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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典如何挽救失足者

    时间:2021-05-06 12:01:5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防止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历来是每个国家、城市乃至社区的重要任务。由于有犯罪前科者往往有仇视社会或自暴自弃等心理,所以,挽救失足者、预防再犯罪又成为这项任务的重中之重。在这方面,瑞典实施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举措。
      据统计,瑞典的犯罪案件很大程度上是一小撮特别活跃的犯罪分子所为。按照犯罪学的术语,这些罪犯被称为“惯犯”、“累犯”,他们的特点是屡教不改,犯科累累,严重危及普通人的正常生活,进监狱对他们而言仿佛家常便饭。这些犯罪分子除了给受害者带来生理上、心理上和经济上的损害之外,还给社会增加了沉重的负担,是对国家法律制度和公共福利制度的冲击。社会为他们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他们本身的生活也充满噩梦,寿命要比正常人短。为此,瑞典社会做了大量工作,目的是把这些人从犯罪道路上拉回来,使他们重新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也还社区一方净土。
      瑞典主要集中三个方面的力量对失足者进行挽救。
      一、监狱的力量。瑞典挽救罪犯的行动实际上从罪犯入狱的那天起就开始了。瑞典有一个古老的传统,就是监狱中设有教育犯人改过自新力求上进的组织,同时在监狱中营造一种同正常社会相一致的氛围。罪犯在监狱改造中就已经开始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过着工作、学习、娱乐井然有序的正常生活,为出狱后回归社会重新做人作好了准备。
      二、社区的力量。社区专门设有失足人员服务机构,全面监督管理失足人员(主要是缓刑犯)的情况,也可以对他们派出监护人,不过大多数情况下监护人都由普通人,通常是缓刑犯的亲属在业余时间担任,被称为兼职监护人。监护人的职责是监督缓刑犯遵纪守法,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心理困扰和生活困难,协助他们与各种部门、机构联系,解决住房和就业等实际问题。缓刑服务机构还负责执行一种新型的监禁形式——电子监督,这其实是一种在家中执行的监禁,适用于某些情节较轻和刑期较短的判决。犯人只能在规定的时间和出于某种特定目的才能走出居室。电子监督是靠电子监视器来完成的。
      另一方面,社区要责成和监督失足人员从事社区服务,即社区矫正。按照瑞典法律,对某人判处有期徒刑缓期执行时,可以同时要求他利用业余时间在社区从事无偿劳动。最少劳动时间累计40小时,最长劳动时间累计不超过240小时,根据犯罪情节轻重而定。劳动内容就是通常志愿者协会所从事的环保、社会服务等工作。
      三、各种社会团体的力量。例如,瑞典的失足者重返社会协会就在社区治安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失足者重返社会协会于1997年秋在斯德哥尔摩成立,是一个非营利协会组织。据2003年1月统计,该协会约5000名会员中有3900多人都是有过犯罪记录的人,他们大多数曾经沉湎于毒品或酒精而不能自拔,现在都已过上了远离毒品和遵纪守法的生活。协会还有900多名会员是来自社会各阶层甚至来自瑞典皇室的志愿者。
      协会成立的头半年,主要目标是在会员之间建立起内部的圈子,找到合适的活动方式。在此期间,协会向政府、社区、各机构和其他协会广泛地宣传自己的任务和宗旨,并且和瑞典司法部联系,获得了他们的支持。司法部对失足者重返社会协会的成立十分重视,两次派代表访问了协会在斯德哥尔摩的办事处,目前协会已经羽毛渐丰。协会的中心任务是要帮助那些染上了不良嗜好、有过犯罪记录、蹲过监狱的人重新过上一种自由的生活,做回不沾毒品、遵纪守法的体面人。为此,协会制定了一条实实在在的座右铭——“诚实守信、体面正派、团结一心、远离毒品”。“资深”的老成员成了协会的宝贵财富,他们现身说法,用自己走过的弯路和摆脱噩梦的经历来帮助有类似经历的新成员。
