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日本与东盟安全合作的新变化及影响
时间：2021-05-23 00:02:3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自安倍晋三上台以来，日本与东盟的军事安全合作呈现出加强之势：军方高层互访频繁、合作方式多样化、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双边与多边合作并重。这一新变化既与当前东亚地区格局的结构性变化有关，也与日本、东盟的自身利益追求有关。本文试图分析日本在东南亚地区安全秩序中扮演何种角色，及其背后的动因和由此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 日本 东盟 安全合作 少边主义
2013年是日本与东盟建立友好合作关系40周年。纵观2013年日本的东南亚外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值得关注的新变化：日本与东盟国家的军事安全合作呈加强之势。进入2014年，日本延续这一势头：2月18日，日本与东盟各国在冲绳县宜野湾市举行副防长级会谈；2月25日，日本提出武器出口管理新三原则的草案，允许向海运要道沿岸国（如菲律宾和印尼）售武。本文试图分析高调主张“日本回来了”的安倍政府将在东南亚地区安全秩序中扮演何种角色，及其背后的动因和由此产生的影响。国内学者对该议题的研究成果有：任慕：《冷战后日本与东盟地区安全合作的限制性因素分析》，《东南亚研究》，2012年第6期；孙伟：《后冷战时期日本与东盟安全合作的演变》，《南洋问题研究》，2012年第4期。国外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有：Lam Peng ed.， “Japans Human Security Role in Southeast Asia，”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28，No.1，2006；Ian Storey， “ Japans maritime security interests in Southeast Asi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Political Science， Vol. 65， No. 2，2013； Bhubhindar Singh， “The Evolution of Japans Security Role in Southeast Asia，”The Round Table： The Commonwealt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ume 99， Issue 409， 2010； K.V. Kesavan， “Japan and ASEAN：Their Changing Security Relations，”ORF Occasional Paper，No.22，2011；James Manicom， “Japans Role in Strengthening Maritime Security in Southeast Asia，” in John Bradford & James Manicom（eds.）， “Maritime Security in Southeast Asia：[转下页]
日本对东盟安全政策的历史演变
自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与东南亚各国关系进入快速发展期。1973年，日本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笔者把1973—2012年间日本对东盟的安全政策分为以下几个阶段：[接上页]U.S.， Japanese， Regional，and Industry Strategies， ”NBR Special Report，No.，24，Nov，2010，pp.31-42； Ryo Sahashi， “ Security Partnerships in Japans Asia Strategy Creating Order， Building Capacity and Sharing Burden，”IFRI Center for Asian Studies，No.61， Feb. 2013； 在日本国际交流中心先后于2003年、2013年出版的《东盟-日本合作：东亚共同体的基石》（ASEAN-Japan Cooperation： A Foundation for East Asian Community）和《超越2015：东盟-日本促进东南亚民主、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Beyond 2015：ASEAN-Japan Strategic Partnership for Democracy， Peace， and Prosperity in Southeast Asia）中，也有相关章节专门论述了安全领域的合作。
第一阶段：1973至冷战结束初期。1977年日本提出“福田三原则”，东盟国家逐步建立了对日本的信任，双方在经济、政治、文化、科教等领域的合作迅猛发展。日本作为“雁行模式”的领头雁，通过积极促进东亚区域整体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提供政府开发援助等手段，带动了“东亚四小虎”的依次起飞和发展。但即使是在这一历史最好时期，多数东盟国家对日本仍持戒备和警惕态度，特别是在军事安全领域。例如1982年日本政府宣布要保护1 000海里海上交通线，扩大其防区范围，当时的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明确表示：他非常非常警惕日本军事力量的增强。 Far East Economic Review， V.118，No.43，Oct. 22-28，1982，p.25.许多东盟国家也反对日本牵头解决柬埔寨问题。 Sueo Sudo ， “From Fukuda to Takeshita： A Decade of Jpan-ASEAN Relations，”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10，No.2，Sep 1988，pp.125-126.
第二阶段：冷战结束至2001年。日本为实现“政治大国”的目标，进一步加强了与东盟的政治安全合作。1992 年9 月，日本自卫队派遣1 800余名陆上自卫队员（ 工程兵部队） 赴柬埔寨参加维和行动，此次维和行动迈出了和东盟各国安全合作的重要一步。日本在解决柬埔寨问题上的表现赢得了东盟各国的普遍称赞，打消了它们加深与日本安全合作的忧虑。1993 年1 月，宫泽首相出访泰国、马来西亚、印尼与文莱等东盟四国，在曼谷发表了题为《亚洲太平洋新时代及日本与东盟的合作》的演讲，呼吁各国“制定未来和平与安全秩序的长远设想”，强调日本要积极参加亚太地区“安全对话机制”的建立。期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日本成功发起并主导东盟地区论坛（ARF）的成立。通过多边机制的建设，日本希望达到“扩大安全影响力、约束并塑造中国力量的崛起、拉住美国的存在”三重目的。在这一时期，日本在东南亚的安全外交日趋活跃，逐步开展了与印尼、泰国和越南的双边安全合作。 孙伟：《后冷战时期日本与东盟安全合作的演变》，载《南洋问题研究》2012年第4期，第2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