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风俗之治及其现代启示
时间：2021-07-05 08:02:0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风俗是儒家政治和道德学说的重要概念，以教化为根本手段的风俗之治是古代中国政治治理实践的重要传统。风俗之治是德治主义政治逻辑下必然的问题导向、目标诱惑和路径锁定。现代社会公民道德建设区别于古代风俗之治的关键，在于实现从道德本位的儒家政治哲学范式向权利本位的现代政治哲学范式的转换，政府作为法治公正的提供者而不是社会道德风俗的直接塑造者，克制正俗的权力冲动才能真正有效地推动社会道德建设。
关键词：风俗之治；社会道德建设；教化范式
中图分类号：D0-5；B82-02
DOI：10.13784/j.cnki.22-1299/d.2018.01.006
风俗之治，是贯穿儒家政治哲学理论体系并影响传统中国政治实践的一个核心问题。对风俗的高度重视，对正俗（矫正风俗）的执着热情，是中国传统政治从理论到实践几千年来从未间断过的态度，它体现了“以德治国”的儒家教化主义政治哲学主张，代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政治逻辑和治理目标诉求，这一传统政治理念和逻辑，直到今天还真实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政治价值判断和治理实践。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如何看待这一重要传统？它对今天的社会伦理道德建设能提供怎样的启示和借鉴？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一、风俗：塑造中国传统政治实践的核心概念
风俗，被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特定区域、特定人群沿革下来的风气、礼节、习惯等的总和”，在今天最多算一个并不重要的社会学概念，但在古代中国和儒家学说中，则是一个居于核心地位并强有力地引导着治理实践的政治哲学概念。
风俗一词在先秦典籍中已经被频繁使用，但对风俗一词最早的解释则要追溯到汉代应劭和班固的说法：“风者，天气有寒暖，地形有险易，水泉有美恶，草木有刚柔也。俗者，含血之类，像之而生，故言语歌讴异声，鼓舞动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淫也”（[汉]应劭《风俗通义·序》）；“凡民函五常之性，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无常，随君上之情欲，谓之俗”（《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第八下）。
上述两段说法被认为是对风俗的经典解释而得到频繁援引。这一解释在内涵上包括但又远远大于今天的民俗社会学定义。首先，它也指出了风俗的地域性或地方性（“系水土之风气”“土地所生习也”）的客观特征，即特定地理气候自然环境影响下不同地方的人群表现出来的不同性情、习惯。但同时，与今天民俗学定义的价值中立不同，它强调风俗存在着道德价值上的可判性（“或直或邪，或善或淫”）；在语义演变中，不雅曰俗，“俗”与“雅”相对立，处在审美价值序列的低端；“俗”又和“欲”相关，“俗，欲也，俗人所欲也”（[汉]刘熙《释名》），天然处于“理”（理性、天理）的統摄监控之下。在此基础上，这一解释还暗示了风俗的可塑性（“无常，随君上之情欲”），所以应劭和班固在上述两段解释后，都分别紧跟着两句话：“圣人作而均齐之，咸归于正，圣人废则还其本俗”（《风俗通义·序》）；“孔子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言圣王在上，统理人伦，必移其本，而易其末，此混同天下一之乎中和，然后王教成也”（《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第八下）。
而实际上中国古代政治语境中高频使用的风俗一词，内涵一直比上述要狭窄和明确得多，更接近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风气、社会道德风尚，尤指地方民间老百姓的道德状态，“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荀子·儒效》），这句话后来演变为更常用的表述：“君子在朝美政，在野美俗”，无论是“在下位”还是“在野”，都显示风俗有别于朝廷之政，而是与地方、与民间老百姓直接相关；在众多儒家经典论述中，风俗都确切地指称“民德”，即人民、老百姓的道德伦理状况。作为民德，风俗自然具有优劣、好坏、美丑的价值可比性和可判性，也就是古人所说的风俗有厚薄之分，好的风俗叫“风俗淳厚”，淳朴、厚道，包括遵纪守法、急公好义、善良诚信等等，坏的风俗则叫“风俗浇薄”，浇漓、刻薄，即诈伪丛生、违法乱纪、冷漠自私等等。这种厚薄的可判可比，必然会引申出一种行为的选择，“天下无不可变之风俗”（[明]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宋世风俗》条），风俗是可塑、可变的，也是应变的，读书人要立志去改变它，政府有责任去匡正它，使之归于正、归于淳厚，这就叫“正俗”（矫正风俗、移风易俗）。可以说，“风俗醇厚”是中国传统政治的目标“愿景”，“正俗”则是其行动“使命”，从而形成古代中国政府治理的一个重要传统——风俗之治。
儒家在描述其最高政治理想——三代之治的特点时，强调的就是其淳朴友爱、讲信修睦的社会道德风俗状态（《礼记·礼运》）。在孔子那里，风俗更是被抬升到治国理政的“第一要务”：“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在孔子理解的治国为政三大当务之急中，排在第一的是道德风俗（信），优先于军事国防（兵）和经济民生（食）。这一观点在孔子之后几千年历史中一以贯之，历代统治者和士大夫阶层莫不奉此为圭臬，成为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确”，并流绪至今。
如果说存在儒家哲学理论体系，那么风俗就是其中奠基性的核心概念。历代帝王在论述其治国理念时都离不开这句政治公文例行套话：“天下之治乱，本乎人心风俗”，就连备受恶评的隋炀帝杨广都不例外，《隋书·炀帝本纪》引其诏书达十余篇，几乎篇篇都充斥着“敦奖风化”“观省风俗，眷求傥言”之类的词汇（《隋书·帝纪》第三，第四），以至于唐太宗对此都惊讶不已：“（隋炀帝）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然行事何其反也？”（《资治通鉴·唐纪八》）。对士大夫、读书人阶层，风俗同样被言必称之，在朝的官员说：“为政之要，辨风正俗最其上”（[汉]应劭《风俗通义·序》），在野的学者也说：“治天下者以整厉风俗为先务”（[清]沈垚《落帆楼文集》卷四《风俗篇》），朝野之间的读书人谈理想时也说：“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唐]杜甫《奉赠韦丞丈二十二韵》）；阐释盛世经验时说：“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教化行而习俗美也”（[汉]董仲舒《举贤良对策》，见《汉书·董仲舒传》），总结亡国教训时说：“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明]顾炎武《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九》）。这种风俗情结直到今天还余绪未绝，普通百姓发牢骚时的口头禅是“社会风气太坏了！”经常见诸党和政府施政纲领性文件中的一个提法也是“促进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