力统一的局势下,西南各省军阀都高唱“自治”,以图割据自保。
这一时期的“联省自治”是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湖南等省地方势力为维护地盘和统治权,而同时又是知识分子为了改变当时的战乱状况实现和平统一愿望所寻求的一种途径以及资产阶级旨在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参政议政建立宪政国家的伟大尝试。这三者相互交织、相互影响贯穿整个联省自治运动的始终。这就使得如何正确理解“联省自治”成为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我们可以做如下的理解:
在北洋军阀对外日益投靠帝国主义,对内加紧荼毒乡土的情况下,既然资产阶级找不到彻底解决中国社会深重矛盾的正确途径,发起自治也不失为削弱北京政权的一法。但是,自身缺乏足够力量的资产阶级却去向地方小军阀寻求支持,后者为在南北战争中保存地盘,也正需要以自治作幌子。资产阶级错误地把作出了某种政治表示的地方军阀引为实行联邦制的同类,这便使自己的活动从一开始就伏下危机。但是纵观这一时期的历史进程我们就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在民初各种集团、党派、势力都以省为基本单位自立的格局中,自治各省的联合本是和平解决中国统一问题的不二法门。自治各省如能更紧密地联合起来,就可以遏制直至压倒坚持武力统一的一方,并朝着建立联邦制统一国家的方向大大地向前推进。这种可能性无疑是存在的,但问题在于:“省怎么‘联’?没有人在1920-1924年提出具体的办法。……这些实际的问题和解决办法,都是主张联省自治的人不讨论的问题”;这很可能是因为他们真正关注的是“自治”而不是“统一”。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整个运动是一个骗局,是为了暂时的防守需要的一个阴谋。这表明,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还是强者兼并四方,弱者割地为王者流,所以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接受共存并立、联合成国的联邦模式的。
联省自治运动虽然最终在政治上无所成,但却在中国现代宪法史上留下了里程碑式的成就。首先是1922年的湖南省宪法,以“省权列举”的方式“将扰攘了十多年的中央与地方权限作了大致的划分”,从而实践了“将中央与各省的事权在宪法上划分”这一“联邦制的根本精神”豐。其后制定的1923年宪法,也是中国的第一部正式宪法中,除了以中央权和地方权的分别列举方式标示其联邦性质外豑,又规定了“国体发生变动或宪法上根本组织被破坏时,省应联合维持宪法上规定之组织,至原状回复为止”豒。另外不可忽略的一点,是自治各省的省宪(包括湘宪)大部分都规定了本省军务“为省行政之一部”;还有平时省军归本省指挥、对外战争时方受中央指挥,外省军队不得随意进驻等项类似规定豓。这些富有邦联主义的规定,是符合民初各省分治的趋势的。在民初,即使是形式很松散的和平统一,也远胜于由某方来进行的武力统一和集权统治,因为前者符合新的现代性的政治整合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