      在实践中,协会逐渐摸索出了一条行之有效的路子,找到了不少别开生面的好点子:
      一是抓住第一时机的迎新交友行动:
      犯罪学研究发现,罪犯获释后的最初阶段是他们最容易故态复萌,也最需要特别帮助的阶段。这个阶段的工作如果做好了,可以减少许多社会不安定因素。所以协会工作的重点目标是那些刚刚释放出狱的人,这些人正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徘徊,协会就在这时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协会许多成员自己就有过这样的经验,重新犯罪的潜在危险其实在获释的前几周就开始了,那时候即将获释的罪犯会兴奋地盘算着自己出狱后的打算,筹划着和老朋友恢复联系。为了避免他们和从前的狐朋狗友重新混在一起,协会在他们还没走出监狱大门时便开始和他们建立联系,介绍协会的新朋友和他们认识。罪犯获释之日,协会的许多成员都会在高墙门外迎接他,欢迎他加入协会,让他感受到真正的友谊。
      二是以老带新的“教父教母”行动:
      新人入会,协会要为他们安排一位“教父”或“教母”。“教父”或“教母” 通常与新会员有着相似的经历和背景,这使他们的交流更加没有障碍,谈心也更加有说服力,而不是干巴巴的说教。也许就在不久以前,“教父”或“教母”曾遭遇和新会员同样的困扰,这些困扰是局外人无法理解的,比如如何以严谨的态度对待异性,对生活厌倦时向谁求助,如何鼓起勇气面对子女,怎样不被偏见和歧视打倒。“教夫教母”行动是协会的一个重要监督机制,它以老会员为纽带,把新会员和社会联系起来。协会为“教父”、“教母”甚至新成员配备手机,保证“教父教母”与新会员24小时全天候沟通,以便当他们遇到困难时及时给予帮助。“教父”和“教母”的活动在协会的统一指导下进行。
      三是重寻家庭温暖的父子亲情行动:
      协会的许多成员都因为以往的失足而失去了儿女的信任和感情,这常常使他们感到内疚和不安。要想重新建立与孩子的亲情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耐心。许多会员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和经验,不知道如何做一个好父亲或好母亲。出于这些原因,许多从前的惯犯都不愿意担负起父亲的责任,这是他们重过正常生活的严重障碍。父子亲情行动对希望回归社会的罪犯来说犹如雪中送炭。协会为他们组织夏令营和冬令营,在那里曾经失足的父母亲可以和孩子在安全和鼓励的环境中修补受损的关系。夏令营和冬令营之后,协会每两周要组织一次会议,帮助新成员学会如何与孩子相处,如何在孩子心目中重新树立起父亲的威信。
      综合起来看,瑞典挽救失足者,维护社会治安的措施主要有这样两个特点:
      一是对罪犯的改造具有延续性。它从罪犯犯罪开始实行,一气呵成,衔接比较紧密。
      二是对罪犯的改造具有多方位性。监狱、社区、协会、家庭共同发挥作用,社会各方配合比较默契。
      这两点结合起来,便使得预防再犯罪的工作大大减少漏洞,很大程度上杜绝了失足者重新犯罪的根源,对我们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我国刑满释放人员重新犯罪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监狱在刑罚执行过程中,着重于对罪犯进行劳动改造,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忽视了对罪犯的思想教育改造,因而有些罪犯扭曲的灵魂没有真正得到矫治,也没有能够使罪犯真正认罪服法。二是管理不衔接,有些罪犯刑释后没有登记,以致长期脱管、失控,重新流窜在社会上作案。三是失足者往往受社会、家庭歧视,破罐破摔,对社会群体存在情感和交往障碍,对自己重新做人失去信心。四是不少刑释人员得不到安置就业和帮教,陷入困境。有的长期找不到工作,生活没有出路,有的遇到困难或不良诱惑,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帮助和教育,结果重新走上犯罪道路。
      显然,我们在挽救失足者方面存在问题的地方,正是瑞典做得比较好的方面。瑞典所积累的成功经验无疑将给我们以启示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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