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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到陕北阅读与总结经验

    时间:2021-05-24 20:02:4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人家不是说我狭隘经验论吗?”
      1936年9月,三支红军主力到达陕北,环境刚刚好一点,毛泽东和周恩来、博古就致电前方的彭德怀、刘晓和李富春等,表示:“(一)同意富春办法,组织流动图书馆。(二)明日即开始寄第一次书十本,先交富春,停三天转寄彭刘,停一星期。(三)各同志务须按时寄回,以免散失。(四)以后将一星期或十天寄一次。”10月22日,毛泽东又写信给在西安做统战工作的叶剑英和刘鼎,让他们“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例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柳 的《街头讲话》之类”,“作为学校与部队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
      据莫文骅回忆,他1936年在红军大学学习期间,有一天林彪回来说,毛泽东那里有一本《大众哲学》,很好,我们大家都应该读一读。莫文骅随即到毛泽东住处借阅《大众哲学》,一看上面有许多圈画,毛泽东一再叮嘱早些送还。他立即找人刻腊板,因为缺纸,就用废旧文件的背面油印了该书,每个学习组发了一本。
      大概就在这段时间,毛泽东通过其他渠道收到两批书,恰如雪中得炭。一批来自上海,是鲁迅在病中托冯雪峰转送的。其中包括鲁迅自己的作品和瞿秋白文学译文集《海上述林》(上卷),以及《隋唐演义》《世界知识》《论语》《大众生活》等。一批是委托从天津中央北方局调到陕北苏区工作的王林,通过在北平的关系购买的。包括列宁《国家与革命》、列昂节夫《政治经济学》等,均由王林送到陕北保安。毛泽东1956年春听取燃料工业部副部长王林等人汇报工作时,还提到买书的事,并说书现在还有,实在感谢。1965年10月又讲:最困难的时候,王林同志给我带来了好些书。记忆如此之深,可见那时渴盼书读,真个是如旱望云。
      初到陕北那段时间,除马列著作外,毛泽东重点阅读的书籍有两类:哲学和军事。
      1936年7月到达陕北保安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对毛泽东作了深入的采访。他记述说:“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
      毛泽东至少在1936年8月以前就读到李达等人翻译的西洛可夫、爱森堡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他这年8月给易礼容的信中说,“读了李之译著,甚表同情”,希望能够和李达建立通信联系。毛泽东和中央机关1937年1月迁到延安后,从国统区来的文化人逐渐增多。在发愤攻读哲学书籍时,如果条件允许,他主动和作者交流自己的阅读体会。1937年9月,艾思奇到延安,毛泽东第一次和他见面,就说,“你的《大众哲学》我读了好几遍了。”随后,他又写信给艾思奇:“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随信附有用毛笔抄录的《哲学与生活》内容,4500字左右。
      毛泽东在信中所说“略有疑点”的一个问题,指《哲学与生活》中这段论述:“差别的东西不是矛盾,例如笔,墨,椅子不是矛盾。但如果懂得推移和变化的原理,就知差别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化为矛盾,倘若某两件差别东西同时同地在一起且发生互相排斥的作用时,就成为矛盾了。”毛泽东抄录这段话后,在后面加写道:“根本道理是对的,但‘差别不是矛盾’的说法不对。应说一切差别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一个人坐椅摇笔濡墨以从事作文,是因人与作文这两个一定的条件把矛盾的东西暂时的统一了,不能说这些差别不是矛盾。……差别是世上一切事物,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故差别就是矛盾;这就是所谓具体的矛盾。艾的说法是不妥的。(毛泽东意见)”
      如此细微地辨析一个哲学概念,足见阅读之细,思考之深。毛泽东这段时期读的哲学书籍,保留下批注的有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丁主编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等。从批注看,他对《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和《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用功最深,在前一本书上写的批注约12000字左右,在后一本书上的批注约2600多字。批注内容主要有四类:原著内容的提要;对原著内容的评论;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所发的议论;对原著中一些理论观点的发挥。
      毛泽东当时比较集中读哲学,确实觉得自己对马列主义哲学理论不够了解,即使知道些,也不深透。据《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史》记载,1937年5月至8月他讲授《辩证法唯物论》,每周两次,每次4小时。每次备课,都花了很大功夫,但还是觉得讲不出什么东西来。郭化若的一个回忆很有意思。1937年8月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前夕,郭化若去看望毛泽东,“见主席办公桌上摆满了马列主义书籍,拿起一本《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翻了翻,见开头和其他空白处都有毛主席的墨笔小字旁批,内容多是谈中国革命中的经验或者教训。这使我初步理解到毛主席是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当郭化若说没有赶上到“抗大”听毛泽东讲哲学课时,毛泽东说:“别提讲课了,最近到陕北公学讲了一次,折本了。”“我花三天四夜,准备讲课提纲,讲矛盾统一法则,哪知半天就讲完了。这不折本了吗?”对此事,毛泽东1964年6月8日在一次会议上还谈到:准备写《矛盾论》时可难了,写了出来,只讲了两个小时。
      当时发愤阅读哲学书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想回击中央苏区时期教条主义者对他的批判。教条主义曾给他戴了顶“狭隘经验论”帽子,甚至说“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不能说毛泽东心里没有憋一口气。只有发愤读书,掌握理论工具,占领哲学思想和方法论的制高点,才能澄清和回击此前对他的批判,才能从根本上驳倒那些以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实为教条主义的人。对这个阅读初衷,他从不隐晦。据郭化若回忆,毛泽东1937年8月同他谈读书之事,还讲过这样的话:“不读书不行呀,人家不是说我狭隘经验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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