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视域下的沈从文女性观研究】 沈从文代表作品

　　摘 要：沈从文女性观既与鲁迅女性观存在着异同浅深之处，也同胡适女性观有着亲疏远近之趣。总体比较而言，沈从文则更多从人性论角度来观察和思考我国女性问题。其女性观既反映了封建习俗对乡下女子生命情欲的残酷扼杀，又揭示出现代都市女性的精神空虚；既主张女性思想解放和独立自主，又深受男权思想意识浸染而轻视女性人格，因而呈现出纷繁复杂而矛盾相交情形。但其从女性外表美发展而来、融自然美和生命美于一体的女性美观，却以其美爱相凝的生命美学特征而成为其女性观中的璀璨明珠而熠熠闪光。
　　关键词：沈从文女性观；比较视域；鲁迅女性观；胡适女性观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101(2011)01�0052-07
　　收稿日期：2011�01�11
　　基金项目：武汉大学访学课题“跨学科比较视域下的沈从文研究” 资助
　　作者简介：石柏胜（1970-），男，安徽淮南人，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沈从文研究。
　　Researcn on Shen Congwen’s feminine view from the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oncurrently in comparison with LU Xun and HU Shi’s feminine views
　　 SHI Bai-sheng
　　(1.School of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2.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Journals, Huaibei Vocational & Technical College, Huaibei, Anhui 23500, China)
　　Abstract: Shen Congwen’s feminine view both has an affinity to Lu Xun’s and Hu Shi’s feminine view. Taken as a whole, Shen Congwen observes and ponders on the feminine issue in our coun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nature theory. Shen’s feminine view reflects feudalist conventions’ merciless strangling of the life and passion of the countryside women as well as the spiritual emptiness of modern metropolis women. Besides, due to its advocation of women’s ideological liberation and independence, and despise against women’s personality out of his contamination of male chauvinism, it exhibits complex and contradictory intersective situation. However, his aesthetic of women’s beauty, developing from the physical appearance and integrating natural beauty and life beauty, sparkles like a radiant pearl with its beauty-love-blending characteristic.
　　Key words: Shen Congwen’s feminine view;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Lu Xun’s feminine view; Hu Shi’s female view
