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党员规模问题：“膨胀”与“虚化”
时间：2021-06-01 20:02:4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中国共产党的党员规模是政党高层与学界关注的焦点话题。通过国际间的比较可见，中共的党员密度处于中游水平，党员规模问题除了绝对数量超大导致治理困难的“膨胀”外，更表现为普通党员未能满足政党及社会对其的角色预期而导致的党员规模一定程度的“虚化”。“虚化”的实质是对党员的角色预期与“政治人”分层常规状态的错位，“虚化”的形成缘于党员激励机制和退出机制的失效。解决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政党“瘦身”，而是要进一步以执政党思维纠正革命党色彩的党员角色预期，并通过党内民主的发展构建有效的党员分层激励机制。
关键词：党员规模；膨胀：虚化；角色预期；分层激励
中图分类号：D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4）01-0045-06
截至2012年底，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总数已达8512.7万名，比上年增加252.5万名。中共党员规模的不断增长引发了政党高层和学界的共同关注。鉴于苏联共产党的历史教训，以及当前党建工作中的软弱涣散现象，人们逐步改变了党的规模越大力量越强的观点，对党员规模过度膨胀产生了忧虑。2013年1月28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加强新形势下的党员发展和管理工作，会议要求建立规模适度的党员队伍，提出了党员队伍建设的总体目标：规模适度、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纪律严明、作用突出。在此前后，围绕党员规模问题，学界进行了讨论。一些论者认为中共党员规模过大，应当“瘦身”。其中，张锡恩提出的中共正式党员可以缩编3000万，党员队伍回归到中共十四大时的5100万左右的观点，引起舆论热议。不过总体而言，关于中共党员规模问题的研究，目前仍处于朦胧状态：对于规模适宜度的衡量标准缺乏共识：对于问题的实质和根源缺乏深入探讨；相关对策多围绕党的会议精神进行阐释，针对性不足。
本文对中共党员规模问题的研究，始于对中共党员密度的国际比较分析，然后从绝对数量和功能发挥两个方面梳理中共党员规模作为“问题”的表现。并借用“政治人”分层的理论探析中共党员规模问题的实质。进而将这一问题置于政党一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环境之下，通过对党员招募标准、党员与党组织的联系、党员退出机制的分析，探讨问题的根源。最后，根据对这一问题的学理分析，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
一、中共党员密度的国际比较分析
对政党党员规模可以从客观数值和主观评价两个方面来衡量。客观数值包括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两个维度。绝对规模指党员总数的多寡，中共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政党，一直被研究者列入“超大型政党”的行列。相对规模主要指党员密度，有时也包括党员的地区、阶层、职业的分布和政党体制内部各政党之间的比较。党员密度又称政党密度，可用党员数/人口数、党员数/选民数来测量。由于各国人口规模差别巨大，因此党员密度的测量标准更具比较意义。
（一）与前苏联东欧共产党的比较
依据2012年底中共党员数，以人口（135404万）计算的党员密度约为6.29%。这与执政时期（1984年）苏联东欧共产党的比较如表1所示。可以看出，在相近的政党和政党体制类型中，中共的党员密度处于中等偏下水平，并不高。
（二）与欧洲群众性政党的比较
以选民数（2012-2013年换届选举登记的选民约9.81亿）计算的中共党员密度约为8.68%。这可以与“政党危机”前后（20世纪70年代初至80年代末）欧洲国家的群众性政党进行比较。由于这些国家实行多党制，因而应以国别内部各政党党员总数作为参照对象。中国与欧洲国家党员数/选民数的比较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见，与群众党鼎盛时期的欧洲政党相比，中共党员密度处于偏低水平，即使是与“政党危机”时的欧洲政党相比，也不过处于中游水平。如果将表2和表1数据按照中共在表中的数据比（6.29：8.68=72.5%）进行换算（即表2的数据乘以72.5%），甚至可以看出，在政治制度截然不同的国家中，党员密度仍大体保持在一个相近的范围之内。这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社会中民众对于政治参与或执政党对于政治动员的需求程度。
二、中共党员规模作为“问题”的表现：膨胀与虚化
通过国际比较可见，中共的党员密度总体处于中游水平，甚至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但中共党员规模确实存在“问题”，问题主要表现在党员绝对规模的“膨胀”和党员队伍一定程度的“虚化”两个方面。
（一）问题表现之一：党员绝对规模的膨胀
在排除相对规模方面的问题之后。客观数值方面的问题便直观地表现为中共党员绝对规模超大且仍在不断膨胀。按照年均净增200多万党员的速率，在2020年之前，中共党员总数将超过1亿人。不断膨胀的超大型党员规模给政党治理带来了巨大难题，这突出表现为党内治理结构必须采取多重科层化的架构。这种架构的弊端在于：（1）党务管理所需人力、物力资源巨大，管理成本高企；（2）党内沟通不畅，难以避免官僚主义作风，管理效率低下；（3）较高层级的党内民主难开展，党员权利难保障，组织对党员的吸引力降低；（4）僵硬的组织架构难以适应社会流动性的环境，党组织与流动党员建立联系困难。这些弊端已经隐然形成了政府体系中的党组织及党员干部与社会群众中的党组织及普通党员之间的关联裂痕。
导致中共党员规模超大且不断膨胀的基础性原因是庞大的人口基数。世界最大规模的人口总量提供了潜在的最大规模的政治参与需求，而政党一国家的刚性制度因素使这些需求几乎只能通过加入中国共产党来实现。首先，民主党派缺乏吸纳群众性成员的制度条件。在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体制下，各民主党派采取了发展对象固定类型化的精英型政党模式，所吸纳的成员数量有限。截至2011年底，八个民主党派成员总数为80多万人，仅是中共党员规模的1%。其次，缺乏与执政党有竞争性的社会参与组织。民间社会组织整体发育不够成熟，且很少涉足政治领域。社会阶层和群体利益日渐分化，但尚未形成组织化的利益集团。工青妇等群众性闭体完全置于中共领导之下，是其针对特定人群贯彻政策的工具。由于支撑中共党员规模的人口基数和刚性制度不可更改，因而“膨胀”作为党员规模问题的表现只能是须认真应对但无法根本改变的客观存在。即使实行张锡恩的政党“瘦身”方案，将正式党员降为5100万人，党员规模仍在同一数量级，所存在的问题并不能真正改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