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生存的和谐:新时期文学的“人学”进步|和谐时期请关门txt

　　[摘要]对人的生存质量的高度关注、对人的生存与发展的前瞻性思考是新时期文学人学思想进步的主要标志。透过那些群体性、方向性的文学现象，比如民间情结、城乡互补想象以及对人的生存主动性的强调，我们不难解读出寻求生存和谐的理想指向。对和谐生存理想的追寻，不仅使新时期文学的人学思想具备了鲜明的时代特征与本土特色，而且也标志着中国文学作为“人学”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关键词]新时期文学；人学；和谐生存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11)09－0123－05
　　
　　新时期文学的人学进步是在其雄厚的思想资源与现实基础上实现的，一方面，中国传统的人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人学、西方古典人学及现代资产阶级人学共同构成了其思想资源，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现实的剧烈变革促成了知识分子对人的认识的深化，“‘人是目的，而非手段’、‘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些著名的论断似乎到了今天才开始为我们深刻理解。”“人应该怎样活着”或者“人怎样活着会更好”成为新时期文学一个集中表现的人本母题，并且具备鲜明的时代特征与本土特色。
　　“和谐生存”作为一个具有终极意义的生存目标进入新时期文学的人学视野是有其必然性的，一是和谐历来就是中国人所追求的一种“大美”境界，二是历经社会动荡的中国知识分子对生存的不和谐有着切身的体验与深刻的反思，因而把和谐与生存理想联系起来也就有了历史必然性与逻辑合理性。和谐生存作为一种关系生存观体现了新时期文学广阔的人学视野，作为一种审美生存观体现了新时期文学新的“人生美学”高度，作为人的科学发展观体现了新时期文学对于人的解放与自由的终极性追求，因而它标志着新时期文学的人学思想到达了一个新的历史制高点。新时期文学对“和谐生存”理想的追求，无论是被看做创作主体自觉、一致的追求，还是被视为一种时代自觉下的创作个体的非自觉合作，它都是一种经得起追问的文学事实，透过纷繁复杂的文学表象，尤其是透过那些群体性、方向性的文学现象，我们便不难解读出“和谐生存”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理想指向。
　　
　　一、民间情结：和谐生存理想的诗性表达
　　
　　新时期文学从上世纪80年代初就实现了一种民间转向，这种文学选择一方面缘于新时期整个中国社会文化的世俗化转向，另一方面则缘于此前文学的乌托邦想象对文学与人的双重愚弄――文学沦为政治意识形态的附庸，而人则成为现实中的失败者。这种民间转向不仅仅是为了体现一种“民间关怀”，也不仅仅是为了寻求民间文化的魅力或讴歌民间在苦难中体现出来的道德理想，更重要的是为了从民间寻求人的和谐生存理想的重要基因。
　　“民间”是一个含义复杂的概念，在新时期文学中，它既被视为一种文化形态，也被视为一种生存形态。作为前者它一般被认为是“一种非权力形态也非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形态的文化视界和空间”。作为后者它则具备了更为丰富的意义：第一，它被视为一种远离权力中心、远离意识形态控制的生存形态，这就意味着“民间生存”具有自在、自为、自由、自然的理想因素。第二，它被视为一种与现代文明有着某种对峙意义的生存状态，它不仅蕴含着更多的传统文明的因子，而且与复杂、动荡、紧张的“现代化”生存状态相比，它显得更为单纯、平和与温馨。第三，民间生存又被视为一种充满活力的“循环永生”式生存，民间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人性自身的关系都被置于一种生生不息的循环系统之中，一切生存因素的相伴相融、相生相克都是那样的合情合理、自然天成。