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王”在台湾的凄凉晚年(上)|晚年比较凄凉的生肖

　　随着两岸关系日趋融洽，曾任国民党“行政院长”、民国时期的“山西王”阎锡山位于台北近郊的生前故居与身后墓园，成为各界人士走访及凭吊的热门景点，“山西王”在台湾的凄凉晚年，也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
　　圆山脚下的“大将军”墓
　　在台北，那黄顶红柱的宫殿式的圆山饭店，我去过十几次。2011年秋，适逢妻子的生日，长子一家在圆山饭店为她祝寿。宴罢，外出散步，小孙女说，在圆山脚下有一座“大将军”的墓。我去圆山饭店那么多次，还从来没有去看过“大将军”的墓。于是长媳开车，带全家人来到圆山脚下。
　　下了车，先是路过一条地道的出口，似乎是传说中的圆山饭店神秘地道的出口。再往前走，便是一个突出的山岬，“大将军”的墓以及牌坊、碑坛、祭堂，就在山岬之上。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红柱飞檐的纪念堂，纪念堂的正中是红门红窗的祭堂。在纪念堂四周，悬挂着一个个黑底金字的横匾，上书“党国完人”、“浩然正气”、“光争日月”、“作我民极”等。内中还有蒋介石所题“民族正气”、蒋经国所题“齐烈流芳”、阎锡山所题“先我而死”。这么多的匾额，表明“大将军”的身份相当显赫。
　　我注意到两蒋以及其他“党国要员”的题词都是颂扬死者，唯有阎锡山所题“先我而死”与众不同。
　　阎锡山（1883—1960），人称“山西王”、“山西土皇帝”，是统治山西长达三十八年之久的军阀。阎锡山字伯川，号龙池，山西五台县河边村人。1904年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1909年毕业，回国之后成为清朝陆军步兵科举人。阎锡山在日本留学期间，于1905年在东京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鲜为人知的是，阎锡山当时还参加了中国同盟会所属类似于敢死队的秘密组织——“铁血丈夫团”。奉孙中山之命，热血青年与另一位同盟会成员赵戴文一起接受暗杀慈禧太后的任务。当时，阎锡山和赵戴文各携带一枚炸弹回国，想用于炸死慈禧太后。过海关时，阎锡山担心一人携带一枚炸弹，万一被查出，两人都会被捕，所以他干脆一人携带两枚炸弹过海关，这样顶多一人被捕。结果阎锡山竟然闯关成功，由此可见阎锡山有勇有智。后来由于计划改变，阎锡山未能成为炸死慈禧太后的英雄。
　　1911年辛亥革命时，阎锡山在山西起兵反清，出任山西都督。翌年，孙中山来山西考察，曾高度评价阎锡山：“去岁武昌起义，不半载竟告成功，此实山西之力，阎君伯川之功，不惟山西人当感戴阎君，即十八行省亦当致谢。”
　　从辛亥革命起，山西便姓阎，直至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山西。在这漫长的三十八年间，尽管风云变幻，阎锡山擅长随机应变，他的头衔不断“与时俱进”，而他作为“山西王”，如同不倒翁从未倒过：
　　1911年他支持孙中山，组织与领导了太原辛亥起义，任山西都督；
　　北洋政府期间他脱离国民党而投效袁世凯，任山西省省长；
　　1927年北伐期间他转而支持蒋介石，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山西省政府主席；
　　1928年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太原分会主席；
　　1932年，拥蒋反共，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总管山西、绥远两省军政；
　　抗日战争期间，阎锡山改为实行“拥蒋联共抗日”路线，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
　　国共内战期间，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兼山西省政府主席。
