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防工业自主化逐步衰亡?] 日本帝国的最大面积

　　在二战后大部分时间里，日本的军工生产已经被描述为成功的“技术民族主义”典范，特别是将军事能力植根于生机勃勃的民用工业而获利匪浅。实际上，日本的军工生产被认为给予了中国重要的借鉴，在中国实现其军事工业现代化方面，某种程度上发挥了可供效仿的榜样作用。然而近年来，日本的技术民族主义模式愈来愈清楚地显示出，其在维持尖端、自主的国防技术基础方面达到了能力的极限。日本的决策者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是，现有的技术民族主义模式已经无法继续；如果不进行大规模改革，国内的军事工业将面临‘缓慢死亡’；由此带来的影响将进一步破坏日本的民族科技综合实力，以及安全政策的自主性。日本对其资深军工生产模式脆弱性的重新评估，也要求中国重新评估该模式对中国的潜在借鉴作用和适应性。尽管对中国而言，仍需要学习日本的技术民族主义道路，特别是民用和军事工业的相互关系，但现在是该思考日本模式缺陷的时候了。
　　日本技术民族主义：民用和军事互补
　　自从明治时期（1868～1912）进入现代国际体系以来，作为其大战略的一部分，为使其国家战略自主权最大化，日本形成了一种军事技术自主性最大化的传统。自主性国防生产动力的一个关键、不变的特点就是：推动本土生产（国产化），以及尽可能地使民用与国防生产一体化。
　　即使日本决策者在二战后默许采取相对的非军事化立场，转而依赖美国的安全保证，但并未完全放弃其对国家军事力量重要性、技术自主性的坚定信念，并逐步重建其国防工业基础。日本防务省、经济产业省、外务省、日本商业联合会下属的国防生产委员会等部门宣布了国防生产的一系列目标：
　　威慑 关键目标为发展可维持日本自卫队国家威慑能力的国防生产体系。此外，军事技术应满足日本‘独特’的国防要求，特别是满足其专有的“专守防卫”政策需求，以及海岸线绵长、周边海洋空间深远的地理特点需求。
　　谈判实力 日本的国防生产应该提供一种技术基础，可增强其在国际社会参加谈判时的影响力，但更重要的是提供可与盟国美国进行合作的技术。
　　潜力与自给自足 日本应确保稳定的国防生产供应，并在订单相对较少、只有自卫队一家客户的市场环境中保持足够的熟练技术工人，保证在国家危机时加速生产的能力。
　　工业政策 经济产业省和国防生产委员会，已经将日本规模不大但技术先进的国防生产能力提升成为一种为民用工业创造“两用”技术的手段。国防工业生产对民用工业的潜在支持能力不容忽视。
　　日本政府和私有工业在战后基本达成了共识，即国防生产模式追求技术民族主义的根本目的是国产化。日本通常可以从美国对其军售中获益，还能从来自外国尤其是美国的许可证授权生产获得有力条件，包括快速采购设备以及在成熟国防技术的基础上进行学习与创新的机会。
　　日本的国防计划人员一直坚持在高风险与高成本的情况下寻求纯粹的本土国防生产。其军民技术一体化模式源于坚信大型民用工业部门可以从军工部门的高端技术中获益，而规模较小的军工部门也能从民用工业中获得一些技术支持。
　　日本的国防工业：结构和组织
　　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日本国防工业比例适中，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不到工业总产值的1%。自1982年以来，国防生产在关键工业部门也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小部分。
