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季鸾办报思想的转变]张季鸾新闻思想

时间：2020-08-13 07:21:18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自由主义是西方的产物，在自由主义被引入中国之后，其内涵中提倡的言论自由思想与中国的文人论政中的以报立言的想法一拍即合。张季鸾曾受过自由主义的影响，但其又具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国家为大”的思想，本文以此来分析张季鸾两个办报阶段的不同风格产生的原因。
　　【关键词】张季鸾文人论政自由主义新记《大公报》
　　张季鸾生于1888年，1941年逝世，其作为一个杰出的报人而闻名于世。他先后担任过《民立报》的记者、《大共和日报》的编译和《民信日报》的总编辑。1926年，张季鸾与吴鼎昌、胡政之合作，成立新记公司，接办天津《大公报》，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主要负责评论工作。从《大公报》创办开始，张季鸾开始了他一生中最辉煌的办报生涯，正因为张季鸾在办报实践中始终坚持“不偏不倚”、客观公正的立场，所以国共双方的领导都很重视《大公报》，也很看重张季鸾。
　　张季鸾的办报生涯，应该是从其担任上海《民立报》的记者开始的，与张季鸾同一时代的报人大多受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国有国格，人有人格，报有报格”是这段时期报人们普遍信仰的真理，1926年新记《大公报》创立之后，张季鸾与吴鼎昌、胡政之就提出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方针，从一开始就提出了《大公报》要言论自由，经济自存，以独立报纸的姿态立于世间，张季鸾一生也从未入任何党派。分析张季鸾的办报经历，大致可以以新记《大公报》的创立而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大公报》创立前：自由主义报人的杰出代表
　　在上个世纪20年代的中国，如果立志去做一个拥有独立人格的报人，往往都会因为报道和言论而得罪于政府或者军阀。1913年，因为揭露袁世凯“善后大借款”内幕，张季鸾入狱三个月，最终由多方营救得以出狱，在其担任《中华新报》总编辑期间，因揭露段祺瑞以胶济铁路为抵押向日本借款的消息，导致《中华新报》被封，张季鸾再次被捕入狱。这也是中国自由主义报人的普遍经历。对于报人来说，由于说真话而被捕入狱，在当时是很普遍的事。张季鸾品评胡适说：“适之先生好比龙井茶，总是那么清新。”王芸生则品评张季鸾，认为他好比新泡的龙井茶，清新之外还有热。张季鸾也为文坦承：“我们这班人，本来自由主义色彩很浓厚的。人不隶党，报不求人，独立经营，久成习性。所以在天津、在上海之时，往往与检查机关小有纠纷。”“中国报人本来以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为理想，是自由职业者的一门。其信仰是言论自由，而职业独立。对政治，贵敢言；对新闻，贵争快。从消极的说，是反统制，反干涉。”①可以看出在接手《大公报》之前，作为报人，在张季鸾的身上可以其它很多自由主义的影响。
　　第二阶段：《大公报》创立后：选择国家为重
　　1926年新记《大公报》创办，使张季鸾的办报生涯进入另一个阶段。我们知道，在张季鸾作为一个自由主义报人杰出代表的时候，他面对的是袁世凯，各种北洋军阀。对于他们，张季鸾往往是欲揭内幕而快。其对于袁世凯的“善后大借款”内幕的揭露以及对于胶济铁路内幕的揭露，锋芒毕露，不留任何情面，由此张季鸾数次入狱。1926年创办《大公报》之后，1927年国民党就成为了中国的统治者，我们也可以认为张季鸾办报特色的变化是以国民党，蒋介石掌握中国政权之后而产生的。
　　《大公报》的办报方针是四不方针，即“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从办报方针中我们可以看出，此时的张季鸾依然是想做一个拥有独立人格的报人，希望通过办报来为人民谋福利，但是我们可以看出，和之前对待袁世凯的方式不同，对待蒋介石，张季鸾应该算是比较温和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张季鸾虽然在《大公报》上发表了多篇文章，主张言论自由，反对国民党任意捕杀人的恐怖统治，他也发表了著名的骂汪、骂蒋的文章。1927年4月29日，张季鸾发表社评《党祸》，对蒋介石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疯狂屠杀进步青年的行动极为愤慨：“观南方今日党祸，吾人对于所谓宁汉两派实不胜愤懑之意。盖残杀之事，今才发端耳。”②1927年12月2日，正好是蒋介石与宋美龄新婚第二天。蒋在婚礼上发表演讲，谓“人生若无美满婚姻，则一切皆无意义”、“今日结婚后革命工作，必有进步。”张季鸾对此发表社评《蒋介石之人生观》，对蒋极尽嘻笑怒骂之能事：“累累河边之骨，凄凄梦里之人，兵士殉生。将帅谈爱，人生不平!至此极矣。人生本为享乐，蒋氏为之，亦所不禁。然则埋头行乐而已耳，又何必晓晓于革命。”。这也是张季鸾对于国民党政府比较严厉的抨击了，但是与揭露北洋军阀内幕的文章言论先比，还有不及。但总体上是作为支持国民党的姿态出现的，也真因为如此，共产党认为张季鸾的言论对于国民党是“小骂大帮忙”。
　　张季鸾早期深受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为什么会在国民党掌握政权之后，就减弱了言论的锋芒？自由主义在中国往往是和中国一直以来就有的“文人论政”联系在一起，报人们普遍都有通过言论来造福人民，为民立言的理想。从王韬办《循环日报》开始，文人论政就成为了中国报人办报的传统，康有为、梁启超等都是文人论政的代表。文人论政其实和自由主义还是有区别的，自由主义讲究独立，对政治敢言敢怒，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心中，正确的言论就应该发表，这是最高的宗旨。但对于中国报人来说，由于“文人论政”的影响，在坚持发表自我言论的时候，往往还要考虑对于国家，民族的影响。
　　从“文人论政”的方向去考虑张季鸾对于蒋介石的态度，其实也就可以理解了。对于国民党，张季鸾其实是支持的。虽然他主张独立办报，但真正的意思其实是监督政府，力求通过言论来迫使国民党改正其不当的行为。这也可以看出，在新记《大公报》创办之后，张季鸾开始是以国家为重，虽然从他身上仍然可以看到自由主义所推崇的言论自由的精神，但是主要的还是“国家为先”。据据王芸生回忆，张季鸾曾关照他：“我和蒋介石先生有交情，你写社评，只要不碰蒋先生，任何人都可以骂”③这些无疑都是张季鸾在尽力维护蒋介石的权威，而维护蒋介石的权威在其看来也就是维护国家的统一团结。
　　参考文献
　　①《抗战与报人》，《大公报》，1939年5月5日
　　②李云豪，《浅谈传统思想对张季鸾报业活动的影响》，南昌大学
　　③王芸生、蕾谷冰，《1926至1949的旧大公报》，《文吏资料》，P247
　　（作者：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09级新闻学硕士研究生）
　　责编：周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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