显然，民间生存被赋予了“和谐生存”的特征，尽管这种生存状态并非完美无缺，但其和谐生存的优势却在现代化生存弊端的反衬下显得尤为可贵。因此，新时期文学把民间作为人生理想的寄托地，不仅仅是因为民间呈现出的世外桃源魅力与中国知识分子“清静无为”情结的契合，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其为现代化进程中的国人寻求理想生存之路的责任感与积极努力。
　　对民间生存蓝图的勾画从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就已开始，张贤亮的《绿化树》与《灵与肉》首先勾画出了落难知识分子的“民间避难所”――以马樱花、李秀芝们为核心的民间小环境，质朴、纯洁、安静、祥和，只有在这里，章永麟、许灵均们才会获得短暂的和谐生存体验。在其后的一大批书写“知识分子落难”的作品中，民间显示了同样的意义，汪曾祺、阿城、贾平凹、张炜、张承志等人于八、九十年代发表的小说和散文，迟子建、毕飞宇等新生代作家发表于九十年代之后的作品，对麦地、草垛、阳光、河流、大海、村庄等民间意象情有独钟的“第三代诗”等，都对讴歌民间生存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而海子的“面向大海，春暖花开”无疑可被视为这种民间生存理想的典型写照。可以说，歌颂民间的生存状态始终是新时期文学中顽强延伸着的线索，而这条线索上最具代表意义的作品当数汪曾祺的《受戒》、阿城的《棋王》、贾平凹的“商州三录”系列散文与张炜的《九月寓言》。
　　《受戒》是八十年代文学中一道独特的风景，它与当时充满仇恨与痛苦的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如诗如画的苏北里下河风光的描绘、对小和尚明海与农家少女小英子水晶般初恋情感的点染、对人与环境和谐统一关系的展示，充分印证了汪曾祺所说的“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有学者评价说：《受戒》的意义就在于“它将帮助人们懂得：不管在什么条件下，都要意识到自己的人的本质是自己的真正本质。”《受戒》在远离政治意识形态打扰的民间营造了一种理想境界，从而彰显了它在寻求民间生存理想方面的启蒙意义。
　　作为寻根文学典型文本的《棋王》则提供了另一种和谐生存的民间蓝图。知青王一生被下放到具有民间性质的边陲农场，只有在这个远离时代漩涡的地方，他才有可能自主选择“吃”与“下棋”这样两种生存方式。而“吃”与“下棋”是不受主流意识形态控制的“民间性”行为，前者满足人的自然性需求，后者满足人的精神需求，二者达到了和谐统一，并由此实现了人与环境、人与人以及人内心的和谐――由于王一生与环境及他人的关系被单纯化为“吃”与“下棋”的关系，因而他的生存才呈现出似与那个动乱年代并无关碍的自由、自在状态。因而，《棋王》的意义不仅在于它为我们寻到了庄禅文化精神，更重要的是它启发人们如何在还原民间意识中去寻求生存的和谐状态。
　　贾平凹的“商周三录”系列散文则在表现民间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的前提下，侧重表现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商周这片颇具秦汉遗风的民间大地，不仅在自然风光上“似乎是天地自然的有心安排”(《商周初录》)，而且有着十分美好的人情，进山者端放在路边的旧草鞋、主人对偷山果者的宽容、免费的茶水、不计报酬的接骨老汉、悠闲的摆渡老人、美妙的天伦之乐、喜庆的婚嫁场面，一切都昭示着这里是个和谐社会。而这种和谐直接惠及人的生存质量的提高，如其中提到的小村镇棣花“山美，水美，人美。所以棣花的姑娘从 不愿嫁到外地，外地的姑娘千方百计要嫁到棣花”，“十六个小队，队队都有百岁老人。”贾平凹笔下的商周生存模式，不仅有着世外桃源般的自由自在，而且有着人的积极追求与勤劳奋斗，这就把和谐生存的民间理想上升到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创造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高度上。