　　一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是一位具有“女性倾向”、“女性情结”和“女性崇拜”的著名作家。他不仅给我们塑造了诸多优美女性形象，而且非常关注女性命运，多次发表对女性的看法和观点，因而具有鲜明而又复杂的女性观。新世纪以来，对沈从文女性观研究的论文不乏其篇，但大多局限于作家自身创作和思想现实，缺乏相对的比较视角和深广的社会文化背景。其实，探讨沈从文女性观，我们不能、也不应忽视和割裂其与鲁迅、胡适等五四时期女性解放思想先驱者女性观的密切关系。如果我们以比较视域的眼光来审视沈从文与鲁迅、胡适等人女性观的联系与区别，就会进一步把握沈从文女性观的复杂性和独特性，从而促进沈从文女性观的研究不断走向深入。
　　二
　　鲁迅是“五四”时期倡导妇女解放运动的主将和旗手。作为妇女解放思想的重要启蒙者，他不仅一直深切关注着我国广大妇女倍受压迫和摧残的悲惨命运，而且深刻思索着改变她们地位和命运的途径和方法。他眼光敏锐，思想深邃，深刻地揭露了我国几千年来“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封建思想和封建制度给女性造成的卑贱地位和悲惨命运。他在《灯下漫笔》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最下贱的一等叫做‘台’，‘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 ［1］222在这种社会状况下广大妇女沦为社会最底层，她们不仅在肉体上饱受侮辱，而且在精神上也倍受折磨。鲁迅的小说《祝福》就生动鲜明地给我们刻画了惨遭封建社会迫害和折磨的祥林嫂这一人所周知的典型悲剧妇女形象。通过祥林嫂形象,鲁迅不仅鲜明指出了封建思想和封建伦理道德是残害女性的真敌元凶，而且对代表封建礼教、严酷束缚和禁锢女性身心自由的封建性道德进行了控诉和批判。鲁迅在杂文《我之节烈观》中集中深入地剖析了封建节烈文化对妇女的思想毒害和身心折磨，并有力戳穿了封建思想统治者愚弄女性的骗局和假象――他们在大力宣扬“节烈”以束缚妇女的同时，自己却娶妻纳妾、过着“一夫多妻”的荒淫生活。这就不仅揭示了封建伦理道德的荒谬，还抨击了封建男权社会男女严重不平等的黑暗现实。他明确指出：“自然，在生理和心理上，男女是有差别的；即在同性中，彼此也都不免有些差别，然而地位却应该同等。必须地位同等之后，才会有真的女人和男人，才会消失了叹息和苦痛。”［2］614针对“女人下贱、淫乱，是万恶之源”的封建论调，鲁迅在《关于女人》中给以严厉的批驳和澄清：“各式各样的卖淫总是有女人份的，然而买卖是双方的，没有买淫的嫖男，哪里会有卖淫的娼女，所以问题还在买淫的社会根源。这根源存在一天，也就是主动的买者存在一天……男人是私有主的时候，女人自身也不过是男人的所有品。”［2］531这不仅反映了封建社会女性沦为男性玩物的悲惨情形，而且深刻揭露了造成女性悲剧命运的社会根源。鲁迅女性观的深刻性不仅在于反映了女性的生存悲剧，指出其悲剧命运的根底，更重要的是在于他对女性解放途径的思考和探索。他的小说《伤逝》就是对女性解放路径的一种形象反映和探索反思。在鲁迅看来，女性要想获得人格独立和实现恋爱婚姻自由，首先就必须接受一定的教育，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敢于冲破封建制度的罗网，大胆追求自己的理想和幸福。《伤逝》中的子君是勇于反抗封建包办婚姻、具有强烈个性的知识女性。但她在打破封建礼教、勇敢地与涓生同居后却又失去了奋斗的理想，耽于家庭的日常琐事之中，不能与涓生共同承担家庭的经济负担。于是在经济困难和封建势力的双重打击下，两人被迫分手，子君走投无路只好又回到封建牢笼之中，并最终为封建势力所吞噬。通过子君的成功与失败，鲁迅形象阐明了女性的解放问题并不能仅凭教育和勇气就能简单解决的；女性要想获得彻底解放，还必须要推翻整个封建社会，废除一切阻挠女性解放的封建制度，并取得经济上的独立和自主。在《关于妇女解放》一文中鲁迅对这一问题作了集中论述。他深刻指出：“并未改革的社会里，一切单独的新花样，都不过一块招牌，实际上和先前并无两样。拿一匹小鸟关在笼中，或给站在竿子上，地位好象改变了，其实还只是一样的在给别人做玩意，一饮一啄，都听命于别人。俗语说：“受人一饭，听人使唤”，就是这。