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成桐：我们该建怎样的大学 丘成桐大学数学竞赛
时间：2020-07-20 07:31:4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人物简介】 丘成桐：著名数学家，1982年获得数学界的“诺贝尔奖”――“菲尔兹奖”，是迄今为止两个获得该奖的华人数学家之一。 丘成桐原籍中国广东，后来迁居香港，1966年进入香港中文大学数学系。1971年获美国伯克莱加州大学博士学位。1987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名誉博士学位。曾任美国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圣地亚哥加州大学数学教授；1987年至今，任哈佛大学数学教授。
有问题但并非无解
时至今日，我国的大学确实为社会培养了不少人才。几年前一位教育部负责人就曾对我说，在一段很短的时期，大学毕业生的数目就增加了五倍有余。当然，“大量制造”大学生对社会的贡献良多，但教育的素质却有待改善。除了人文教育缺失；经费不足；开放性、普及性不够；研究与教学脱节外，还有几个问题值得关注。
比如，年轻、有创造力的人才缺乏。“年轻”两个字很重要。在美国，一般来讲我们希望能够请到40岁以下的教授，因为最前沿的科学需要年轻的学术领导，可是中国在这方面人才资源相当缺乏。
又如，研究基金评审制度不健全。研究基金分配掌握在国家，更确实地说，是掌握在一小部分院士、政府官员或大学行政人员的手里，因此便形成错综复杂的学术界争执。我认为评审制度应该注重鉴定“质”而非“量”，如何去落实这样一种注重“质”的评审方法相当困难。国内世界级的专家寥寥可数，没有足够多的、比较超脱的世界级专家参与评审，评审结果往往无法服众。
最后，管理体制不利于创建一流大学。在这几十年来，得诺贝尔奖的发现很少来自政府控制和管理的研究。大部分发现都是科学家根据自己的思想和计划，在研究过程中得到的，而且往往是无意中得到的。这就要培养好的研究环境，要可充分、自由地选择研究项目。可惜在今天中国的科研体系中，如果真有此特立独行的教授，可能他的研究工作会遇到很大的困难。
西南联大结束时，冯友兰先生指出“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中国确实有能力办成世界第一大学：在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就是典型的例子。改革开放到今天也有30年了，我渴望在短期内能够重见当年西南联大的风采，不单是一个西南联大，也应该见到十个二十个西南联大这样的大学。
融合――
文明的必经之路大学不能免责
建立一种融合东西方文化的世界文明，这个理想不单要靠哲学家、思想家，也须依靠各门学问的专家。
高等教育要为建立和弘扬融合东西文化的世界文明发挥作用。
今日的西方文化发源于古代希腊、埃及、基督教及巴比伦等文化。而东方文化如印度、穆斯林、中国等文化亦同样深厚，影响至巨。它们历史悠久，曾经风光一时。这些文化的共存或融合，除了在经济和政治上具有深远影响外，对整个人类文明的贡献难以估量。
中国文化具有容纳其他文化的独特性质。佛教于公元1世纪传入中土，到了宋明学者始能奠定儒佛共存的基础，其间花了上千年时间。建立一套放诸四海文化皆通的伦常体系对中国的意义也是非常显然的。
怎样透过相互的了解和从本身的价值出发，消弭当今不同文化间的冲突，建立一种融合东西方文化的世界文明，乃是摆在人类面前的崇高任务。这个理想不单要靠哲学家、思想家，也须依靠各门学问的专家，比如历史学家、政治家和社会学家，而大学在其中的责任是不可推卸的。
互动――正确地互动
正确地与社会互动，不是乱动，我个人反对在研究型的大学里将知识商业化，将知识商业化的后果对创新是不利的，社会不可能有大进步。
大学必须与社会互动，也无疑要为整个社会服务，但是，这个服务应该主要由大学自己去决定社会需要什么，如何为社会服务。不这样做，它也就不可能为社会长远的发展作贡献。
交通大学前校长叶恭绰在1921年开学时说：“研究学术，当以学术本身为前提，不受外力支配，以达于学术独立境界；人类生存世界贵有贡献，必能尽力致用方不负一生岁月；学术独立斯不难应用，学术愈精，应用愈广。”叶校长这个演讲仍值得当今的理工科大学借鉴。
对社会互动的认识直接影响到大学知识的传授。一位近代教育家对传统和当代大学在传授知识方面进行了一些比较。他认为传统的大学知识要求“知所以然”，而当代大学知识要求“知其然”，传统的大学知识以“书面沟通”为主，而当代大学知识还要通过“口头沟通”；传统的大学知识强调“个人的”、“内在的”，而当代大学知识比较强调“人际的”、“外在的”；传统的大学知识侧重“能力本身”，而当代大学知识还要求“能力的可转换性”；传统的大学知识“提出问题”比较多，而当代大学知识希望能“解决问题”；传统的大学知识讲“思想”的多，而当代的大学知识还要进“行动”，等等。
