珞珈山明星韩德培
时间：2021-02-28 12:04:3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韩德培 中国当代著名的法学家、教育家，国际私法领域的权威学者。1945年应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的邀请，回国担任武汉大学法律系教授，历任武汉大学法律系主任、武汉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兼副秘书长，武汉大学副教务长。1980年，创建全国高校中的第一个国际法研究所，1981年创建全国唯一的环境法研究所。
雪后的珞珈山，显得分外妖娆，在山下的居民楼中，我们见到了仰慕已久的韩老先生。先生虽已届98岁高龄，但仍精神矍铄，对于我们的到来，先生脸上洋溢着悦然之情，先后与我们三次握手。在得知我们的来意后，先生感慨万千，自豪地向我们介绍起武汉大学法律系重建以来所取得的成就，我们知道，这其中凝结着先生毕生的心血。而在谈到那段苦难的岁月时，先生仍付之爽朗的笑，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先生那乐观的态度和超脱的情怀!
习法之路
“从史政系转到了法律系，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但我无愧于我的速择”，如今已是一代法学大家的韩德培如此评价当年自己的选择。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原来并没有学习法律，为什么到了南京中央大学以后改学法律呢?
韩德培(以下简称“韩”)：我本来不是学习法律的，但是听了法律系主任的讲课后改变了，他课讲得非常好，不仅法律系的学生听，连外系的学生也去听他的课。我听了他的课以后，觉得学习法律很有道理，因此改学法律。这个教授对我的影响非常大，他的名字叫谢冠生。当时他既在政府里任职，同时又是法律系的系主任。他先在司法院担任秘书长，后来担任部长，还曾留学法国，课讲得的确好，受他的影响，我选择了法律系。
记：好像您以前是在史政系?
韩：是的。先在历史系后在政治系，然后改学法律。
记：中国因此少了一名历史学家而多了一名杰出的法学家(笑)。1940年，您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留学，仅仅过了两年，您就获得了国际私法的硕士学位。作为一个外国人，您当时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韩：我考取的是中英庚款留学生，当时非常不容易，只有一个名额。本来是到剑桥大学学习，可是英国发生战争，就去不成了。在国内待了一年，后来他们决定让我到加拿大去，所以就到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去学习，多伦多大学是加拿大最大的一所大学。我去那里学了两年，第一年学普通法，包括契约法、财产法等，根据普通法系来学。第二年学国际私法，写论文，我写了一篇论文，导师看了以后很满意，当时很顺利地通过答辩取得硕士学位，这是当时多伦多大学法学范围内最高的学位。
记：那您毕业论文的题目是什么?
韩：题目是《国际私法上的实体与程序问题》，对于这篇论文，导师很满意，没有改一个字就顺利通过了。
记：1942年，您获得这个学位以后，又以特别研究生的身份去了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当时是怎么想到继续去美国的呢?
韩：这倒不是预先规划的，因为我们到国外去只能待三年，两年获得硕士学位后还余下一年，于是就转到哈佛大学法学院继续学习研究，一般来说，到国外去大家都是为了读到一个学位，而我只余下一年时间，再读学位的话时间也不够，同时我觉得再读学位也没有必要。到了哈佛大学法学院后，第一感觉就是，法学院的图书真是丰富!于是，我决心在那里做研究。作为特殊研究生，不读学位，只做研究，接下来，我可以用日文、德文，法文看书，于是我整天泡在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图书馆里，看了很多很多的书。一年后因太平洋战争爆发，我不能回来，于是继续留下做研究。这样，我在哈佛大学法学院一共待了三年时间，在此期间，我做了大量的笔记，主要涉及三个学科：国际私法、国际公法，法理学。我也去听过这方面的教授讲课，这对我帮助很大。可以说，在哈佛大学三年，我在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多成果，太平洋战争一结束，我就回来了，当然，大量的笔记都随身带回来了。
落户珞珈山
韩德培和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经济系教授张培刚及世界史学家、历史系教授吴于廑，被哈佛的中国同学戏称武汉大学周鲠生校长邀请的“哈佛三剑客”。
记：1945年，您到武汉大学任教，能给我们说说这当中的故事吗?
韩：我回国前，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先生正好在美国，他就到哈佛大学去为武汉大学找教师。我听说武汉大学法学院在国内相当好，出版的刊物《社会科学季刊》也相当有质量，周鲠生先生自己写的论文就非常好，我每期都看。因此我对武汉大学法学院印象特别好，周先生邀我去，我说：“好，我一定来，”后来浙江大学也邀我去担任其法学院院长和法律系主任，我只能说对不起了。我到武汉大学后，浙大还写信给周校长，希望能让我过去，后来就让李浩培去了浙江大学，
记：您当时选择到武汉大学除了周校长的邀请外，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呢?
韩：武汉大学渊源于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昌创办的自强学堂。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这里汇聚了一大批法学精英，是中国法学研究的重镇。武汉大学图书，馆的法学书籍非常多，各种期刊都有，所以我觉得武汉大学是一个可以做学问的地方。这里不仅环境非常好，学术空气也非常浓厚。我来到这里的第二年，就担任了法律系的系主任，然后就一直做下去，一直到1957年，武汉大学法律系并到其他院校后。1957年，我被划为右派，在这次运动中，我被“整顿”了20年，所以武汉大学的法律系也停办了20年。右派帽子摘掉以后，武汉大学没有法律系，我到外文系去教英语。后来“文化大革命”又把我划成右派，说我讲外文，替资本主义国家涂脂抹粉，是在反动，就第二次把我划成右派。在中国高校里面，两次被划成右派的，恐怕没有第二个人了，不过以后我被彻底地平反，说老实话，一点问题也没有，不管是政治也好、经济也好、工作也好、为人也好。可是整整耽搁了20年之久，我相信，将来问题会搞清楚的，我相信，这段不正常的历史总有一天会纠正的，我有这个信心，所以我才能咬紧牙渡过难关，这在当时也很不容易，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很大，但我坚持下来了。
记：您谈到这方面的问题，我们正好也想向您了解这方面的情况，那么，您当时是因为什么原因被打成右派的?
韩：那个时候，我在武汉大学主持法律系工作以后，还兼任教务工作，当时，有一个学校党委副书记(同时兼任人事工作)。此人非常粗暴，老实讲，他的文化水平相当低，政治水平也不高，他常常粗暴地对待学生，将学生开除，我主管教务，在一次学校的常委会上我表示不赞同他这样做，我说：“年轻人有时候犯错误，主要是靠教育来改正错误，怎么能动不动就开除呢?在旧社会，你开除学生，这个学生以后就找不到工作了，在这个问题上要慎重啊。”所以我坚决反对。我在常委会上一讲，常委会同意我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