　　在张炜的《九月寓言》中，人的和谐生存理想则有了更为全面与深刻的内涵。“融入野地”无疑是一种典型的民间生存理想，野地是万物自由生长的所在，它不仅象征着勃发的生命力，而且也包容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复杂因素的相生相克，最终使一切达到和谐统一。有学者曾这样评论《九月寓言》：“人间的浊气被天地吸纳、消融，人不再局促于人间而存活于天地之间，得天地之精气与自然之清明，时空顿然开阔无边，万物生生不息，活力长存。”《九月寓言》昭示的民间和谐生存理想，不是没有灾难与矛盾冲突的极乐世界，而是能在各种矛盾的自生自灭中使人的生命得以自然延续、精神得以自由伸展、生存意义得以升华的理想世界。
　　这些极有代表性与影响力的作品在表达民间生存理想上既形成了互证互补的关系，也呈现出渐趋深化的态势，这标志着新时期作家对“和谐生存”的认识的深化。
　　需要指出的是，新时期文学所营造的“和谐民间”，并没有多少明确的现实目标意义，更多的是一种形而上的精神目标意义。讴歌民间，不仅因为民间生存更贴近生命本来的律动，尊重生命的原生状态，具有对于生命的亲和力，更重要的是民间具备了“非民间”往往不具备的精神生存的某些诗性品质，讴歌民间就是要为陷入种种现代性生存苦恼中的人寻找一种精神生存的理想参照，或者说提供一种能够获取精神资源的理想之地，从而完成对现实生存缺陷的一种弥补。因而，这种民间情结也就成为对和谐生存理想的诗性表达。
　　
　　二、城乡互补想象：和谐生存理想的现实性诉求
　　
　　对城乡关系的书写无疑是新时期文学中的重头戏。城市与乡村一般被视为人生存的两种基本环境或者社会发展变化的缩影，新时期文学的城乡书写突破了这种一般性的认识，将二者视为人的两种生存方式，因而，新时期文学中的城乡关系书写就成为“城市生存”与“乡村生存”关系的书写。与民间生存蓝图的构想所不同的是，“城乡互补”是一种与现实贴得更近的生存理想，它不仅是现实生活中的人所期望到达的生存目标，也是现实生活中最有可能实现的目标，因而它是一种最具现实意义的理想诉求。
　　中国人的和谐观历来不同于西方人的和谐观对形式因素的偏重，更强调事物的异质同构性，《左传》中的“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族”与《易》所表达的“阴阳相合，刚柔相济”思想，强调的都是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依并存、相反相成的关系。城市生存与乡村生存正是两种异质性的生存方式，城市文明主要代表工业文明与现代文明，它更侧重于人的物质生存文明形态，乡村文明主要代表农耕文明与传统文明，它更侧重人的自然生存与精神生存文明形态，因此，“城乡互补”就成为新时期文学在探寻和谐生存理想途径中基于现实感受而自然生发的一种想象。但这种想象的目的指向性在大部分文本中并未被直白地表述出来，而是潜藏在文本的情感导向、价值判断与审美评价之中，这正印证了黑格尔所说的“艺术是用感性形象化的方式把真实呈现于意识，而这感性形象化在它的这种显现本身里就有一种较高深的意义。”
　　在新时期初的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中，城乡是对立的两面：城里的“走资派”大都被下放到乡村，被认为缺乏人生必要锻炼的知识青年也被派到农村去，这些事件都是建立在对城乡异质性认同的前提之下。乡村被看做是生存状况远不及城市的所在，因而，这种下派带有明显的“发配”性质。具有戏剧性的是，这些被发配到乡村的“走资派”或知青们往往在乡村获得了生存的和谐：他们与大自然及朴实的村民建立起了亲切美好的关系，并由此获得了内心的安宁、纯净与温馨。同时，乡下人也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这些城里人带来的文明因子的影响。在这里，城市生存与乡村生存在不期然中实现了初步的互渗与互补，达到了初级层面上的对立统一。