　　阎锡山所题“先我而死”，这死者究竟是谁呢？
　　我从纪念堂前花岗岩碑坛上所刻的碑文《太原五百完人成仁招魂冢纪事》得知，小孙女所说的“大将军”，其实就是所谓的“太原五百完人”。
　　“五百完人”出典于《史记》：秦末汉初，刘邦的大将韩信带兵攻打齐国，杀死齐王田广。当时任齐国宰相的田横，率领五百名誓死不降的将士退守到黄海中的一个荒岛上，以备东山再起。公元前202年，刘邦称帝后恐田横作乱，派遣使臣召田横入京。为了保全部属，田横毅然应诏。途中，田横因羞于向刘邦称臣而自刎。噩耗传来，部属五百人集体挥刀殉节，称为“田横五百义士”，又称“五百完人”。
　　那么什么是“太原五百完人”呢？
　　对于大陆民众来说，“太原五百完人”是完全陌生、从未听说的。可是在台湾，“太原五百完人”却广为人知，因为关于“太原五百完人”的故事被编入了小学国语课本以及中学历史课本。
　　所谓“太原五百完人”的故事，大致如下：
　　1949年4月24日清晨，解放战争中的太原战役进入总攻阶段。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千三百门大炮开始向太原城垣猛烈轰击，二十五万大军兵分十二路攻入城内，遭到猛烈抵抗，在歼灭阎锡山军队十三万余人的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也付出四万五千余人的巨大伤亡代价，古城太原终于获得解放。太原一役持续六个多月，是解放战争中历时最长、参战人员最多、战斗最激烈、伤亡最为惨重的城市攻坚战之一。
　　在解放军对太原发起总攻之际，号称“山西王”的阎锡山不在太原，而是在上海。阎锡山当时担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山西省政府主席。在隆隆炮声中，时任山西省代省长的梁化之（字敦厚）、阎锡山的五妹阎慧卿在太原绥靖公署地下室服毒自尽，卫士柏广元遵梁化之之命将二人尸体浇汽油焚烧，化作灰烬。除了梁化之、阎慧卿之外，阎锡山手下的骨干据称五百人也“自杀殉职”——这就是所谓的“太原五百完人”。
　　阎慧卿，阎锡山的五妹，准确地说是阎锡山的堂妹——阎锡山的叔父阎书典共有五女，阎慧卿居末，乳名五鲜，人称“五妹子”或“五姑娘”，阎锡山则叫她“五鲜子”，而她则称阎锡山为大哥——在别人面前则称阎锡山为“老汉”。她对别人转达“老汉”怎么说，那就是指阎锡山怎么说。阎慧卿小阎锡山二十七岁，曾经有过两次不幸的婚姻。后来阎慧卿来到阎锡山身边，专门照料阎锡山的起居，成为阎锡山的心腹。妹凭兄贵，阎慧卿也因此挂名担任“战时儿童保育会山西分会”主任、“太原慈惠医院”院长、“国大代表”等职务。平日阎慧卿服侍于阎锡山左右，如影随形。由于阎慧卿与阎锡山关系亲密，曾经引起阎锡山元配夫人徐竹青的不满，徐竹青一度负气出走。阎锡山这次离开太原时没有带五鲜子一起走，这原本是表明阎锡山三两天就会飞回太原，不料五鲜子竟与他永别。 　　在阎慧卿自尽前夕，由梁化之代笔写下了《阎慧卿致阎锡山的绝命电》，经“山西省政府秘书长”吴绍之润色后交机要处拍发给阎锡山。绝命电全文如下：
　　
　　连日炮声如雷，震耳欲聋。弹飞似雨，骇魄惊心。屋外烟焰弥漫，一片火海；室内昏黑死寂，万念俱灰。大势已去，巷战不支。徐端赴难，敦厚殉城。军民千万，浴血街头。同仁五百，成仁火中。妹虽女流，死志已决。目睹玉碎，岂敢瓦全？生既未能挽国家狂澜于万一，死后当遵命尸首不与匪共见。临电依依，不尽所言！今生已矣，一别永诀。来生再见，愿非虚幻。妹今发电之刻尚在人间，大哥至阅电之时，已成隔世！前楼火起，后山崩颓。死在眉睫，心转平安。嗟乎，果上苍之有召耶？痛哉！抑列祖之矜悯耶？
　　
　　据说，阎锡山在上海读到这份绝命电时，泪流满面。绝命电中提到的“同仁五百，成仁火中”，成为“太原五百完人”的依据。
　　在台湾中学历史课本第三册第九十页上，则这样写及：
　　
　　四月，太原失守，山西省代主席梁敦厚等文武官员五百余人集体自杀殉国，是为太原五百完人，写下戡乱战史中最悲壮的一页。
　　
　　由于台湾民众在上小学、中学时受到的“教育”，所以都知道“太原五百完人”的故事。