　　与日本技术民族主义战略一致，国防生产集中于相对少数的联合大企业，如三菱重工、川崎重工、富士重工、住友重工、东芝、石川岛播磨工业、三菱电机、NEC、小松，而这些大企业的重点则是民用生产。三菱重工一直是最大的国防承包商，商业公司如伊藤忠商社和住友商社则负责国防设备进口。这些大企业支配日本国防采办合同的70%，但国防生产只占其整体业务的一小部分。三菱重工虽然占了日本整个国防工业的近1/5，但却还不到其销售总额的1/10。
　　然而，除了排名前20的国防承包商，还有一批中小公司作为一级和二级分包商在国防生产上投入较大。据国防生产委员会和防卫省计算，生产1架F-15战斗机需要13家直接承包商，530家一级分包商，1093家二级分包商。据日本造船厂联合会估计，驱逐舰、潜艇和扫雷舰建造工作量的80%以上由中小企业完成。中小企业有一部分参与金属锻造和部件生产，但很多企业都拥有针对某种技术的高度熟练的专家级制造能力。比如，日、美联合开发的“标准-3”导弹升级型的许多关键部件就是由中小企业制造的。许多这种中小企业对国防生产高度依赖，有相当一部分年度总营业额在500万美元的公司，其对国防生产的依赖度可以达到50%～90%。
　　日本企业愿意参与国防承包生产至少有3个原因：
　　政府培养 尽管日本防卫省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每年提供的竞争性采购投标不断增加，但竞争性采购投标的货币价值不到拟签合同总额的10%。日本的国防生产商已经习惯于在基本没有国内外竞争的情况下获得合同。即使没有成为主要承包合同，也会通过另外的程序来获得分包合同。这样，日本的一些大型企业也就自然而然垄断了某个国防制造领域。三菱重工在战斗机制造业，川崎重工与石川岛播磨工业（IHI）在运输机制造业，IHI在飞机发动机制造业等均处于领先地位。日本政府为关键武器系统研发提供补贴，这些国家级的国产化项目包括YS-11客机，之后的T-1歼击教练机，C-1运输机，F-1、F-2战斗机。
　　稳定的利润 国防生产为企业提供了不算丰厚但很稳定的利润。不过，日本防卫省为提高其预算灵活性，订货后不再缴纳首期付款，或以延期付款代替首批交货后的全额付款，这些都给企业带来一定的风险，而且日本政府还为国防合同设定了一个上限为6.5%的利润率。不过，日本防卫省还算是一个可靠的用户，付款及时并且从未取消合同，因此企业有较强的安全感。
　　衍生产品 日本企业确信，将小规模国防生产嵌入大规模民用生产，从军工技术从有所借鉴，可使其研发与生产利润最大化。
　　日本成功的技术民族主义？
　　日本在战后形成了典型的自主技术民族主义与军民一体化的生产方式。尽管国防生产是在私有企业，但实际上是得到中央政府指导与支持的。这些企业的民用与军事生产部门互相交换关键技术与生产设备。日本政府通过国产化项目、有选择地培养私营国防承包商，以及稳定但可延期支付的财务制度，奠定了强大的国防研发与生产基础，同时大部分科研与开发的初始成本与技术风险由私人企业来承担。这为国防生产提供了强大的军民两用基础设施。1990年初，三菱重工公司90%用于军工生产的固定设施也可用于民用生产。日本以获取许可证生产的方式，得到了其他军事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并加以利用以生产本国产品，因此其国产化率大大提高，并且明显缩小了与其他发军事大国之间的技术差距。同时，利用同一条生产线进行军工及民用产品生产使日本公司不仅能够应对日常的需求，还可以满足国家紧急状态下的特殊需求。日本公司从军民技术融合中获益匪浅。 　　日本的国产化政策并非完美无缺，成本问题成为这种生产模式可持续性的制约条件。许多生产设备尚未达到最高的国际标准。而且日本在武器系统本土化生产方面由于受到美国盟友的压力而屡遭挫折。但尽管这样，日本在战略产业的意义方面取得重要成功，设法使先进主战武器平台的最重要部件技术实现国产化。日本国防生产基础虽然相对规模较小，但这已经能使日本参与国际竞争时保持同步，使其具备了在未来根据需要独立生产武器系统的潜在能力。
　　日本技术民族主义受到巨大压力?