所以一切女子，倘不得到和男子同等的经济权，我以为所有好名目，就都是空话”，“我只以为应该不自苟安于目前暂时的位置，而不断的为解放思想，经济等等而战斗。解放了社会，也就解放了自己。但自然，单为了现存的惟妇女所独有的桎梏而斗争，也还是必要的。”［2］614可见，鲁迅不仅从文学上形象地反映，而且从理论上深刻地阐明了我国妇女解放的正确途径，它对于我国妇女解放运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沈从文作为一位具有浓重女性情结的文学家，一直关注着我国妇女的生存方式和精神状态。相比较于鲁迅的女性观，沈从文也同样看到了女性在社会中的弱势地位和封建礼教对女性身心的严酷残害。他在《巧秀与冬生》中就辛辣嘲讽和有力揭露了道貌岸然、心狠手辣的老族祖对巧秀娘的残酷迫害：“自己既为一族之长，又读过书，实有维持风化道德的责任。当然也并不讨厌那个青春康健光鲜鲜的肉体，讨厌的倒是‘肥水不流外人田’，这肉体被外人享受。妒忌在心中燃烧，道德感益强迫虐狂益旺盛。”［3］421但是与鲁迅的革命思想观点不同，沈从文往往从人性论的角度去看待妇女的生存状况，因而他过多地看到了封建习俗对女性正常的爱情追求和性爱欲望的打压和毁灭。《凤凰》一文中就叙写了在当地封建势力和陈规陋习的迫害下，许多湘西女性在三种阶段的年龄中沦为蛊婆、女巫和落洞女子的悲惨命运。沈从文还特别地指出落洞女子的不幸，正在于封建道德和地方习惯对女子正常性行为的严厉束缚，并进而揭露了男权社会封建性道德的虚伪和残忍：“地方习惯是女子在性行为方面的极端压制，成为最高的道德。这种道德观念的形成，由于军人成为地方整个的统治者。军人因职务关系，必时常离开家庭外出，在外面取得对于妇女的经验，必使这种道德观增强，方能维持他的性的独占情绪与事实。”［4］398-399于是男人们就制造了极为恐怖的习俗力量，那就是男子若听到妇女有外遇，任何一个“毫无关系的旁人亦可把女子捉来光身游街，表示与众共弃。”［4］398-399在这里沈从文从人道主义出发对湘西妇女的悲剧命运表达了深切的同情，并对封建礼教和地方陋习迫害妇女的罪行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有力控诉。沈从文不仅反映了女性饱受封建礼教摧残的悲剧命运，而且还抨击了封建社会中男尊女卑的严重不合理的黑暗现实。因此，沈从文的女性观在两性问题上同鲁迅一样，也着重强调男女平等。他根据社会历史发展经验和自己的观察体会明确指出：“男性在社会上有凡事独占情形，女子在社会上却近于附庸。”［5］155他认为造成男女不平等的主要原因在于“男子拥有知识与财富”，“所以妇女问题从一个受过点普通教育，读了些小册子，年在二十岁左右的女子看来，也许要求的只是像男子一样得到知识、权力和地位。” ［5］156不过，他认为要最终解决好男女平等问题，“第一点即认识男女不宜从对立方式作无结果的战争，却必需在合作趋势上建设生活的理想，女性能明白一个家对于母性本能发展的重要性，如何大，如何重要。……男性若明白有关男女问题殊不必对立争权，更不必在名词上纠纠缠缠，凭空说理，所努力的是如何来安排一个好好的家，在家的意义上，享乐感与责任感调和得恰到好处，使这个家恰如一个聪明鸟儿温暖的窠，适宜于发展母性鸟类孵卵育雏本能，而又不丧失现代女子所需要的自尊心，因此一来，妇女问题就简单多了。”［5］156沈从文拟从性别关爱的角度，把解决男女平等的问题最终落实于男女两性对经营家庭的的自觉性和责任心上，这种观点虽从男女性别和身心方面划分了其稳定家庭的角色和义务，反映了沈从文对解决男女平等问题的思考和探索，但在当时封建礼教浓厚、阶级压迫深重的腐朽社会里，它注定是无法解决根本问题的水中月和镜中花而已。此外，沈从文还强调把男女平等的重点放在人性的自由和性爱的权利方面。沈从文认为“在两性生活上，女子也有检选的权利。同时她还可以得到一些机会，补救她已成的错误。这些特权素来属于男子，为一个男子使用时，我们在习惯中从不惊讶。女子若并不觉得自己是一件东西，却以为自己也是一个人时，她的做人的证据，是看她能不能使用她自己这一项权利的” ［5］332-333。基于这种女性观，沈从文反对男权社会视女子为传种接代的工具和玩物的封建思想，肯定了女性健康合理的人性情欲，张扬了女子对性爱自由的大胆追求。“爱你时有娼妓的放荡，不爱你时具命妇的庄严。”［6］113这正是沈从文笔下女子性爱平等和性爱自主的鲜明写照。与鲁迅侧重关注农村女性悲剧命运不同，沈从文还注意到了都市上流女性的精神空虚和道德堕落问题。他的小说《绅士的太太》就嘲讽和批判了上流社会中太太、姨娘们的精神萎靡、生活猥琐和道德堕落。