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选择主体行为范式的整合框架：“竞争性组织”范式及其应用
时间：2021-07-08 20:05:4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中国的公共选择有不同于现代西方国家的特征。中国需要利用现有的公共选择理论，同时发展适合于中国的分析工具。这里，利用公共选择的理性人假设以及放宽理性人假设都是必要的。对于各种中国政府行为范式分析的结果表明，“竞争性政府”范式最能整合现有的范式，并递次扩展出“竞争性组织”范式和“竞争性行为人”范式。在分析中国的公共选择时，“竞争性组织”范式的适用性最为显著。
关键词：公共选择；私人选择；理性人假设；村庄组织；竞争性政府；竞争性组织；竞争性行为人
中图分类号：F06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3）04-0021-10
一、公共选择、私人选择与理性
人的行为选择区分为私人选择和公共选择。根据公共选择理论，私人选择主要涉及市场决策，而公共选择则主要涉及非市场决策。顾名思义，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对象为公共选择过程，也就是非市场决策过程。该理论的研究工具和方法为经济学的工具和方法，包括价格理论。公共选择理论把政治舞台理解为市场，即政治市场，把选民、官僚和政治家等行为主体视为政治市场中的博弈者。它把政治市场上选民的选票视同为经济市场上消费者的货币。①
公共选择理论采取理性人假设，即假设所有的行为主体都是自利的、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在这一假设下，理性的选民比较成本与收益，追求成本最小化、收益最大化，在确认存在投票净收益后才投票，不愿花费太多精力去理解和选举有关的情况。他知道自己一张选票影响选举结果的概率很小，因而投票积极性一般不高。但如果人人这样，他自己的选票就成为决定性的一票（唐斯难题）。理性的政治家追求选票最大化，其政治生命需要依赖选民的支持。他之所以担任政治家的角色，是因为有着三方面的激励：收入、尊敬与权力。其收入来源包括：税收，私人的自愿交费，从某些希望政治家获选后得到合同的生产要素提供者那里获得收入以及勒索。理性的官僚追求私人利益的最大化。尼斯坎南据此建立了预算最大化官僚模型。按此，官僚的私人利益包括：薪金，职务特权，公众声誉，权力，庇护人身份，官僚机构的产出，做出改变的自在感，管理该部门的自豪感（Niskanen）。这些私人利益中的前六项均与预算最大化有关。
可以从上述理性人的自利假设（即“恶魔”假设）出发，推演出不同规则下个人在公共选择中的效用最大化行为，从而为一个社会选择更恰当的公共选择规则提供知识基础。也可以从同一假设出发，演绎出个人在面对公共选择时会采取什么样的行为，从而反过来提出需要什么样的规则。因此，从理性人的自利假设出发，可以推导出社会需要哪些规则。反之，如果从利他假设（即“圣徒”假设）出发，那么不仅很难推导出社会需要哪些规则，而且会反证一个小社群（如合作社）虽然可以完全基于利他取向而运作，但是一个大社会不可能是一个完全利他取向的社会。利他的小社群不需要规则约束，自利的大社会则不可能摆脱规则约束。大社会与小社群的一个重要不同之处在于，大社会成员当中很容易出现搭便车等问题，不得不求助于针对自利取向的规则约束。对照自利假设与利他假设，可以有所体悟公共选择理论理性人假设是强有力的。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存在着两个市场：一个是经济市场，另一个是政治市场。在政治市场中，选民相当于经济市场中的消费者（需求者），政治家和官僚相当于经济市场中的生产者（供给者），选民持有的选票相当于经济市场中的货币，他们用选票选择政治家，来交换政治家的政策法规承诺。因此，政治市场活动和经济市场活动一样，本质上也是个人出于自利动机而进行的交易活动，都是利益的交换。如果说经济学专注经济市场交换范式，那么公共选择理论支持政治市场交换范式。
根据公共选择理论，经济市场与政治市场上交易的实质性差别主要在于个人在追求并实现其各自不同利益时所可支配的条件和手段上。在政治市场上，个人偏好显示和加总与经济市场相比，存在更大的困难。公共部门中官僚所受到的约束，要比在私人部门中的经理所受到的约束松弛得多。
公共选择分析区分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规范的公共选择分析关注“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实证分析聚焦于解释“是什么”的问题。在中国，谈到公共选择，马上就会有人提出来中国没有公共选择，因为中国不是现代西方国家意义上的民主政体。言外之意，他们从规范角度把公共选择隐含地理解为西方国家意义上的民主决策或民主过程。不过，公共选择理论并没有预设公共选择单指民主决策或民主过程，它涉及对非市场决策的研究。
中国也有非市场决策。公共选择理论也可适用于对中国的非市场决策研究。只不过我国的公共选择主体有其特殊性。西方现代民主国家里公共选择主体包括政治家、官员、选民、政党、利益集团等。与美国相比，我国公共选择的特殊性至少包括：一是我国与美国的政体不同，我国属于单一制政体，美国是联邦制；二是我国是一党制，美国是多党制；三是我国的政治家不是通过普选产生，而美国的政治家是经过普选产生。我国宪法规定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但是人民代表作为政治家的产生不是经过普选产生。除了村民委员会选举之外，我国的国民没有通过普选确立与政治家的委托—代理关系，委托人和代理人两者的地位是没有得到确认的。在美国，选民通过普选选择政治家，从而明示确立与政治家的委托—代理关系，其中选民为委托人，政治家为代理人。委托代理关系的明示确立非常重要，因为这也是确认社会契约的过程，也是确认选民是国家主人的过程。正因为如此，我国国民的公民身份仍然是不健全的，美国人的公民身份则比较健全。
很明显，如果要研究我国的公共选择，就必须考虑我国公共选择的上述特殊性。这不仅对公共选择研究提出了一种挑战，同样构成了一种机遇。对我国的公共选择研究，完全可以充分发挥我们所拥有的“后发优势”，而研究的成果不仅构成对公共选择研究的增量贡献，而且有助于研究者形成一种竞争优势。
在对中国的公共选择研究中，需要注意理论范式如何“落地”。理性人假设意味着假设人是自利的、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但是理性人假设要求信息是完备的。在现实中国的公共选择中，个人往往只具备有限理性，②只能获得有限的信息，而且其心智的认知能力有限，其有关成本与收益的计算能力有限，可用于计算的资源（如时间）也有限。因此，在实际生活中，个人往往倾向于约束条件下最大化，但并不就是追求约束条件下最大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