　　国防预算和长期军事需求
　　二战以后，一直稳定的经济增长使日本仅占国民生产总值1%的国防预算足以支持其国防生产模式及相对较高的成本。尽管日本于20世纪90年代初经济开始衰退，但仍在预算严重紧缩的情况下维持着日本自卫队的能力，并继续进行国防生产。日本并未像美国等其他国家那样在“911”以后大规模提升国防预算，而是每年保持不足1%的增长率，并一直维持在不超过国民生产总值1%的水平。事实上，从上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国防预算中用于购买武器装备的资金比例在逐年减少。由于日本实行延期付款制度，其国防预算面临更大的长期压力，使其固定的国防预算内能用于采购新型武器装备的经费更加缺乏。长此以往的结果将是日本放慢对先进武器平台的订购，只采购少量的战斗机、主战坦克和驱逐舰，以维持国防生产与设备运行。
　　日本政府对国防生产基础衰退的担心促使其通过实施新的国产化项目的方式来增加需求。这些项目的目的是维持前沿技术和系统一体化技术，以掌握未来发展大型武器平台的机会。
　　还有另外一个潜在的重要国产化项目领域，这就是日本对空间的军事利用。由于朝鲜于1993年和1998年进行了两次导弹试射，日本政府决定提高情报侦查能力，这就为国防工业企业提供了制造情报搜集卫星的机会。2009年，日本首相办公室发展空间战略司令部与防卫省开发空间委员会联合发布报告称，日本应该具备保护其卫星不受反卫星武器打击的能力，提高情报搜集卫星的能力并采购红外早期预警卫星以增强弹道导弹防御的效果。这项计划最初5年的预算资金就达2.5万亿日元（260亿美元）。一旦实施，将大大刺激日本的国防工业需求以及国产化生产。但日本是否能够将如此巨大的资金投入到空间发展方向而减少对其他方面的投资还是值得怀疑的。
　　采购管理
　　日本国防预算未来将受到采购方式与生产模式高成本的冲击。日本对少数制造商本土化国防生产基础的扶持而缺乏有意义的竞争使得武器装备价格不断攀升。而制造商与其惟一的客户—日本自卫队之间原本和睦的关系之间也加入了成本因素。加之有很多退休的官员以及军官担任了生产企业的领导，不禁让人怀疑法律制定者与生产者之间的角色互换能否达成最优化、最具竞争力的成本价格。这种情况不仅造成产品的价格增长，而且还助长了官僚腐败。
　　日本军方希望以多种方式解决产品价格高昂以及官僚腐败问题，当务之急是掌握最有效的国防预算。日本防卫省采办改革促进项目小组2008年的报告出台了一系列措施，试图限制武器装备成本并提高资金效率，包括全寿命管理系统、研发评估系统、自卫队三军日常项目采购集中管理等。
　　日本政府还就政府内贪污腐败问题提出整改措施。2008年，防卫改革会议报告中强调，进一步提升自卫队与防卫省的职业化以防止腐败，并根据防卫省采办改革促进项目小组的建议对采办系统进行改革。但是，日本缺乏引进竞争及激励机制的经验，再加上国防工业部门中互相串通获利的问题，使改革举步维艰。
　　国际合作的限制
　　日本经济产业省、防卫省和国防生产委员会阐明：发达国家在冷战末期国防支出最初的削减以及新武器系统研发成本和风险的螺旋式上升使得国内和跨国兼并、收购及国防承包商的合并的情况不断增加。日本现在发现，由于1967～1976年间强行推出的武器出口禁令的限制，日本无法利用全球化的好处，这意味着日本既不能在海外寻找新市场来补偿国内萎缩的市场，也不能轻易地组成国际联盟以规模经济开发非常昂贵的具有革命性的新型武器系统。而且，从国防安全角度出发，日本的外汇及外贸管理法很大程度上禁止对国防工业引进海外投资。
　　而日本热衷的许可证生产渠道也因为美国在保护其技术方面越来越苛刻，并收取高额技术转让费，而变得限制重重。日本的工业部门估计，在许可生产的美国武器系统中，日本国内生产部件份额越来越少，从F-104战斗机的85%以及F-4J战斗机的90%，减少到F-15J的70%和F-2的60%，这就意味着日本被迫考虑选择与美国联合开发项目。而日本的初衷则是利用从美国得到的技术自行开发，使项目完全国产化。美国之所以支持联合开发，目的就是分摊不断增加的成本，并获取日本先进的制造技能及某些技术。日本的决策者和国防工业部门目前也越来越倾向于联合开发，这样可从美国获取先进技术，并可共享先进设备，有助于维持日本的国防生产基础。
　　由两国关键的国防承包商组成的“美日工业安全合作论坛”认为，美国应该放松其对许可技术的限制，美日两国应寻求更多的联合开发和联合生产项目。但是，尽管日本实现了推动美日双边合作，作为保持其军事技术基础的工具，但出于对防止对美国产生依赖的考虑，日本对合作项目均经过深思熟虑。日本担心的是，美国未来同意日本许可生产和联合开发项目、允许日本生产美国抛弃的武器系统、或成为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等美国大项目的分包商等，都将使日本在技术和战略上更加依赖美国。