此外，沈从文对现代女性自我价值观念的淡薄、思想感情的空虚和独立人格的缺失也是看得异常清晰，并给以辛辣讽刺和深刻批判：“她生存下来既无任何高尚理想，也无什么美丽目的。不仅对‘国家’与‘人’并无多大兴趣，即她自己应当如何就活得更有生趣，她也从不曾思索过。”［7］5他还在作品《第四》中揭示了现代女子精神世界中的自私性、依赖性和矫揉造作、忸怩作态：“现代女子是只因为自己的利益的拥护，才像这样子很可笑的活到世界上的。她们哭泣，赌咒，欢喜穿柔软衣裳，擦粉，做怪样子，这些专属于一个戏子的技巧，妇女总不可缺少，都是为了男子的病态的防卫。”［8］138沈从文憎恶女子缺乏自尊自立的生命人格，对她们因依傍男性讨生活而表现出的虚伪给予强烈批判，他甚至认为一个妓女也“是比之于卖身于唯一男子的女人是伟大的。用着贞节或别的来装饰男子的体面，是只能证明女人的依傍男子为活，才牺牲热情眷恋名教的。”［9］283这既揭露了封建贞节的虚伪性，又对女性缺失自主性的自欺欺人行为作了严厉谴责。可见，无论是农村妇女的低贱和悲惨，还是城市女性的沦落与矫情，沈从文都予以密切关注和深入思考。沈从文在反映农村传统女性不幸生活和批判城市现代女性精神空虚的同时，也清晰地看到了女性在社会中的弱势地位，并表示了深切的同情与悲悯。与鲁迅女性观不同，他从人道主义出发，认为正是不合理的男权社会造成了女性的愚昧落后、自卑低贱和空虚堕落，所以他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品性不端的男性。“我觉得天下的女子没有一个是坏人，没有一个生长得体面的人不懂爱情。一个娼妓，一个船上的摇船娘，也是一样的能够为男子牺牲，为情欲奋斗，比起所谓大家闺秀一样贞静可爱的。倘若我们还相信每一个人都有一颗心，女人的心是在好机会下永远有向善倾向的。女人的坏处全是男子的责任。男子的自私，以及不称职，才使女子成为社会上诅咒的东西。”［8］134关于改变女性命运的问题，沈从文认为要改变妇女的卑贱命运，提高她们的社会地位，出路就在于教育。这不仅要教育男性，更重要的是要教育女性自身。他希望通过教育来使女子“单为作一个‘人’，用人的资格，好好处理她的头脑，运用到较高文化各方面去，放大她的生命与人格” ［7］13。此外，沈从文还把妇女解放问题寄托在男女两性对“家庭”观念的共同认识上面，特别是主张男子要“对家多发生一点兴趣，多负分责任”，“且努力来安排一个家”，“学作一个模范丈夫，方可望女子乐其家室，达到女子的理想。”［5］152-153因此，他希望“妇女部中能容纳几个专家，将当前中国妇女问题，从与男子‘对立’趋势上，引导到与男子’合作’趋势上来。至少这种工作值得试验，尤其是就中层阶级男女，必须作种种设计，建设一些新的两性观，对抗封建观实在大有意义。”［5］157沈从文看到了妇女教育在女性思想解放中的重要作用，并且把基于家庭观念认识上的男女合作当作解决妇女问题的“试验”，这虽有其合理性和进步性的一面；但他所提出的这种忽视阶级压迫环境和社会制度根源，单纯以教育手段和“男女合作”来解放妇女思想、改变妇女命运的途径与方法，在当时灾难深重和腐败污浊的社会环境里无疑是不切实际、难以奏效的，与鲁迅以推翻黑暗社会制度、实现经济独立来改变自身的命运的妇女解放思想相比，显然表现出了其思想观念上的薄弱与不足。
　　三
　　同鲁迅一样，胡适也是我国“五四”时期妇女解放思想启蒙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和先驱者。由于胡适自小就广泛接受新潮思想，后来又到美国留学，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的深刻影响，他对我国封建制度迫害妇女问题特别关注。早在1906~1909年他在中国公学读书期间就发表多篇文章，阐述他对我国妇女问题的许多看法。其中《曹大家驳论》一文就集中笔墨对宣扬封建礼教、束缚女性身心的《女诫》及其作者班昭进行了严厉批判，认为“《女诫》虽然我们姐妹们大半没读过，然而千百年来无不遭受它的压制，那区区一部《女诫》，便把中国的女界生生地送到那极黑暗的世界去了。”［10］576。针对《女诫》褒扬的妇女节烈问题，他更是予以辛辣讽刺和猛烈抨击。新文化运动伊始，他还专门写了《贞操问题》进一步对压制妇女性爱自由的封建思想和伦理道德给以批驳：“我以为我们今日若要作具体的贞操论，第一步就该反对这种忍心害理的烈女论，要渐渐养成一种舆论，不但永不把这种行为看做‘猗欤盛矣’、可旌表褒扬的事，还要公认这是不合人情，不合天理的罪恶；还要公认劝人做烈女，罪等于故意杀人。”