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馅包子”_纸箱子做包子馅
时间：2020-02-16 07:26:3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北京电视台承认“纸馅包子”报道为假新闻，并为此“深刻道歉”。消息发表后令世人大吃一惊。一时间假假真真的变幻，令相关媒体和整个新闻界蒙羞 在全世界关注中国食品和制造品质量之际，7月8日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透明度》栏目播出的记者暗访《纸做的包子》，让上述主题急剧升温，以至于西方媒体纷纷转载。
孰料10天以后，北京电视台承认“纸馅包子”报道为假新闻，并为此“深刻道歉”。消息发表后，令世人大吃一惊。一时间假假真真的变幻，令相关媒体和整个新闻界蒙羞。
然而此事并非偶然。今年以来，关于新闻界的负面新闻不断。
先有《中国贸易报》山西记者站“临时聘用人员”在山西煤窑被打死，引出国家领导人的批示。继有媒体大量报道和资助甘肃女性杨丽娟到香港追寻刘德华、随行的杨父却蹈海自杀，招致公众对媒体角色的抨击。近日除了“假包子”事件以外，央视一位女主持人因称安徽水灾灾区民众心情“像过年一样”而被观众和网民声讨……
如此严重的媒体问题是转型中国诸多社会问题中特别引人注目的部分，其应对和解决之道，一方面可以在现代国家的相关经验中找寻，另一方面只能由国人自己去摸索探寻。
笔者在几年前曾在《警惕传媒的“双重封建化”》一文中写道，今天，有的地方官员以“正面宣传”为幌子堵塞言路，并且将媒体变成了为其歌德与礼赞的工具，官员在每日新闻中占据最优资源的状况一如既往。另一方面，传媒领域的旧体制封建残余尚未完全消除，再封建化的问题却已出现，媒体的商界朋友成了新的媒体英雄。如同自身出问题一样，一旦这样的“英雄”失势和案发，媒体则三缄其口。在一些地方，官媒合一已经发展到商媒勾结和官商媒共谋。
一般而言，一些媒体尤其是对普罗大众最有影响的媒体(如电视)受原有体制制约和支配尤甚，是官方意志和官员形象的主要展示者，他们也因此自认为是官方的一个部门。他们在完成各种“规定动作”和规避政治风险的前提下营利，在市场化运作方面凭借独占优势大获其益，广告营业额和相关的收视／收听率和发行量成为“规定动作”以外的首要考核指标，并因此容易滋生大规模新闻寻租和与利益集团的合谋行为。
而这种新闻寻租和与利益集团合谋的行为很少受到惩罚，因为这种宣传歌颂是通过顺应式应邀采访和导演摆拍来完成的，其惯常的渲染拔高不但不受批评，反得地方上的官、商权势者欢心，只是被有知识的非权势者鄙夷、公信力日益衰竭而已。可怜的是，许多教育程度有限、从不使用互联网的民众对其运作机理和内藏奥秘知之甚少，他们通常正好是电视媒体最虔诚的观众。
在这样的媒体中，职业精神和操守面临挑战，新闻专业主义所要求的新闻运作和广告经营运作分离、新闻报道追求客观性、新闻评论追求公正性的要求不断被冲击。因此一面是吹捧权贵、崇拜金钱的温情脉脉的礼赞，一面是对社会弱势群体中有陋习和不法行为者秋风扫落叶般的无情敲打。
此类新闻，在一些电视台被称为“民生新闻”“公共新闻”的一部分，目前十分火爆。但是真正的由权力滥用导致的贪污腐败案件几乎没有一个由这样的节目首先加以披露，个中“伪公共性”的奥秘不难窥其一斑。
对于北京这样的巨型城市和“首善之区”来说，外地打工者和小商贩的作用人所共知，可是在本地媒体上，各种不法和犯罪行为却多与外地人有涉，这种高下、贵贱、贫富、文野、内外之分与主张公平正义的公共媒体宗旨格格不入。迫于公众对反腐败和舆论监督的压力，部分传媒以“监督”社会底层和“监督”居住在本地的外乡民众(如卖菜的、炸油条的小商小贩)为乐事，对另一类监督对象――不法权势集团――则曲意逢迎。
此番播出“假包子”新闻的同一家媒体有一档故事性强、收视率颇高的法制节目，对于普及法律知识是有所贡献的。但是它基本上是“警察进行时”，甚至是“刑誓进行时”或“神警进行时”，除了忽视法制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法官和检察官的工作环节之外，也看不到对强力部门自身行为的检视和反思，同时还在相当程度上助长了本已该作古的“有罪推定”。而所谓的执法对象，则多为外来的普通刑事犯罪和底层犯罪嫌疑人。
这种身份地位歧视还反映在媒体内部。近年来电视媒体的用人机制变化，打破了户口等因素的限制，有顺应市场经济和推进人事制度改革的一面，培养了一批过去被身份制度排斥的人才，但是在一定意义上有剥削和身份歧视的成分。
例如，没有用人合同的低薪和无薪“新闻民工”的存在，以及电视台编制内人员和编外的所谓台聘、部聘、组聘人员的分别；而在个别大的电视台，三类聘用人员占总数的至少60％以上。他们中任何人都可以归入“临时聘用人员”这个大类，一旦有人出了问题，理论上都可以用“临时聘用人员”的名义将其作为首要责任者“隆重推出”，就像此次对待炮制“纸馅包子”假新闻的訾某一样。记者队伍的构成相当复杂，人员引进的把关也存在严重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訾某就难以成为最后一个。