　　日本的决策者因此开始考虑部分或完全废除武器出口禁令，作为一个关键措施来扭转日本国内国防生产基础退化的趋势，以及通过与美国、其他国家公司的国际合作保留一定程度的国产化。日本政府在2004年12月确实做了部分工作，尝试突破禁令，推动日本与美国在弹道导弹防御系统上的合作。美国也在武器出口禁令方面向日本政府施加压力。
　　日本的决策者和企业家们从未停止过在修改出口禁令方面的要求。2009年6月自民党执政最后阶段，再次提议废除该禁令以推动国际合作、维护国防生产基础。8月份，首相的安全和国防能力委员会在2009年按计划筹备对《国防项目指导》进行修订时，再次提议修改出口禁令，以允许日本与美国、欧洲合作伙伴进行国际联合开发，否则日本在国防技术领域落后于其他国家的风险将增加。 　　2009年执政的日本民主党政府在日本防卫省、经济产业省和国防经济界的压力下，也被迫考虑废除出口禁令问题。在修订《国防项目指导》之后的数月内，日本防卫省在国内国防工业界和美国决策者的支持下，为修改武器出口禁令继续向政府施压。就在即将开始启动废除武器出口禁令时，全神贯注处理国内政治的日本首相菅直人出于劝说日本社会民主党与之联盟的需要，在2010年12月决定搁置此事。因此，2010年版的《国防项目指导》省略了任何与废除禁令相关的内容，仅声明为保持一个稳定的国防生产基础，有必要继续“研究联合开发和生产的相关政策”。日本最终未在新的《国防项目指导》中做出废除的决定。
　　尽管没有获得成功，日本防卫省已经表明将继续为推翻禁令而努力。防卫省正在寻找该禁令的漏洞，研究有哪些豁免条款可供武器专家用于“人道主义”目的，比如日本国内制造的US-2水上搜救飞机。
　　日本国防生产模式的缓慢死亡
　　日本防卫省的决策者现在经常谈到日本国防工业存在的“危机感”，或者叫“缓慢的切腹死亡”。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的国内采购额首次下降到不足90%的水平。而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日本政府已经就国防生产的未来发布了一系列报告。然而，这些报告及其所确认的维护国产化的关键技术领域，迄今为止对逐步下降的结构性趋势影响甚微。
　　日本过去非常紧密的“政府-工业”关系正承受着压力。由于预算压缩，日本政府首次取消了62架AH-64“长弓阿帕奇”直升机的采购订单，该订单仅交付了10架，导致富士重工公司请求日本政府赔偿其已经向波音公司支付的400亿日元许可生产费。在缺乏稳定、可获利订单的情况下，日本公司对后续的国防采购前景越来越悲观，并对政府鼓励国防设备转化为军民两用设备用于民用出口的计划缺乏信心。
　　其结果就是，许多日本公司开始完全退出国防生产市场。三菱重工生产T-90坦克的中小分包商已经从超过1300家公司减少至不足230家。其他更小的分包商被迫使其业务多样化，如生产民用产品以保持其生产线的完整性。一份报告显示，自从2003年以来，生产战斗机的20家分包商企业已经放弃了军事采购，35家坦克分包商已经不再签订分包合同，13家已经破产。日本防卫省2010年报告，自从2005年以来，还有56家分包商退出了战斗机和坦克生产。国防生产委员会报告，国防生产领域的私有投资自1995年到2000年下降了1.5%，国防工程师和研发技术人员的数量分别下降了15%和9%。国防生产委员会的成员从1997年的84个，减少至2002年的66个。
　　在日本，有的大公司甚至已经开始退出国防市场，转而到民用领域追求更好的前景。日本的企业已经越来越看到民用航空领域有利可图，军用飞机作为飞机生产总量的组成部分，从20世纪80年代的80%下降至2000年的60%。三菱重工，川崎重工和富士重工是日本军用飞机生产的领头羊，却越来越依靠民用飞机市场，以补偿军用市场的压缩—商业市场从不阻碍国际合作，而且经济规模更大。这3家公司目前占有波音787型飞机全球生产量的35%，带来了一种称之为“准国产化”的新政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转变在很多方面反映出经济产业省培育国防工业的“副产品”和“主产品”政策的成功，这些公司制造民用飞机所用的合成材料原本是为F-2战斗机开发的。
　　当然，正是日本军民一体化模式的结构，促成了日本国产化和技术民族主义的主要成功，也正是这种结构将导致这些政策的死亡。日本防卫省鼓励国防工业合并以实现规模经济。然而，合并政策的努力却遭到挫折，原因是国防收入占企业收入份额不大且企业的民用和军工生产设备紧密结合为一体，这意味着这些公司几乎没有财政方面的激励和专用设备方面的压力，使其能更集中精力投入到国防生产中。而且，国防生产只占这些大企业主要业务的一小部分，也就是说即使没有稳定的国防订单，这些大企业退出军品采购的整体底线成本相对很小。总的来说，日本的决策者目前很担心国防生产和技术基础正在严重削弱。