　　1949年，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为了鼓舞士气，号召士兵“效忠党国”，1949年10月30日国民党政府的“立法委员”吴延环等三十六人在“立法院”院会提议建立“太原五百完人成仁招魂冢”。当时的“行政院长”便是阎锡山。吴延环等的提案在“立法院”院会获得通过。但是这“招魂冢”还没有来得及在大陆动工，以阎锡山为院长的“行政院”便在1949年12月8日从成都迁来台北。
　　“太原五百完人”皆为阎锡山部下。来到台湾之后，阎锡山极力鼓吹“太原五百完人”“杀身成仁”的故事，以表示他治晋有方。
　　1950年3月，“行政院”拨款新台币二十万元，在圆山的日本神社原址，设立“太原五百完人成仁招魂冢”。1950年8月1日动工，至11月15日落成。
　　阎锡山除了为“太原五百完人冢”题写“先我而死”匾之外，他还撰写了《太原五百完人歌》，刻于石碑之上：
　　
　　民族有正气，太原出完人；海天万里招忠魂，歌声悲壮动三晋。
　　何以为完人？生而能杀贼，死而不留身，大节凛然表群伦。
　　谁能为完人？男学梁敦厚，女学阎慧卿，死事壮烈泣鬼神。
　　赴汤蹈火全忠贞，救国救民重死生；五百完人齐尽节，太原今日有田横。
　　民族有正气，太原出完人；日月光华耀国门，万古流芳美名存。
　　
　　大陆学者在1988年11月出版的《山西文史资料》第六十辑发表《太原五百完人调查报告》，该报告根据台湾方面发行的《太原五百完人纪念册》中的五百人名单逐一进行了调查，报告指出，“太原五百完人”中能最终认定的自杀者最多只有一百余人，其中多人是太原绥靖公署特种宪警指挥处的成员，可能害怕中共报复而集体自杀。
　　在我看来，考证“太原五百完人”的人数究竟是五百还是一百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太原五百完人”毕竟反映了当年国共战争的惨烈之状。今日我作为“陆客”却能站在台北圆山的“太原五百完人成仁招魂冢”前，细细拍摄碑文以及各种纪念匾额，意味着“国共不再战、两岸共携手”的今日，是何等的来之不易。
　　愿“太原五百完人冢”不再是仇恨、血泪的象征，而是“兄弟一笑泯恩仇”的纪念碑。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的教训值得永远记取。
　　“山西王”名存实亡
　　参观台北圆山的“太原五百完人冢”，引起我对“山西王”阎锡山的命运、尤其是在台湾的最后结局的关注。
　　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阎锡山坐立不安，意识到统治山西的末日即将来临。当时的阎锡山决心固守山西，与太原共存亡。阎锡山称：“昔日田横五百壮士，壮烈牺牲，我们有五百基干，要誓死保卫太原。不成功，便成仁。”所谓“五百基干”是指阎锡山“同志会”的基本骨干分子，当时在太原有五百人左右。
　　有一家报纸这样报道：
　　
　　为了激励军心，当时阎锡山还特意向一名德国医生魏尔慈咨询，问德国纳粹军官在苏军攻克柏林时是如何自裁的。当他听说在牙齿中暗藏氰化钾毒丸，咬破后可当即毙命，就立即让川至制药厂试制，后来终于配制出五百瓶毒药。阎锡山将它们摆放在自己面前让美国记者拍照，这张照片刊登在美国的《时代》杂志和山西的《复兴日报》上，他还把照片特意送给司徒雷登和陈纳德等。
　　
　　1949年3月28日，国共和谈即将开始，与山西相关的条件需要阎锡山前往南京商定。当时蒋介石已经“下野”，“代总统”李宗仁致电阎锡山：“和平使节将于31日飞平（引者注：指北平）。关于和谈大计，深欲事先与兄奉商，敬祈即日命驾入京借聆教益。”
　　阎锡山接到电报之后，在翌日召开要员会议，宣布了李宗仁的电文，表示“也许三天五天，也许十天八天，等和平商谈有了结果，我就回来”。
　　阎锡山从河西红沟机场飞往南京，到机场送行的只有梁化之和五妹子阎慧卿。从此阎锡山离开了他盘踞多年、陷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围之中的太原。当时，阎锡山并没有带五妹子阎慧卿一起离开太原，阎锡山的部下坚信阎锡山真的三天五天就会回来，因为在部下看来，倘若阎锡山一去不复返，必然要带阎慧卿一起出走。