　　其后的寻根文学与改革文学中，这种城乡互补想象变得自觉、明晰起来。铁凝的《哦，香雪》最早向我们表达了城乡互补的自觉意识，乡下的一群姑娘与火车上的城里人交换日常用品，这种“交换”本身就蕴含着一种“互补”思想――城市与乡村在互通有无中实现互补。称得上“乡下人进城”文学系列鼻祖的《陈奂生上城》同样表达了这种城乡互补想象，农民陈焕生不仅将油绳卖到了城里去，而且在城里的宾馆住了一夜，城里的一切“新鲜事”对他的灵魂产生了巨大冲击，使进城以后的他与以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此，陈奂生一直很神气，做起事来，更比以前有劲多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后来具有“贬城褒乡”倾向的一批作家，他们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作品中所表现的城乡关系同样是一种温情脉脉的互补关系。如在张炜的《声音》中，乡下的小罗锅到城里教书，从乡下到城市的跨越被视为他人生进步的标志，而农家少女二兰子也在小罗锅的行为感召下陷入了觉悟前的沉思。在贾平凹的《腊月・正月》、《鸡窝洼人家》等作品中，代表乡下人生存进步的一方都与城市发生了密切关系，而拒绝城市文明的乡下人则被视为保守落后的一派，乡村与城市互补的期望被清晰地表达出来。
　　九十年代之后，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人们在八十年代刚刚建立起来的朦胧的生存和谐感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再度丢失，尤其是随着拜物观念对城市的逐渐侵蚀，使城市人的生存弊端日益显现出来，城市人的生存离自然越来越远，人与人的关系日趋紧张，人的内心也随之陷入了失调状态。而相比之下，乡村“与诗十分近似”的生存优势则被凸现出来。因此，这一时期便陆续出现了大量具有“贬城褒乡”倾向的文学作品，无论是张炜、张承志、贾平凹与部分新生代作家的小说和散文，还是“第三代诗人”及“70后”、“80后”诗人的部分诗歌，都表现了这一倾向。在这些作品中，城市的生存弊端往往被夸大，它被看做是“上不了天也入不了地的地方”。而作为城市生存弊端的反衬，乡村生存又往往被作了理想化处理，它被视为人类诗意生存的栖息地、理想的精神家园。准确地说，这种理想化的乡村大多是回忆中的乡村或想象中的乡村。另有一大批反映“乡下人进城”的作品，则主要表现了批判城市的倾向，如在尤凤伟、周大新、毕飞宇、孙慧芳、贾樟柯的作品以及众多的“打工诗”中，乡下人进城之后大多是悲剧命运。文学批评界曾经提出乡下人进城作品的“代言主体”问题，认为“代言与乡下人主体之间的差别距离”导致此类作品的视角成为一种未必切合事实的“他者眼光”，这说明此类写作的根本目的并非展示某种历史真实，而更多的是为了表明一种理念性的东西：乡下人很难融于城市，城市不是乡下人的乐园。至此，城市与乡村的对立性质似乎被突显出来。
　　但有一个重要的事实不容忽视，即新时期文学的城乡书 写并未对城市与乡村作出简单的肯定或否定，而是充满了内在矛盾性：如贾平凹一边从感情上拒绝着城市，一边又“从理智上知道城市代表着文明”；张炜一边表示“城市是一片被肆意修饰过的野地，我最终要告别它”(《融入野地》)，一边又说：“在我看来，(城市与乡村)这两种‘文明’的界限不太清楚，都差不多。”这种认识上的内在矛盾性使得新时期文学在对城乡生存进行价值判断时自觉不自觉地采用了辩证的眼光：一方面，城市生存在遭到批判与质疑的同时，其包括物质生存文明在内的许多现代文明成分并未被否定。新生代作家毕飞宇对城市的认识可谓是有代表性的：“城市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人类发展的一个高度”，只需“时时刻刻对城市保持着某种警惕性”即可。