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执政方略的特点
时间：2021-07-12 12:00:2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毛泽东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制定并实行了符合中国国情的路线、方针、政策，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执政方略。毛泽东执政方略具有开创性、民族性和群众性三大特点，为新时期执政方略的制定和执行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 毛泽东执政方略 开创性 民族性 群众性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根据局部执政和全面执政时期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方针、政策，制定了符合中国国情的路线和战略，取得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一个又一个胜利，从而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毛泽东执政方略，并在实践中得到了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执政方略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以及国防军事等方面。它们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具体条件下，呈现出不同的重点。但是从总体上看毛泽东执政方略的科学体系，则表现出开创性、民族性和群众性三大特点，这三大特点贯穿于毛泽东执政方略的各个部分。
一、开创性
毛泽东执政方略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巨大成果。建国后，如何在落后的东方大国发展经济、政治、文化，如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有待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和实践上正确解决的问题。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本身是与时俱进的，正是这种品质使毛泽东在全面执政时期，提出了许多开创性的政策和策略，并付诸于实践，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执政方略。这些执政方略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伟大创举，使马克思主义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
（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和平赎买的政策，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提出的设想变成了现实。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用和平赎买的办法，把资本主义经济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经济，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早已提出但都未实现的设想。那么，在我国，能否对资产阶级实现和平赎买的政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依据马列主义关于和平赎买的思想，认真分析了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与现状。认为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1］。民族资产阶级的这一特点，使我国的和平改造具有客观的可能。基于以上分析，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和平赎买的基本思想，制定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通过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胜利地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和平赎买的历史使命，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和平赎买的设想变成了现实。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创举，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胜利。
（二）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毛泽东是明确提出“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概念的第一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对关于如何处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矛盾、处理各种敌我矛盾，对关于如何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都作过全面的正确的论述，并指导无产阶级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但是，没有形成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因而在实践中造成了严重后果。毛泽东在认真分析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后，明确提出“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概念，进一步创立了关于社会主义两类矛盾的学说。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对敌我矛盾要用专政的方法解决，对于人民内部矛盾要用民主的方法解决。同时，还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2］，大量的突出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因此，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应该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样，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成了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这些思想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史上，都是前无古人的独创，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三）首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学说。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毛泽东十分重视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并提出了许多重要观点。但在具体实践中，毛泽东发现苏联模式的文化建设有许多弊端，不适合中国国情，更不适合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习俗。于是，毛泽东在文化方面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首次完整地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确定为我国发展科学文化事业的方针，并加以宣传和贯彻执行。他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3］随后，毛泽东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对“双百”方针作了系统而深刻的阐释。这一方针的提出和对其系统阐述，是毛泽东的一大创造，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学说的一个重大发展，充分体现了在发展科学文化事业上的社会主义民主精神。
二、民族性
所谓民族性，也就是中国风格、中国特点和中国气派。民族性是个性。毛泽东一贯强调民族性，认为只有把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中国形式，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因而提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毛泽东执政方略是产生在中国这块国土上的，具有中国基因，它不仅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而且又对中外文化进行批判继承，坚持“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这样就形成了具有中国风格、中国特点和中国气派的执政理论、战略、路线和策略。
（一）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如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建设起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中国，这不但在中国的全部历史发展中是前无古人的创新之举，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亦无任何成例可援，只能依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借鉴苏联经验。但是，毛泽东并没有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本本与个别词句，也不为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模式所束缚，而是适时地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的道路。
在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是最先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人，也是最先解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人。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第一次向全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号召。1945年，党的七大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特征，来概括毛泽东思想的事实更是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已经为全党认同和吸纳。因此，可以说七大是毛泽东领导全党正确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阶段性标志。
新中国成立后，在我国大规模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并没有停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再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1956年8至9月，在中共八大会议期间及其前后，毛泽东多次重申马克思列宁主义要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强调“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4］。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的一贯思想原则的指导下，毛泽东又一次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提出并实施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以及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方针、政策和策略。也正是这些特色，保持和发展了毛泽东执政方略的民族性，使毛泽东执政方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放射出异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