　　有人称，阎锡山知道太原即将不保，示意在南京的亲信徐永昌、贾景德等人向李宗仁建议邀他赴南京商讨国是，使阎锡山得以冠冕堂皇地脱离太原险境。此外，阎锡山出走时，带着继母陈秀卿、妻子徐竹青以及黄金一起上飞机，也表明阎锡山此行乃是逃命之行。
　　不过此说受到质疑，因为阎锡山在南京会晤李宗仁之后，曾经在4月初乘飞机回太原并在太原上空盘旋了一个多小时，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炮火封锁河西红沟机场无法着陆而只得返回南京。毛泽东得知之后，当即指示太原前线的彭德怀和徐向前：阎锡山在南京期间，不要夺取飞机场，阎在太原，还有和平解决的希望，若阎不在太原，负责留守的阎锡山部将梁化之、孙楚等人恐怕直到最后也不会投降，只会增加攻城的牺牲人数。但是梁化之在给阎锡山的电报中报告，河西红沟机场遭到炮轰之后，已经无法起降飞机。 　　1949年４月１日， 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飞赴北平。
　　4月11日阎锡山飞往奉化拜见“下野”的蒋介石，蒋介石劝阎锡山留在南京。阎锡山遵命回到风雨飘摇的南京。
　　4月20日，北平和谈破裂，战局急转直下：
　　４月21日，毛泽东和朱德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在千里长江分三路渡江作战；
　　4月22日，阎锡山从南京逃到上海；
　　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发动对太原的大规模攻城战役，太原告急。阎锡山深知，他的部属没有胜利的希望，战必死。在这个紧急关头，阎锡山虽说是军阀头子，毕竟还是动了恻隐之心。中午，阎锡山从上海致电太原梁化之、王靖国、孙楚、赵世铃、吴绍之所组成的“五人小组”，亦即他离开太原时任命的领导核心：“太原守城事，如果军事没有把握，可以政治解决。”阎锡山所谓的“政治解决”，亦即和平解决。据说这份电报首先交到梁化之手中，被梁化之压下。当天深夜，阎锡山又以“留沪基干会”的名义发去电报：“万一不能支持，可降；唯靖国、化之两人生命难保。” 梁化之是阎锡山的姨表侄，是阎锡山的机要秘书，也是政卫处、特警处和谍训处等特工组织的首脑，曾经是中共的死对头。阎锡山所说的梁化之即便投降，亦“生命难保”，也正是梁化之负隅顽抗的原因，如同毛泽东所料，若阎不在太原，负责留守的阎锡山部将梁化之、孙楚等人恐怕直到最后也不会投降，只会增加攻城的牺牲人数。
　　4月23日深夜，中国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直扑南京。
　　4月24日晨，中国人民解放军先遣部队直奔南京“总统府”，红旗在“总统府”的门楼上高高飘扬。与此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攻下阎锡山的老巢太原，梁化之等人自杀。正在上海的阎锡山得知在同一天里连丢南京与太原，悲痛欲绝。太原之失，使“山西王”的根基倾覆，从此徒有虚名。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占领南京之后，迅速进军上海。
　　“代总统”李宗仁以及“国民政府”逃往广州，阎锡山也从上海前往广州。这时，只做了三个月“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的何应钦应付不了乱局，宣布辞职。受“代总统”李宗仁之聘请，1949年6月13日，阎锡山在广州励志社礼堂宣誓就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他的组阁成员有“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内政部长”李汉魂、“财政部长”徐堪、“经济部长”刘航琛、“教育部长”杭立武等。阎锡山发表了施政演讲：“新内阁的施政总目标就是要扭转时局。政治上要转乱为治，转危为安；军事上要转败为胜，转守为攻；经济上要改革货币，抑制物价，安定国民生活。政府机关要整饬吏治，提高威信，提倡廉洁奉公，勤俭节约。”