在贾平凹、张炜等人的作品中，城市成为让人心生厌倦却又不舍离去的生存场所，《废都》中的庄之蝶并未回到乡村去，《高老庄》中的子路最终也回到了城市。这与作家本人的经历有着密切的关联：他们都有着从乡下移居城市的经历，对记忆中乡村的生存优势与眼前城市的生存弊端都有着深刻的认识与感受，但他们并未毅然决然地离开城市返回乡村。这说明城市文明还是人的生存所需。同样，乡下人进城的生存动机也被充分肯定，乡下人对城市文明的向往被看做是“人往高处走”的一种合理化表现。另一方面，乡村的落后性也并未被回避，它往往被看做一个让人留恋又心存遗憾的生存场所，而这种遗憾又源于农村生存的艰辛，尤其是乡村物质生活的贫乏，如路遥、张炜、陈应松、吕冀、余华等人的作品均深刻揭示过这一问题。同时，乡村在城市文明带动下所呈现出来的进步性也被认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文学”直到21世纪前10年的文学，乡村向着现代文明迈进的欣喜情绪可谓随处可见，如在贾平凹的《从棣花到西安》、裘山山的《且看车轮滚滚》、毕星星的《在乡下坐公共汽车》等发表于2009年的散文新作中仍能清晰地看到这种欣喜。贾平凹曾在《商周初录》的结尾处写到：“城里的好处在这里越来越多，这里的好处在城里却越来越少了。”这恐怕才是新时期文学一度“贬城褒乡”的症结所在。这些文学现象无疑会让我们做出这样的解读：城乡生存各有长短，二者互补才是我们的深层渴望。
　　如果说新时期文学的大部分作品在表达“城乡互补”理想上尚具某种含蓄性，那么，贾平凹的《土门》与王安忆的《上种红菱下种藕》则对此作了明确的表达，贾平凹在《土门》中不仅明确表示了不能“一味地反对城市或一味地否定农村，应该有健全的意识”，并且虚构了“神禾塬”这样一个城乡文明因素完美结合的理想之地。而王安忆的《上种红菱下种藕》则主要反映了乡村在接受城市化过程中的平和态度，在这里见到的不再是城市与乡村的激烈碰撞，而是二者自然而然的融合，是城乡文明的互相渗透。至此，城市与乡村“既是一种互文关系，也是一种相互乌托邦的关系”被更为直观地表述出来。新时期文学无论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书写城市与乡村，其深层目的都是为了完成一种生存补缺――城市生存优势与乡村生存优势的互渗互补，进而到达一种符合人的全面发展要求的和谐生存境界。
　　
　　三、凸现“人的能动”：从人自身出发寻求和谐生存途径
　　
　　新时期文学没有把人的和谐生存理想的实现单纯地寄希望于外部世界的完善，而是更多地寄希望于人的主观能动性，列宁所说的“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在新时期文学中得以形象而深刻地阐释，其大量文学事实所表明的是：人的生存与发展固然需要一个“和谐社会”来作为环境保障，但人又是和谐社会的建构主体，人与和谐社会是一种“共建”关系，而人的主体作用又是实现这种“共建”的关键因素。
　　人的主观能动性有着极为丰富的表现形式，在新时期文学中，这种主观能动性首先被指向了人的意识层面，然后才是人的行为层面。在意识层面上又主要集中于人的理性的健全与诗性的回归，这是符合新时期中国人的生存现实需要的。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把人的理性分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前者是仅关注以技术手段获取某种功利的理性，后者是着眼于人文关怀，以人的自由、全面、长远地发展为目的的理性。诗性则属于人的生存美学范畴，它通过人的理想、情感与想象等精神高蹈的形式指向人的灵魂之美。十年“文革”导致了人的理性的全面陷落，因而新时期初期的文学主要致力于人的理性的初步修复。1990年之后的市场经济大潮使人的物性被充分唤醒并凸现出来，理性与诗性被挤压与遮蔽，于是，理性呈现出偏重工具理性、忽视价值理性的残缺状态，而诗性则面临消亡的危险，有作家说“20世纪的最大灾荒是人的灵魂的灾荒”。新时期文学及时担当起了这一生存状况的晴雨表与指南针的任务，力图通过重新唤醒人的理性与诗性引领人们步入和谐生存理想的建设之路。人的行为是其意识的产物，因而，新时期文学首先关注的是人应该“怎么想”，然后才是“怎么做”，这种“观念先行”策略应是社会变革时期的文学的必然选择。