［11］504可见，胡适不仅批判了“节烈”、“贞操”等封建伦理观念，而且深入剖析了它们形成渊源，剥去了它们道德伪装，揭露了它们残害女性身心的罪恶。胡适的女性观并没有仅仅停留于对戕害女性的封建礼教的揭露与批判上，它还表现出了比较鲜明的男女平等思想。他认为合理健全的社会应该是男女平等的社会，否则社会就会患有重病，难以正常发展。他指出：“世界人类分男女两部，习惯上对于男子很发展，对于女子却剥夺她的自由，不准她发展，这就是社会的‘半身不遂’的病。社会有了‘半身不遂’的病，当然不如健全的社会了。”［11］490胡适在驳斥封建贞操论之时，也指出了封建贞操论“双重标准”的男女不平等的现实问题，揭露了其只束缚女性而不问男性的歪理和荒谬。他认为贞操论应该同时约束夫妻双方的性爱关系，强调夫妻双方的信任与忠诚。男子不能在用贞操论压抑女子性爱的同时，自己却过着三妻四妾的荒淫生活。他还认为在家庭财产的继承权上男女也应该平等一样，女性家庭成员应当享受同等的继承权利。胡适女性观中更为重要的是大力提倡女性的独立与自主。因留学美国多年，胡适对美国妇女生活极为熟悉，并对她们的自立人格大加赞赏。他认为美国妇女同男人一样具有自由、独立的性格，她们可以不受束缚地选择自己所喜欢做的社会工作，从而能体现出做人的价值。他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做《美国的妇人》演讲时就极力推崇美国妇女“超于良妻贤母”的人生观。什么是“超于良妻贤母”的人生观？胡适说：“做一个良妻贤母，何尝不好？但我是堂堂地一个人，有许多该尽的责任，有许多可做的事业。何必须做人家的良妻贤母，才算尽我的天职，才算做我的事业呢？”［11］490他认为中国妇女不能把自己仅仅局限于贤妻良母的角色而失去自己奋斗的理想和事业，鼓励中国妇女要像美国妇女一样具有“超于良妻贤母”的精神品格，去堂堂正正地做人，从而获得自己独立的人格魅力，最终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关于中国女性解放的途径，胡适首先提出中国女性应当像美国妇女那样确立独立自主的精神品格。他认为美国妇女之所以能够像男子那样走上社会求学做工、参政议政，就在于她们敢于冲出丈夫和孩子设置的家庭牢笼，具有坚决不依靠男性生活的自立自强精神。因此，他极力赞美女性的自立精神，并认为自立精神是建设良善社会所必不可缺少的条件：“良善的社会决不是如今这些互相依赖，不能‘自立’的男女所能造成的。所以我说的那种‘自立’精神，初看去，似乎完全是极端的个人主义，其实是良善社会绝不可少的条件。这就是我提出这个问题的微意了。”［11］502其次是要求社会提供给妇女平等的教育机会。胡适认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使中国女性获得独立自主的人格。他在《胡适留学日记•四》中指出：“女子教育之最上目的乃在造成一种能自由能独立之女子，惟有能自由独立之女子，然后可以增进其国人道德，高尚其人格。”因此，他竭力主张要开放大学女禁，并提出大学女子教育的方法和步骤：“第一步，大学当延聘有学问的女教授，不论中国女子外国女子；第二步，大学当先收女子旁听生；第三步，女子界的人应该研究现行的女子学制，把课程大加改革，总得使女子中学的课程与大学预科的入学程度相衔接，使高等师范的课程与大学预科相等。若能添办女子的大学预科，便更好了。”［11］503第三是看到了经济权对女子解放的重要作用。1919年8月，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生李超因被兄长残酷剥夺了家庭财产继承权而穷困潦倒，病死北京。针对这一女性悲剧，胡适愤慨激昂地为李超写了传记。在《李超传》中胡适不仅指斥了迫害女性的封建礼教制度，而且指出了女子继承权的重大社会问题，并深刻地认识到经济权对女性获得自由独立的重要作用，强调了女性要获得身心解放，就绝不能忽视经济方面的独立与自主。
