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红旗》杂志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
时间：2021-07-12 08:02:1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红旗》杂志作为中共中央主办的政治理论性刊物，《求是》杂志的前身，是文革爆发前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树立毛泽东思想权威的主要刊物之一。它主要经历了重提“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国际意义和宣传“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等3个阶段。它虽然在维护政权合法性、维持社会秩序、激发人民大众的政治运动热情和整合大众的思想意识等方面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其宣传过程中，却出现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和后果，给我们留下了一些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红旗》杂志；毛泽东思想；宣传；问题；启示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08)02－0061－08
《红旗》杂志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的一份政治理论性刊物，是《求是》杂志的前身，1966年之前，是强势地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主导性理论刊物。从1958年6月《红旗》杂志创刊到1966年文革爆发，《红旗》杂志在宣传毛泽东思想、树立毛泽东思想权威方面，经历了重提“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国际意义和宣传“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等3个阶段。
一、重提“毛泽东思想”
1945年，中共七大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在其通过的党章总纲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在党章的条文上，又规定努力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每个共产党员的义务。但是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期间，所有大会文件和发言，包括刘少奇的政治报告和邓小平的修改党章报告都没有提及“毛泽东思想”，而且在八大通过的党章和决议中，也没有出现“毛泽东思想”一词，而是代之以“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党在自己的活动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密切结合的原则，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者经验主义的偏向”的提法。1958年随着“大跃进”运动的深入开展，有关“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和论述又重新出现在中共各大报刊，其中在《红旗》杂志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红旗》杂志上重新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的是《红旗》总主编、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在此之前，柯庆施、周扬在《红旗》杂志创刊号发表的文章中只提到过“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如“党的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根据几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把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确定下来，这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和“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党的路线政策，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启发人民创作灵感的伟大力量”。郭沫若则对毛泽东进行了高度的赞扬，他称毛泽东是“最伟大的一位现实主义者”，“同时又是最伟大的一位浪漫主义者”，“是伟大的革命家，同时又是伟大的作家、诗人”，“他的理论文章具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和马克思、列宁的著作一样，其中包含着很多文学的成分”，“他不仅不断地发表着许许多多不朽的经典性的论著，在革命实践中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教育六亿人民，还在工作的余暇发表了具有典型性的文艺作品，和经典性的著作具有同样的教育意义”，“我们如果要在文艺创作上追求怎样才能使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结合，毛泽东同志的诗词就是我们绝好的典范”，所以“我们要学习毛泽东同志，学习他善于在联系中国实际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使革命胜利了，而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了，学习他善于结合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方法写出了不朽的理论著作和文艺作品”。
为防止读者将自己对领袖的赞誉之词误认为是搞“个人崇拜”，郭沫若接着说：“我要坦白地说，我是敬仰毛泽东同志的。我这不是盲目的个人崇拜，我是同样反对盲目崇拜的人。所谓盲目的个人崇拜是所崇拜的对象并不是真正代表真理的个人。如果是真正代表真理的领袖，如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我们为什么不拜为老师?当然，我们这些杰出的老师，他们也还是有老师的，那就是人民。……毛泽东同志经常告诉我们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他集中了广大人民的智慧，而且还尽可能集中了古今中外的有用的知识，正因为他善学，所以他善想、善说、善做、善教。他是最民主的人民领袖，而同时又是最能循循善诱的人民教师。这样突出的个人是集体主义的结晶，这不是个人突出而是集体突出。集体突出的人物在革命事业中的领导作用，我们是不能因反对‘个人崇拜’而加以忽视。当然，我们不是单纯的敬仰，而是学习。学习得好，可能超过老师。我相信毛泽东同志也正是在这样期待着我们的”。郭沫若的这一观点与毛泽东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中所提到的“正确的崇拜”的观点是一致的。虽然郭沫若在文章中高度颂扬了毛泽东，并提出了“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但整篇文章都没有提到“毛泽东思想”。
与柯庆施、周扬、郭沫若三人相比，陈伯达在其题为《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的文章中，首次重新使用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而且还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述。该文是陈伯达在北京大学庆祝党成立37周年大会上的讲演稿，经过其本人的整理和补充，发表在《红旗》杂志1958年第4期。在文中，陈伯达指出：“毛泽东同志思想的最主要的特色，就是(在)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紧紧结合起来。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普通群众的智慧，从而在新的条件下，在新的环境中，增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百战百胜的威力”，“如果没有正确地解决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样的任务，如果不是毛泽东思想在同各式各样错误思想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如果中国革命不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前进，也就没有现在中国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便潜伏着社会生产力大跃进的客观可能性。但是，这种可能性，也可以在一定时间内被压抑(例如在一九五七年)，而一经过毛泽东思想的启发，这个社会生产力大跃进的势如破竹、所向无敌的形势，就形成起来了”，“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在这样‘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国民经济和文化普遍高涨的时候，人们已经可以看得见我国将由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为期不远的前景”。
继陈伯达之后，“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并没有在《红旗》杂志上被广泛使用，只是在李柏和翦伯赞的文章中有所提及。如，“在社会主义大竞赛中，我们遵循着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以‘苦战三年，改变面貌’为目标，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灵魂，掌握了竞赛和协作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时刻教育干部和群众防止和克服资本主义、本位主义的思想，发扬共产主义思想”，“思想问题，必须从思想上解决，即必须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