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整理的又一力作 老子学说被后人整理成
时间：2020-03-27 07:25:0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内容提要本文简略地评论了丁四新著的《郭店楚竹书(老子)校注》一书，认为：作者是以“发展”及平等探求“《老子》文本变化之道”的观念来指导其楚竹书《老子》之校注的；在具体的校注中，作者重视语言的系统性和历史性，对于随文释义的方法保持了足够的清醒；作者在人们时常不甚留意之处发现了一些有意义的问题，这很可能与作者作为一名思想史研究者的身份有关；对于楚竹书本中存在的一些疑难问题，作者并不轻信陈见和权威专家的训解，而是从文本的思想史脉络出发，广征文献，审慎考据，在不轻易破除古义的同时而又努力得出新见的。总之，本书将郭店简本的校注推向一个新的学术高度，是《老子》整理的又一力作。
关键词 《老子》 楚竹书 郭店 校注 丁四新
[中图分类号]B2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1)05-0034-03
丁四新教授早年因博士论文《郭店楚墓竹简思想研究》(后由东方出版社出版，2000年)而蜚声学界，这些年他的学术重点依然放在通过简帛资料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其中的一个重心就是道家资料的整理和诠释。最近，作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楚简综合整理与研究”成果、“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出版著作、武汉大学学术丛书中的一种，丁四新先生又推出了一部力作《郭店楚竹书(老子)校注》(平装版2010年3月、精装版同年10月，以下简称《校注》)，成为笔者案头必备之书。
通过他以前的著作，比如《郭店楚墓竹简思想研究》一书，丁四新教授给予我们的印象是长于思辨，善于理论把握，然而通过这部《校注》，他又树立了一个新的印象，即在文献整理方面也颇见工夫。简帛研究是一项艰难复杂的工作，要求一个学者具备文字、音韵、文本整理、思想分析等多层面的知识、多方面的素质；校注正是将所有知识、质素综合起来的一种方式。目前的学界，大多数学者只是有选择性地利用一些他人的释文，再结合/自己的兴趣，对某一方面的某些问题做出研究，这样做的好处是既能形成研究成果，又可以回避自己不懂和不熟悉的问题，然而为一部文献做校注，却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笔者有过体验，深知其中艰苦，因为这常常意味着一切都要从头做起：必须首先掌握学界的所有相关成果，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自己难以回答的问题也要给出答案，然而也因此容易招致他人的抨击和责难。但是，作为一种极为重要的学术训练，这项工作对一个学者整体能力的提高却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我们发现，过去的学术大家，几乎都有亲自整理文献的经历，只有在熟知古典的基础之上，才能以扎实的文献工夫和把握全局的视野去运用个别的材料。可惜近年来，学界急功近利，取巧的论文越来越多，扎实的训练越来越少，所以看到《校注》这部九年前就开始准备的厚重之作，笔者甚感钦佩。相信丁四新先生在文献整理方面的成就，必将进一步促进他对文献思想分析之深度和广度。同时，要指出的是，丁四新先生以思想史研究者的身份从事这项工作，也突出了他自己的特性，更能体现出这一注本和从事文字、历史、文学、文献等学者之注本的不同。
作为一部极为重要的典籍，《老子》无论在文本还是在思想内容上都问题重重。如果包括即将公布的北大汉简，出土文本已经三次问世，而传世本也有不少异同，这正是学界纷争，解义殊别的起因，郭店楚简作为现存最早的文本，必然成为文本变动性比较的第一对象。而校注这种形式，不仅对于搞清《老子》文本变化的大势及细微的变化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对于弄清文本变化的优劣、价值及原因也具重要价值。
就《校注》的体例与指导观念而言，我们发现有这样一些特点。其一，此书以郭店楚简《老子》、两个帛书本、王弼本等为主要校本，先比较各版本间的异同，再详述学者意见，最后在案语中有针对性地展开分析、批评，并提出创新性的见解。作者每一条较为重要的校勘意见，都是以广泛的学术史疏理为基础，在吸纳和批评同侪或前人意见的基础上形成的。在文本分析和术语涵义的考证上，显示出作者具有娴熟的朴学工夫。其二，作者主张以“发展”的观念来看待《老子》文本的变化，并在校注中作了实际的运用。他认为文本的古朴与文本的优劣本为两个问题，不应等同起来。对于《老子》，我们“既要尊重简本，也要尊重韩非所据本、帛本及通行本，不应当厚此薄彼，或非此即彼，轻易做出判断”；应当尽力探寻“《老子》文本变化的原因”，也就是“《老子》文本变化之道”。(参看《校注》第102、27、115页)其三，面对古典文献，学者们时常采用随文释义的训诂办法，而《校注》的作者则比较重视语言的系统性和历史性。随文释义的方法，孤立地看，似乎可以解释通具体的一句话，然而从语言的系统性和历史性上来看，很容易出现失误。例如，今本第三十七章“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下旬，郭店楚竹书本作“而万物将自化”，多一“而”字。于是，陈锡勇读“而”为“如”。《校注》的作者并不同意陈氏的训释。(参看《校注》第89页)又如，就楚竹书《老子》甲编第四章“其事好长”，丁教授认为：“有学者将竹简‘好长’之‘好’训为‘适宜’、‘容易’、‘很’等义。其实，此诸义皆晚起，而不足为训。”(参看《校注》第49页)这个意见在笔者看来是正确的。再如，《老子》甲编第十四章“以正之邦”的“之”字，或释“之，犹为也”，或训“往也，适也”，或云“之，用也”等，注者都用到了。作者也不赞成此类比较随意的训解。(参看《校注》第152页)因为语言具有系统性，每个词语的义项必须在其相应的组合关系中存在。训诂必须考虑这一点，否则，容易导致不必要的失误。