　　沈从文同胡适有着师生和朋友的良好关系。沈从文文学与教育事业的顺利发展，以及他和张兆和的结合多次得到过胡适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帮助。“梁实秋去世之前在台湾《联合文学》上发表文章说‘提拔沈从文的有三人，依次为胡适、徐志摩、杨振声’”［12］102。沈从文在内心是感谢和敬重胡适的。“胡适提出的‘文学革命’的思想，始终为沈从文所心悦诚服。在创作上，沈从文是胡适文学革命主张的忠实实践者。”［12］102因此，沈从文的诸多思想意识也必然或多或少地受胡适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的影响。总览沈从文女性观，我们会发现其诸多内容也受到西方资产阶级女性主义思想影响，因而与胡适女性观相比较其有更多相近的地方，如都反对封建思想和封建礼教对女性的愚弄和戕害，都主张打破束缚女性身心自由的思想枷锁、培养她们的自主个性，都看到城市女性的软弱性和依赖性，都强调要依靠教育的手段来实现女性的彻底解放等；但是在其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上两者又都显现出了比较鲜明的差异性。沈从文是一个特别关注生命强力、注重人性自由的文学家，因此他与受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影响的胡适不同，他更多地是从生命和人性角度去表现他的女性观。例如，在反对封建传统伦理思想对女性性爱压抑方面，胡适多是站在现代资产阶级女性主义思想高度上著书立说、多从正面给封建贞操论以严厉地揭露和斥责；而沈从文则从女性追求纯真情欲的正常人性角度出发叙事写人，常以“大胆的反抗行为”予以形象地反映和评判。《雨后》里的阿姐敢于打破封建礼教的束缚，追求自己的身心自由，在空山新雨后的大自然中尽情地与意中人享受性爱的欢乐。作品以清新朴实之笔，把阿姐形象置于青山绿水的诗情画意之中，并赋予她情感的细腻和温柔，给我们塑造了一个率真可爱的女性形象。此外，在沈从文的笔下，《旅店》里的老板娘黑猫、《连长》里的寡妇等，甚至就连世俗鄙薄不屑的妓女，也得到热情的肯定和赞美。因为在沈从文的女性观里，她们已不再是俗人眼里的淫女荡妇，而是一个个洋溢着旺盛生命力、充满独立个性、具有丰富感情的的女性形象。“在这个奔放的情欲世界中，读者感受到的并不是猥亵，而是人们对于自己生命力量的欣悦与自豪，是作家对于生命活力的赞叹。”［13］在主张妇女培养自主能力、发展个性思想方面，与胡适提倡美国妇女“超于良妻贤母”精神相比较，沈从文多从女性大胆追求爱情自由一面来表现女性的生命强力、赞美女性自立形象。《如蕤》中的如蕤爱上人时，爱得轰轰烈烈，但是一旦爱情消失就毅然舍弃。她所追求的爱情是“固执的热情，疯狂的爱，火焰燃烧了自己后还把另外一个也烧死，这爱情方是爱情！”因此，为了找寻理想爱情，“为了我的快乐，为了不委屈我自己的感情，我就走了。”如蕤在爱情上的主动追求和决然抛弃，生动刻画出一个独立自主而又敢作敢为的女性形象。《三个女性》是最能体现沈从文现代女性观的作品。小说通过三位知识女性之口表现了女革命者梦珂“不俗气”、“有些地方像个男子，有些地方男子还不如她”的超凡才能，称赞她有“远远的理想”并能“为理想而死”，并热情赞美她能够走进社会做工并参加革命、最终为革命献身的英勇奋斗精神。沈从文通过对如蕤、梦珂等现代女性形象的塑造，鲜明地表现了他对女性自立自强精神的肯定和弘扬。在探索女性思想解放的途径方面，沈从文与胡适一样都看到了妇女教育对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发展将起到的重要作用，希冀依靠教育手段来逐步提高女性的知识水平，培养她们独立做人的现代思想品格。但与胡适倡导的开放大学女禁宏观政策相比较，沈从文更是从微观上剖析了当时女子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并深入考虑了妇女运动在女子教育中的改革与创新方法。他看出当前女子教育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认为政府对女子的教育无计划、缺系统、不科学，结果教育效果很差。他指出：“五四运动谈解放，被解放了的新式女子，由小学到大学，若问问什么是她们必读的书，必不知从何说起。”［7］4因此，女子教育杂乱无章，毫无计划：“新的没有，旧的不读，这个现象说明一件事情，即大学教育设计中，对于女子教育的无计划。”［7］4这样就势必造成令人担忧的教育后果，“因此教育出的女子，很容易成为一种庸俗平凡的类型；类型的特点是生命无性格，生活无目的，生存无幻想。一切都表示生物学上的退化现象。”［7］4针对女子教育中“学校只教她们读书，并不曾教过她们做人”［7］6这一严重问题，沈从文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即大力开展女子“改造运动”和女子“做人运动”，认为“凡是对于妇女运动具有热诚的人，也应当承认‘改造运动’必较‘解放运动’重要，‘做人运动’必较‘做事运动’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妇女运动，以‘改造’与‘做人’为目的。”［7］9沈从文希望发起“改造运动”和“做人运动”来对实施对女子的教育，以唤起女子做人的价值观和社会的责任感，真正实现女子思想的解放、人格的独立和地位的提升。
