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的三大工具 区域产业发展结构与货币政策调控承受力研究
时间：2019-04-02 03:28:1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尽管不同的地区共享一个相同的书面货币政策，但受产业发展模式、吸纳贷款能力、金融供给能力及直接融资能力差异的影响，产生的货币政策效应却不尽相同。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舍弃样本地区繁杂的表象，抽象出能揭示内在本质的区域产业发展模式，在横向比较中，指出“佛山制造+佛山板块”的佛山模式与“出口导向+产业集群”的东莞模式是具有一般指导意义的适宜本地产业发展模式。同时，在得出研究基本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在稳健货币政策下“总量从紧定向宽松”、考核基层央行执行货币政策效果的重点应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等建议。
关键词：货币政策；调控效应；承受能力；产业发展模式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９０３１(２０12)07－００27－０7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2.07.06
一、引言
近年来，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出现了频繁调整的态势，对区域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产生了长期的影响。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增长结构的大趋势下，频繁调整的货币政策对不同的地区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以及影响的程度如何，是一个颇具研究价值的现实问题。为便于研究，本文在时段的选择上，将研究的时期框定在1990—2010年一个比较长的时段内；在空间的归类上，将区域的概念收缩在沿海与内陆两个地理空间范畴内，仅选取湘、粤、桂三省中属内陆区域的湖南永州，属东南沿海的广东东莞、佛山及广西北海等四个地区为样本，研究沿海与内陆不同的样本地区在享有相同的书面货币政策背景下，探讨在不同地区不同产业发展模式选择与金融供给水平下货币政策传导途径的差异性，从而得出本文的基本结论，并据此提出有益的政策建议。
二、相关文献综述
国外有关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跨国界或在一国内跨行政区域的研究。Mundell（1961）的最优货币区理论，该理论指出，对于内部经济不完全同质的国家实行单一的货币政策,必然存在区域差异效应[1]。二是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成因研究。Carlino和Defi-na（1998）、Owyang和Wall（2004）从利率渠道和信贷渠道分析了美国的货币政策效果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认为产业结构、银行规模和企业规模的区域特点是货币政策产生区域效应的原因[2-3]。三是散见于各种理论中有关影响货币政策区域效应不同因素的研究文献。Myers和Majluf（1984）的“啄食顺序”理论认为，企业融资存在一种“啄食顺序原则”，即首先为内部融资，也就是企业的留存收益，其次是长期借款和长期债券，再次是发行优先股融资，最后是发行普通股融资[4]；罗伯特·莫顿（2000）和兹维·博迪（2000）的“金融功能”理论认为，金融发展包括金融深度和金融宽度两个维度。前者是指金融资产的数量增加，后者是指人们在经济活动中能够使用更多更便捷的金融服务，即金融服务的可得性[5]。金融深度和金融宽度正相关，但并不高度相关；华尔特·惠特曼·罗斯托（1971）的 “经济起飞”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分为6个阶段：传统社会、准备起飞、起飞、走向成熟、大众消费和超越大众消费等阶段[6]。在起飞阶段，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大量的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移到制造业，外国投资明显增加，以一些快速成长的产业为基础，国家出现了若干区域性的增长极。
国内理论界、实践部门对于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研究大概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从理论上论证我国货币政策效果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并试图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如丁文丽（2005）的研究证实了中国货币政策存在区域效应[7]。第二类是从金融结构差异和地方经济金融发展水平分析货币政策区域性差异产生的原因。如董志勇、黄迈、周铭山（2010）研究认为应该结合现实情况，转向金融结构差异的研究角度，重视货币政策对银行、企业的金融行为的影响[8]。第三类主要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对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对不同区域的效应进行分析，以期找到引起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主要原因。曹永琴、李泽祥（2007）使用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估计了八大地区的货币政策敏感系数，并用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和结构方差分解法从实证的层面论证了中国货币政策效应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指出其原因主要在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差异[9]。
三、我国货币政策的走向特征及影响
（一）研究时段的确定
从分析和研究的基础上，笔者发现1990年是一个极其重要和关键的节点和转折点。首先，由于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部分商品特别是主要副食品供应偏紧，物价水平上涨,特别是1988年，在势不可挡的“价格闯关”因素和放开价格预期的推动下，货币供应和信贷投放从上半年起迅速增长，造成了通货膨胀。因此，这是一个宏观经济运行的谷底和调控方向逆转的重要转承节点。其次，也是中央银行尝试运用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对专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再贷款等多种间接调控手段，开始重视对基础货币供应调控的转折点。
（二）研究阶段的划分
为便于研究，笔者将1990—2010年的调控过程分为四个阶段：1990—1992“松动”中的转轨阶段；1993—1996冲动中的“紧缩”阶段；1997—2007“多变”中的稳健阶段，2008—2010突变中的“适度宽松”阶段（见图1）。
1.1990—1992年“松动”中的转型阶段
此阶段中的背景是1988年前后的部分商品特别是主要副食品供应偏紧物价水平上涨，“价格闯关”因素和放开价格预期推动下的货币供应和信贷投放迅速增长，1990年，一年期银行贷款利率从1989年的12.24%大幅下调至8.62%，政策效应“时滞”短，1990年，M2和贷款增长率分别达到19.2%和23.1%，1991年又分别达到26.5%和20.7%，GDP则达到了9.2%，比上年的3.8%上升了5.4个百分点①。具体到样本地区，宽松的货币政策催生了庞大的拆借市场，催生出较高的存贷比例。以本文考察的地区为例，1990年，最高的北海存贷比例达到157.14%，最低的东莞达到92.61%，永州、佛山也分别达到135.62%、121.02%②。北海存贷比最高主要是大量的资金流入北海炒房、炒地皮，为后来形成大批的“烂尾楼“埋下了隐患；而东莞存贷比最低，主要是因为高物价背景下以外源加工贸易为主的产业受成本推升的影响，以及当时对乡镇企业贷款的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