　　阎锡山明知这个“国民政府”已经朝不保夕，却仍然说出狠话：“不惜一切牺牲，不顾一切障碍，勇往直前。”
　　当时的“总统府”与“行政院”都设在广州维新北路的兰园宾馆，李宗仁住北楼，阎锡山住南楼。
　　刚刚走马上任的阎锡山使出浑身解数，对付危局。
　　身为“行政院长”的他，面对财经困局和“金圆券”急剧贬值的状况，提出以“银圆券”取代“金圆券”，挽救颓势。
　　身兼“国防部长”的阎锡山还制定了《扭转时局方案》和《反共救国实施方案》，决心与中共作最后一拼。
　　然而国民党的那个“国民政府”，已经病入膏肓，无药可救。
　　1949年6月24日阎锡山在日记中写道:
　　到穗以来，始知国事日非，由于党内有派系争，有小组织争，有地域争。地域有南北争、西北争、东北争、东南争。争起来无理的说人坏，有理的说己好。不说事怎样做，只说人怎样用……
　　处于内外交困之中的阎锡山，与“代总统”李宗仁商议，只有请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出山，才能应付乱局。为此他们曾经共同致电蒋介石，而蒋介石却只愿在幕后指挥，让李宗仁与阎锡山在第一线抵挡。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0月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逼近广州。“代总统”李宗仁宣布“国民政府”迁往重庆办公。阎锡山率“行政院”阁僚逃往重庆。在抗战期间重庆曾经是“陪都”，国民党打算以重庆为核心、以西南为依托苟延残喘。
　　10月14日，广州城头插上了五星红旗。
　　毛泽东命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大举进军四川，逼近重庆。11月2日“代总统”李宗仁自称患病，离开重庆，回到桂林老家养病去了。重庆只剩“行政院院长”阎锡山唱独角戏。阎锡山自知独力难撑局面，接连电催正在台湾的国民党总裁蒋介石来渝主持大局。
　　11月14日，蒋介石从台北飞抵重庆。此时的蒋介石仍处于“下野”状态，没有恢复“总统”名分。蒋介石以中国国民党总裁身份指挥一切。蒋介石下了飞机，就给“代总统”李宗仁发电报，要他速来重庆“共商全局”。李宗仁却不来重庆，反而经南宁飞往香港，住进了太和医院，发表声明称：“治病期间，军政事宜，由阎院长负责。”
　　11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攻下山城重庆，阎锡山率“行政院”阁僚随蒋介石迁往成都。
　　12月7日，蒋介石眼看形势越来越不妙，终于在成都发出了这样的电报：
　　命令政府迁设台北，并在西昌设大本营，统率陆海空军，在大陆作战。
　　此令
　　蒋中正
　　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十二月七日
　　根据蒋介石的命令，翌日——1949年12月8日，阎锡山率“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总统府秘书长”邱昌渭等人，从成都迁往台北。从此阎锡山永远离开了大陆。
　　“行政院院长”阎锡山在到达台北的当天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宣布“国民政府”自即日起迁至台北办公。
　　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乘坐中美号专机，从成都的凤凰山机场起飞，对大陆投下最后一瞥，飞往台北。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吕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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