　　四
　　与鲁迅、胡适的女性观显著不同的是，沈从文在揭露封建社会对女性禁锢和压迫、并给予同情和悲悯的同时，还时常不由自主地流露出轻视和玩赏女性的男权文化意识。他虽从性爱的角度阐述了男女平等的思想和权利，但他常常却又以男性赏玩的口吻忽视女性的客观存在和心理感受。这既反映了封建传统文化对沈从文潜意识的深层侵袭，又表现了沈从文女性观的矛盾性和复杂性。沈从文植根于传统文化教育的土壤中，他并没有彻底摆脱封建男权意识形态的因袭和重负，在他为女性的自主和独立寻求解放的出路时，他的女性观中还夹杂着男性中心话语的不和谐音色。因此，他的议论和叙述言辞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封建男权意识的鲜明印痕：“女人就应作女人的事。女人的事是穿绣花的衣裙，是烫发，是打扮，是用胭脂擦嘴唇，是遍身应洒迷人的贵重香水，没有别的！在读书中间，也不忘记这类事，这女子算一个好女子。”［14］109他不仅以男性的审美眼光来判定“一个好女子”的标准，甚至还以高高在上的男权威严来教训女人：“一个女人本来就要你们给她思想她才会思想，给她地位她才有地位，同时用‘规则’或‘法律’范围她，使她生活得像样一点，她才能够有希望像样一点！”［15］183此时的沈从文已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女性作为独立个体的存在，而以男权意识居高临下地对女性评头论足：“上帝造女子时并不忘记他的手续，第一使她美丽，第二使她聪明，第三使她同情男子。”［15］183沈从文除了在言论上表现出异常显赫的男权文化特征外，他还在作品中一些女性形象的描写上涂入了男权意识的鲜明色彩。其一些作品在以男性审美趣味突出女性身体特征基础上，时常含有轻视的笔调和玩味的意蕴。《厨子》中写女人“全身壮实如母马，精力涨满如公猪，平常时节不知道忧愁，放荡时节就不知道羞耻。”这种把女人情欲比作动物本能的描写明显让人感到男权社会的女性鄙视意识。《一个带水獭皮帽子的朋友》虽赞美了朋友的豪爽雄强的生命精神，但却在不经意之间流露出男性文化赏玩女性的庸俗趣味。沈从文还以男性的眼光来审视女性的价值，认为女性价值评价的有效尺度是“一个女子在自然派定那分义务上，如何完成她所担负的‘义务’”［16］277。在这里沈从文要求女子要“把身体收拾得很美”，并要尽力完成“自然派定”的满足男人欲望的义务，显然是无视女性的尊严而单纯把女性身体看成是抚慰男性世界的欣赏物了。在沈从文这种充满男性强势话语形态的女性观里，女性已失去了自尊自立的个性魅力，而成为屈居男性手下的附属物了。正如论者所言：“传统男权文化对沈从文的影响也是明显的，他在民族伦理中继承了男权无意识的因子。他塑造女性，仍然按照男性的审美标准和需求，而忽视了女性的生命逻辑和真实的心理状态，未能摆脱男性中心话语。”［17］
　　但是，沈从文这种充溢男权意识的女性观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它由早期的单纯欣赏女性的身体美逐渐发展、升华到崇拜女性的生命美，而且其男权意识也随着这一过程渐次消解。因此，赞扬和崇拜女性美也成为沈从文女性观不同于鲁迅和胡适女性观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沈从文爱美，更爱女性美。他曾写到：“女人没有美，我们的世界，便长久是阴郁的梅雨天气，再不会有万花齐放的三月春天了。”［14］110这种对女性外貌美的简单夸大和无限渴望，不仅表现了沈从文早期女性观中的男性中心意识，而且也显现了他对女性美的本能反应和浅层次的审美感受。随着婚后社会生活经验的不断丰富，特别是对“生活与生命”关系的深入思考，对美不懈追求和探索的沈从文开始注意到了女性外表美与内在美的有机结合，并把女性美同自然美和生命美融为一体，不断深化“美在生命”的美学观。他这一时期的女性美观念更多地是落实在对其理想女性形象的追求和构建中。