事实上，这次制作假新闻的訾某曾经在其它电视台供职，拍摄过多个曝光食品造假的真新闻，并且被认为是这方面能力不弱的记者。
据报道，訾某曾做过“小商贩用猪肉刷羊油制作假羊肉串”“黑心元宵”和假醋等收视率很高的报道，訾某已成为栏目组的主力编导。但是人们有理由怀疑，这种被允许的曝光与舆论监督的本意相距遥远，或者说是一种被扭曲的舆论监督。
有人说，訾某造假是市场竞争和追求时效的结果。对此笔者不敢苟同，我认为恰恰相反，那是缺乏竞争的结果。市场经济是有可能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格雷欣效应的，正像美国学者对该国媒体的批评那样，但是那是指通俗和庸俗新闻有取代严肃新闻之势，而不是指真新闻被假新闻淘汰。
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竞争不一定能保障“优胜劣汰”，但是能避免“假胜真汰”，因为在信息和观点的公开市场上，假新闻很容易被其他遵守职业规范的媒体的真实报道证伪，而且造假者必然陷入身败名裂的境地，对后来者则是一种警诫。
至于如何解决新闻媒体的公信力危机问题，笔者认为：一个走向现代化、逐渐融入国际社会的国家如果缺乏公私分明、自由和责任界限清晰的制度安排和相应的公共与专业伦理，那是不可想象的。而欲规避传媒“双重封建化”的风险，可采取的对策当以制度建设为主。
(作者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传播学院院长)
“纸馅包子”事件 假包子VS假新闻
本刊记者／黄卫
7月8日晚，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透明度》栏目播出了一个名为《纸做的包子》的节目。记者的暗访显示，东四环附近的一个加工点为降低成本，竟“创造性”地将废纸箱搅碎连同肥猪肉一起制成包子馅。在节目中，主持人宣称，“用纸箱做肉馅已成为业内公开的秘密”。
节目播出后，迅速引起轩然大波。这个被网友戏称为可获“蔡伦食品奖”的造假之法，以其阐所未闻的想象力刺激着媒体和人们被层出不穷的伪劣食品锻炼得几乎麻木的神经，一时几乎满城争说纸包子。
政府的反应也极为迅速。7月10日，国家质检总局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监管工作的意见》，表示将对制售假冒伪劣食品、使用非食品用原料和滥用添加剂造成安全隐患的违法行为实施严厉打击。7月11日至14日，北京市工商局在朝阳区范围内开展了拉网式专项检查行动，重点检查小餐饮摊点、小吃店。7月15日，北京市食品安全办公室责成北京市食品安全监控中心组织召开专家评估会。
就在北京市民打招呼的用语变成了“吃包子了吗?”的时候，戏剧性的转折出现了。7月18日晚间，北京电视台《北京新闻》宣布：“纸箱馅包子”报道系虚假报道，摄制者訾某已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该台为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向社会深刻道歉。
据报道，纸包子是这样“出笼”的：今年6月初，訾某接到群众电话反映“包子有掺碎纸”的问题，便报了这个选题并获批。此后十几天里，訾某每天早晨都在四环路附近买包子吃，但始终没有发现这样的包子。在压力之下，他化名“胡月”，找到朝阳区太阳宫乡十字口村13号院，以为民工购买早点的名义，要求卫全峰等人为其制作包子。拍摄过程中，他要求卫全峰等人将捡来的纸箱经水浸泡剁碎掺入肉馅中，制成包子喂狗。因效果不佳，又找了一名农民工，授意其编造了有关“肉和纸比例关系”以及使用火碱的台词。
訾某被刑拘，引起了法学界的关注。法学家们发现，此案遭遇了法律空白。《刑法》中有针对爆炸威胁等“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纸做的包子*应该不属于此类信息；若按滥用职权罪，主体应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而訾某只是栏目的临时人员；若按商业诽谤，要针对特定主体，此案没有被诽谤者。“从刑法中没有合适的罪名适应。”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王宗玉说。
被雇制作“纸馅包子”的卫某等4人已请了律师准备索赔，至于告訾某还是告北京电视台尚未确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