　　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构建上，新时期文学把人的主观能动性指向了人的“生态观”的确立以及在此主导下的保护自然的行为。生态观是价值理性的表现形式，以宇宙整体观、联系观、和谐观为核心，关注人在与自然万物协调并存中获得长远发展。新时期文学把对于人的“生态启蒙”作为重要的入学价值取向之一，不仅出现了大量的生态小说、生态散文与生态诗，而且在其它题材的作品中也表现出这种自觉的生态启蒙意识，有学者指出：“人与自然的共生共存”已经成为新时期小说的四种“主题原型”之一，确如其言。新时期文学的生态启蒙主要采用了两种策略：一是批判中的启蒙，即通过对人漠视自然、破坏自然的行为的否定来唤醒人的生态意识；二是引导中的启蒙，即通过对人尊重自然、保护自然行为的肯定来指引人的行动方向。在新时期文学大量涉及人与自然关系的作品中，随处可见遭到破坏的自然对人类的严厉惩罚，水土流失、山洪、大火、沙尘暴、动物及人的变异等现象在诸如阿来的《已经消失的森林》、杨志军的《环湖崩溃》、孙飞连的《洪荒》、汪泉的《沙尘暴中深呼吸》、雪漠的《狼祸》、贾平凹的《怀念狼》、李松涛的长诗《拒绝末日》等作品中均有充分展现。而另一方面，自然保护者也越来越享有崇高的历史地位，许多看山者、守林人、动物保护者的形象已渐具英雄形象的特质，如郭雪波《沙狐》中的老沙头、雪漠《狼祸》中的孟八爷、陈应松《云彩擦过悬崖》中的苏宝良等。而在张炜的生态启蒙策略中，这种批判与引导大多被赋予了寓言性质，他的《一潭清水》、《我的老椿树》、《刺猬歌》、《梦中苦辩》、《怀念黑潭中的黑鱼》等作品，都反映了人与动植物之间的因果报应关系，其潜台词十分清晰：尊重自然者得好报，反之则遭恶报。新时期文学的这一系列努力无非是为了完成一种“生态预警”，使人们在对于生态意义的深刻认识与能动的行为中实现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在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构建上，新时期文学将人的主观能动性主要指向了个人道德的自我完善。道德一 般被阐释为“一定的社会为了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所提倡的行为规范的总和。”道德意识同样是价值理性的产物，因为道德的本质是在“利他”的前提下达到“利他”与“利己”的统一，许慎将“德”阐释为“外得于人，内得于己”正是此意，也就是说，个人只有靠着对自身的道德约束才能与他人及社会建立起互利互惠的和谐关系。可见，道德是有效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在新时期文学中，道德的这种“调节功能”被有意凸现出来：一方面，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所反映的政治压榨下的道德沦丧，改革文学所反映的物质文明冲击下的道德落伍，新写实文学所反映的日常生活挤压下的道德麻木，直到1990年之后的文学反映的物欲泛滥中的道德失准乃至缺席，道德的不在场或不健全始终是造成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失调的症结所在。另一方面，新时期文学所营造的一切和谐生存图景又始终由“道德主人公”所主宰，这些主人公被从乱世(比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民间(比如乡村文学、底层文学)、宗教(比如张承志的小说)、历史(比如怀旧文学)中寻找出来，以承担“道德救世”的历史任务。这无疑彰显出新时期文学对人的道德的急切呼唤。有学者指出：“社会转型期也是活跃的道德建构期，……这样的时期也是文学的道德价值格外突显与更充分地实现的时期。”新时期文学正是力图通过唤醒人的道德建构意识来诱发人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主观能动性，这使得新时期文学对道德的弘扬突破了“完善人格”的目的视域，拓展到人在与他人、社会的关系构建中获得和谐生存的广阔目标。