“理想女性是京派作家心中的一方神圣净土，她们是那个乡土世界中一切美好价值的象征，是作家审美理想和美好感情的寄托，体现作家创作深层的‘女性崇拜’心理。”［18］88其作品《三三》中的三三、《边城》中的翠翠和《长河》中的夭夭等就是作者理想女性的心理映象，她们外表秀丽而又内心纯美，不仅表现了作者对女性美的诗意追求，而且更是作者生命美的理想体现。“一般作家用社会道德尺子去衡量笔下的女性，而京派作家则用人性的尺子来衡量女性，极力赞美女性的生命美，他们不着力表现辛苦带给她们的苦痛，而是按照人性的标准欣赏女性的美，并以此表达对她们的尊重。”［18］89沈从文从单纯的 女性外表美和自然美渐进到理想女性的生命美，进而升华到对集爱与美于一体的神性美的追索：“一个人过于爱有生一切时，必因为在一切有生中发现了美，亦即发现了神。”［15］359沈从文对女性美、自然美和生命美的钟爱与追求，使其发现了充满爱和美的神性生命。“我需要的就是绝对的皈依，从皈依中见到神！”［7］94对神的皈依，也就是对爱与美的皈依。融注了爱与美内容的女性美已超出了外表美的肤浅层次而成为神性生命的一个特质，沈从文对女性美的追求也演变成对女性美的崇拜，从而使其不断发展的女性观最终沉淀出厚重的女性情结。
　　五
　　鲁迅和胡适同是五四时期妇女思想解放运动中的主将和旗手，又都是与沈从文同时代的思想文化界名人，他们关于妇女的一些思想认识必然或多或少地影响着沈从文女性观的形成和发展。由以上论述可知，沈从文的女性观既与鲁迅的女性观存在着异同浅深之处，也同胡适的女性观有着亲疏远近之趣。总体而言，三人都揭露了封建文化思想和伦理道德对我国女性身心的严重束缚和摧残，探讨了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弱势地位和她们愚昧落后、缺乏精神自主的自身问题，并都从各自思想观点出发提出了实现妇女思想解放的途径与方式。但是，相比较而论，鲁迅因为对社会的黑暗腐朽和阶级压迫有着更为清晰而深刻的认识，所以特别强调女性的出路重在社会的解放和经济独立；胡适在美国留学多年，深受西方资产阶级女性主义思想影响，因而其女性观更多地打上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鲜明烙印，虽对封建礼教多有揭露和抨击，但就其女性解放途径而言，最终仍不免落入缺乏社会现实基础的空泛教育改良之中。而沈从文作为一个注重人性的文学家，则更多地从人性论角度来观察和思考我国女性的生存和情感问题，其女性观既注重反映偏远农村封建习俗对女性生命情欲的残酷扼杀，又突出揭示了现代都市女性的精神空虚和人格失落；既主张女性身心自由、实现生命的独立与飞扬，又深受男权思想意识浸染、在一些作品中不由自主地流露出轻视女性的口吻和心态。在探讨妇女思想解放途径方面，同鲁迅的倾向“社会革命论女性观”相比较，沈从文的女性观更接近于胡适的“教育改良论女性观”，不过他对女性教育的问题与革新看得比胡适更加具体而细致。但是，就三人女性观总体比较而言，沈从文既主张女性自立、又轻视女性人格的矛盾女性观无疑表现得更为另类。他对女性美的崇拜与对女性人格的轻视，不仅构成了其女性观中的鲜明悖论，而且也反映了其女性观既有开明先进的内容，也有保守落后的地方。其多侧面、复角度产生的不和谐因素使其女性观呈现出纷繁复杂而矛盾相杂的情形：“一方面他有‘女性崇拜’意识，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对女性的轻视和偏见；一方面他从生命的审美高度给予女性美以艺术的描写，另一方面又局限于男性的视角来鉴赏女性；他是一个女性‘善美’论者，同时又视女性为‘尤物’。因此，他虽力图在作品中表现女性的美和爱，但却没法逃避他的男性价值、审美观。”［19］但若从人性美角度而论，其从女性外表美发展而来、融自然美和生命美于一体的女性美观，正以其美和爱相凝的生命美学特征而成为其女性观中的一颗璀璨明星而熠熠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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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吴晓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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