《校注》常在过去学者不甚留意之处，发现一些有意义的问题。笔者以为这和作者作为一名思想史研究者的身份大有关系，也正是此书精彩之所在。比如，郭店楚简本“复众之所过”一句，“众”，马王堆帛书甲乙本、今本等皆作“众人”。作者注意到这一细微的用语差异，通过文献举证，指出“众人”一词大概在战国中期开始出现，“众”衍为“众人”很可能发生在战国晚期至汉初一段时间。而且，通行本中凡有“众人”一词的几段文本均不见于简本，据此，作者提出了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这些写有“众人”的文本是不是后来被吸纳进来的?(参看《校注》第81、82页)又如，郭店楚简本有“居以须复”，“居”，帛本、今本均作“吾”。作者指出，郭店楚简本甲本13号简“将贞之以亡名之朴”，“将”字上帛书乙本增“吾”字(帛书甲本残)；郭店楚简甲本21号简“未智亓名”，“未”字上帛书二本均增“吾”字。可以看出，帛书本编者正试图通过强化“吾”在文本中的运用，进而突出作者的身份。据此，丁四新认为帛书本、今本“居”作“吾”，很可能系抄编者有意改作的结果。(参看《校注》第89、185页)再如，《校注》指出，《老子》文本在演变的过程中具有逐步突出和提 升“道”等重要观念的文本特征。他举出了四条例证，比较可信。(参看《校注》第395页)这些虽为发微之见，却显露出作者思想史之眼光。
对于简本中一些不可能回避的问题，《校注》作者不轻易相信陈见，而是通过艰苦的文本比对和思想分析，给出更为可信的结论。例如“绝�”的解读是引发学界纷争的一大难题，作者持“绝伪弃诈”说，这虽非其首创，但作者通过大量的文献排查，为“绝伪弃诈”说提供了更为有力的证据。又如“法物”之本义，近现代学者争论众多，然多不可信。《校注》征引帛书《二三子问》、《史记・光武纪》等为说，断定“法物”是指人君“行礼用乐之器具及仪制”。与今本第二十五章相比，简帛本均无“周行而不待”一句，有些学者据此认为《老子》之“道”并无“周行”之义。《校注》在征引《韩非子・解老》“圣人观其玄虚，用其周行，强字之日道，然而可论”、郭店楚简《太一生水》“是故太一藏于水，行于时；周而或[始，以己为]万物母；一缺一涅，以己为万物经”之后，论证“道”确有“周行”之义。(参见《校注》第181―182页)再如“橐�”一语，“风箱”之释几乎已成定说，但《校注》不人云亦云，作者在遍引前代重要注疏后，得出唐以前故训皆以“橐”为排橐，“�”为乐�的结论。而后人以“风箱”、“送风管”等为训，其实此为杜光庭、苏辙所造之说，后人却陈陈相因，不识其伪，积非成是，误读千年。(参看《校注》第203-207页)楚竹书甲本第1号简的“季子”，学者多如字作训，认为“季子犹稚子”，也就是老子所说的“赤子”。《校注》不同意此解，作者认为楚简“季子”仍应从今本，读作“孝慈”。而“季子”，据传世先秦文献，乃排行之幼、少，不可作“幼稚”义解。因此，“季”应当判断为“孝”字之形讹。(参看《校注》第15―16页)杨树达先生在《释慈》篇中曾说“慈从兹声”、“兹与子古音相同”，并举证了古书中数处“子”、“兹”通假之例；“慈”即“爱子”之义。(《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2页)可见，简本“子”字完全可以读作“慈”。
《校注》一书不仅重视征引文献，重视考据，坚持维护思想史脉络，而且也不轻易依据出土文本破除《老子》古义。作者丁四新甚至批评时下一些学者随意抛弃古义，不顾上下文的脉络，只求从出土异文中别出新意的做法，这显示出作者具有非常谨慎的学问态度。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再一一说明了。
郭店楚简《老子》问世后，以之为校注对象者已有20余本(种)之多。《校注》一书的目的，在于全面总结十年来郭店《老子》的注释及长期存在的《老子》文本疑难问题，并将郭店《老子》的校注推向一个新的学术高度，是《老子》整理的又一力作。看得出，作者本着学术高于一切的信念，不和稀泥，不怕得罪人，在郭店《老子》研究文献的征引上，约10本相关专著被认为不值得引用而被坚决地淘汰掉了；对于其他著作，作者也是就事论事，展开了客观而严肃的学术评判。《校注》的写作，综合运用了古文字、音韵、文献、考据、语义分析、思想分析等方法，相比较而言，在文献斟证、考证，及语义、思想的分析上更为见长。在资料收集之完整有序，分析论证之平实可信，及文本特征、思想脉络的兼顾并重等方面，《校注》十分突出。因此这绝非一部泛泛之作，值得学者置于案头，时时检用。
尽管作者付诸了巨大努力，但这么一部要求高、牵涉广的作品，要尽善尽美还非常困难。有些地方作者思考太过，如《校注》以“为无为”之前一“为”字为意动用法，释为“即以‘无为’为原理而为者”，(参看《校注》第97页)反而不易理解，还是按一般动宾句解释为好。近年来，日本学者在郭店楚简《老子》研究上创获甚多，因受语言限制，《校注》作者未能引用。这是一件憾事。另外，校注一类书既要详备，又忌繁杂。《校注》虽在每章末尾设立“章旨”之目以概括大意，但缺少译文，也使人略感遗憾。如果能够在每章校注之前对竹书文本作出明确的译释，告知读者《校注》所采取的基本论点，这就会使行文更加清晰和明了。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哲学系
责任编辑：张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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