　　在人自我心灵关系的和谐构建上，新时期文学将人的主观能动性指向了人对于诗性的追求。诗性是人向往自由与美的天性。无论是海德格尔对诗性所做的“诗与思的对话”的阐释(《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维柯所说的以想象与隐喻为核心的“诗性智慧”(《新科学》)，还是强调以主体心灵来融通万物的中国式诗性精神，诗性的意义都被指向了对人的心灵的健全与平衡的构建。在新时期文学中，人的诗性既被视为支撑人的灵魂的重要支柱，更被视为人调节内心生态平衡的关键性因素，因而对于诗性的主动追求就成为人进行灵魂自救的首要途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芙蓉镇》在显示其历史反思意义的同时，其实也提供了一个凭借诗性进行灵魂自救的初级范本，“走资派”秦书田正是通过把自己灾难性的生存进行了诗化处理而获得了心灵的自由，他哼着小曲接受劳改，以舞蹈的动作扫大街，以表面上自嘲的形式成就了自己如意的爱情和婚姻，这是一种富有主观能动性的心灵自我保护，因而与阿Q的精神胜利法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稍后的《棋王》在这一方面则更具典型意义，王一生在动乱的外在现实中凭借对下棋的“痴迷”成功地为自己开辟了一片心灵圣地，使自己的心灵在纯净、自由、崇高与美感中获得了平衡与和谐。秦书田与王一生的心灵胜利可谓是一种中国式的“诗性智慧”的胜利，即通过“把一种现实的日常时间转化为特殊的审美时间”来超越现实的干扰与羁绊，获得心灵的自由活动。
　　九十年代之后的文学，诗性更是被作为制约欲望泛滥、维持心灵和谐的良药，于是表现出多方呼唤诗性回归的努力：怀旧文学是从历史中寻求诗性，老一辈作家对革命年代里神圣理想的追忆、知青作家对火热的青春岁月的缅怀、近年来影视戏剧界的“红色经典”改编热都满含了寻求诗性的初衷；民间文学与乡村文学则是从民间与乡村寻求诗性，民间风俗、民间宗教、乡村风光都成为蕴含诗性的所在；生态文学无疑是从大自然中寻求诗性，力图使人的心灵在与天地的“大化合一”中获得澄净，甚至获得灵魂与生命的重生，陈应松《云彩擦过悬崖》中的守林人苏宝良在饱受磨难之后，就是在�望绚丽的云彩与奇妙的星星时顿悟了生存的意义。可以说，新时期文学所呼唤的诗性是一种既超越世俗功利、又超越个人一己之域的“大美”心灵境界，是成熟、健康、自由、和谐的心灵至境，这使得新时期文学对于诗性的强调超越了20世纪初宗白华、康有为、朱光潜等提出的以情趣为要旨的“生活艺术化”的理论高度与实践意义，而成为关涉当代人“精神救赎”与“灵魂保健”的重大时代命题。
　　恩格斯曾在《自然辩证法》中将认识的本质概括为“从有限中找到无限，从暂时中找到永久，并且使之确定下来。”新时期文学对人的认识正是基于对这一本质的把握，在具有历史必然性的“多元化”表象之下，蕴含着对人的普适性、永久性生存理想的孜孜追求。“和谐生存”作为中国人学发展的一个历史制高点，在与“和谐社会”这一中国特色的时代关键词互证互释的同时，表达了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终极性关怀。正如尼采所说：“艺术家比迄今为止的全部哲学家更正确，因为他们没有离开生命循之而前进的总轨道。”
　　
　　[责任编辑：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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