　　结论：中国能躲开日本国产化模式的子弹吗？
　　日本的技术民族主义模式似乎撞上了缓冲器。经济产业省、防卫省以及私有产业越来越认识到，结构性缺陷在冷战后时期已经浮出水面，这些缺陷已经威胁到这一模式的生存。日本的国防生产在3个关键领域遇到了困难。
　　第一，日本在预算压力下缺乏经济驱动，可像冷战时期一样培育国防生产。日本拮据的国防预算、增加的开发成本、以及目前高昂的单位成本，导致民用承包商采购量和利润下降。有些生产领域，如造船业，订单相对充足，甚至每年都有1艘主要的舰船生产订单，来支撑国防基础。有些领域，特别是作战飞机制造业，国防生产趋于完全消失。其他项目，如战区导弹防御和军用卫星，未来仍在采购，但即使是这些装备，也无法长期保证财政支持。
　　第二，日本的采办管理继续在进行改革，但是由于产量有限，国防生产系统背负着高昂的单位成本，又使国防预算承担更大的压力。国防生产系统还要克服由官僚、军队和工业三者常年合作惯性形成的问题。
　　第三，日本的武器出口禁令意味着即使开发更昂贵的武器系统，日本也不能获得国际联合开发和出口市场带来的经济规模优势。日本的许可证生产机会越来越有限，实际上会增加对外部技术特别是对美国技术的依赖性。日本的决策者在逐步放松对武器出口的禁令，但他们在与时间赛跑，以确保出口禁令有松动的余地，否则国防生产会下降太快以至于没有能参与国际合作的国防经济基础。日本的技术民族主义模式因此面临崩溃的边缘，即其不仅可能无力维持在前沿军事技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甚至连一个简单的支柱或基本能力都无法维持。
　　看到日本现有问题，才有了中国在追求类似技术民族主义路线时引以借鉴的疑问。第一眼看上去，中国似乎不会犯与日本一样的毛病。中国国防预算在过去20年里快速增长，似乎可以克服日本面临的主要问题，即无足够经费提高国内采购量。然而，中国国防支出近期出现相对下降趋势这一迹象似乎表明，对国防预算拨款将会有长期限制以及竞争性要求。因此，相对较早地确认哪些技术和生产能力是实现自力更生所必不可少的，而后集中精力进行开发，对于中国来说相当重要。否则，不断下降的预算会影响未来对本土生产的选择。日本过去试图在所有领域都占有一席之地，那时的预算还算充足。到了现在，日本开始集中精力开发经过选择且必须保留的技术，但可能有些晚了。如果中国不进行选择，并且提供定向和足够的资金，那么就会像日本的军民联合模式一样，使民用承包商有办法退出国防生产市场，转而寻找更有利润的其他领域。
　　与日本类似，为了培养本土生产，中国需要在管理采办方面未雨绸缪。日本的国防市场在战后大部分时间里缺乏真正的竞争。中国因此需要注意，提倡在国家引导下的有意义的竞争，以避免重蹈日本的覆辙。同时，如果在日本串通蔓延成为腐败的话，那中国的国防生产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假如中国采办体制不够健全，将无法防止官僚、军队和工业人员、利益互相勾结。
　　即使中国并未像日本一样，处于发达的工业国家行列却难以进行国际合作并且依据法律禁止武器出口，但中国也会发现在国际合作领域的困难之处。当合作者越来越不愿意以低廉的价格共享国防技术时，中国会发现许可生产的机会变得更加昂贵甚至消失。俄罗斯对中国公然违法进行逆向工程的不满会危及这一关键的技术渠道，然而同时欧盟仍然顽固坚持对中国武器禁运，切断了中国获取技术的另一条渠道。对中国而言，进行国际合作开发和合作生产比日本更容易，但依旧会面临风险，即：只被允许通过有限的渠道获取最先进的技术，并导致对某一大国的依赖。
　　在参考日本模式方面，对中国而言的好消息是日本已经开始解决部分关键问题。据说，中国在落实“四个机制”引入采办改革方面似乎已经与日本步调一致。另外，中国看起来已经认识到除国家投资之外的资金来源多样化的必要性，并推动私人投资进入国防工业。同样，中国在国际合作方面远超日本，这将提供获取外国技术、资金和生产技能的渠道。中国究竟如何操作国际合作同时又回避了对外国的依赖风险，对此本论文无法进行判断，但是就印象来看，通过利用国际民用工业关系链接到其国防工业，中国正在努力与多个对象进行合作，以使选择最大化而对外国技术的依赖最小化。所有的预先警告和做法对中国国防工业都预示着一种好兆头，既可以学到日本军民一体化模式的精华，挖掘技术国产化的好处，同时又可以避免民用企业退出国防生产市场的结构性风险以及对外国先进技术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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