这样的比较不无道理，现代大学也确有进步之处，但我认为传统大学还是有很多好的地方值得当今的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继承的。比如传统的大学讲解“知识的过程”，比当今大学知识中过分突出“知识的结果”可取；传统的大学的“学科为基础”、“概念导向”、“内在导向”、“整体性的”，比当代大学以“议题为基础”、“工作导向”、“工具性导向”、“单元化”的更符合知识的系统性；传统的大学的“个别化”、“没有特定利益”的学习，与当代大学突出“团队式”、“实用的”学习相比，也是更值得肯定的。
在当下中国的研究型大学里，很重要的是要多找回传统大学的一些理念。笼统地认为“大学太过偏重理论教学，实务教学不足；大学应当对产业界负责任，替产业界全面培养人才”的观点，我不赞成。我个人反对在研究型的大学里将知识商业化，将知识商业化的后果对创新是不利的，社会不可能有大进步。
崭新的技术对基础科学的帮助甚大，它一方面提供了新的工具，另一方面又给基础科学提出新的课题。反过来说，绝大部分技术方面的突破都来自基础科学，中国的大学应该专注于发展跨越基本科学、工程技术、人文艺术等学科的综合领域。
自由――我指学术上的
学术自由乃是高等教育实现其目标的前提，没有学术自由，什么都办不了。
学术自由每每容易与其他形式的自由混淆。必须讲清楚，这里所说的是：建立一个环境，使创造性的思维变得可能。蔡元培先生在北京大学任校长时，礼贤下士，在校园里容纳不同的声音、相反的意见。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二战时期的西南联大。这是中国大学的黄金时期。
只有容许学术自由，学者的知性品格才能受到尊重及保护。学者应当坦诚地追求知识，发掘新意，甚至牺牲个人的利益。当前，中国学者的知性品格仍有不少待改善的地方。
美国社会学者罗伯特・默顿（Roert Merton）在《十七世纪英伦的科学、技术及社会》一书中讨论到清教徒的价值观对17世纪英国科技发展的影响。他指出一个有意思的事实，那就是在当时68位皇家学会会员中，竟有48位清教徒。
我相信只要一个学者心无欲求，品格高尚，那他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往往得到成就。
艺术――
科学之外的另一只翅膀
要透过科学和艺术使学生懂得欣赏自然的真与美。
科学和艺术是人类两大创造性的工作，它们之间有相同之处，又互相有联系，互相补充。比如数学，它既是追求能够揭示自然现象本质的东西，也是寻求一种简洁和和谐的美。我本人写过《数学与中国文学比较》的文章，以自身的体验来说明中国文学在我研究数学中的影响和作用，说明搞科学研究的人，具有文学艺术的修养是很有益的。
高等教育是培养社会高级人才的，因此综合知识的教育很重要，对年轻学子，要培养他们对科学艺术中基本问题的浓厚兴趣，懂得欣赏其中之真和美，激发追求这种真和美的热情。
公平――发展的必要条件
建立公平和合理的评审制度，这个制度在中国有机会达到。
在20世纪，全世界大量的人才涌入美国，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美国社会和美国大学提供了比其他国家更优厚的机会，使这些人才能够发挥他们的所长。这个制度的奠基石乃是完整的评审制度。这个制度在中国是有机会达到的。30多年来中国体育的长足发展就是一个例子。但毕竟体育的成就比较容易得到客观的判断，而学术成就重要性的判断却比较主观。然而，对学术成就公正、合理的评价却影响了我们文化的成就，也因此影响了我们整个民族的前途，这个问题不可继续被轻视。
梦想――点燃激情激发创造
回到创造力的原点。
唯有激情的奋发，青年学者始能够在追求真和美的大道上迈进。记得在上世纪50年代苏联发射人造卫星比美国早了一步，给美国科学界和政界以极大的刺激。很多学者抱着极大决心要迎头赶上，他们很快就达到第一个踏上月球的人类梦想。在这点上也可以看到政府鼓励的重要性。
要教育下一代确立崇高的志向。懂得学会技术以谋生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有抱负和梦想。有抱负和梦想才会有激情，有激情就可能爆发创造力，做出有创造性的工作。
（摘自3月26日《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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