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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话:中国当下文学的基础理论

    时间:2021-07-08 04:01:1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如何评价当下中国文学创作,不同的评论家有不同看法。中国当下的文学批评有哪些问题,也是见仁见智,众说不一。为此,中国文学论坛的主笔王彬先生约请了北京与天津两地的文学理论工作者,就这个问题展开了讨论。试图对当下文学现状进行梳理与探索,从而寻找问题的症结。对话中,大家认为当下文学的根本问题在于没有构建为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提供支持的基础理论,这个问题十分迫切,已经刻不容缓地摆在文学理论工作者的面前。
      
      王 彬(鲁迅文学院研究员):关于文学批评的问题,我近几年一直思索。而这个问题,批评界的同仁们也在思索,并努力寻找解决的良方。有人说,文学批评已经堕落,归结为红包批评,或者说是商业批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因为,不能否认的是,众多的批评家仍然在文学的范畴里进行严谨的学术批评,并没有完全被红包所俘虏。然而,无论是创作,还是批评界,对于当下的文学批评仍不满意,认为问题殊多,不能够完全解决当下文学所遇到问题。
      那么,中国当下的文学批评的现状是什么样子呢?我认为,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面就是就事论事,以研讨会的形式,就某部小说请几位批评家发表一下或者说好或者说坏的言论,然后写一篇或者几篇文章,这是对某一个文本的批评;再一个层面,是对当下文学的某些现象进行梳理,这样的批评家水平自然高明一些,更具有指导意义。现在比较活跃的批评家基本处于这一层面。
      实际是,文学研究可以分为文学批评、文学史与文学理论三个层次。中国当下批评界的主要问题在于理论深度不够。我们现有的文学理论一是传统的,中国几千年反映在文学理论方面的文化积淀;一是传输于西方的泊来品,以及以其为基点的克隆文章,从上世纪之初的1919年开始做起,到今天,已经九十年,近乎百年了。在这将近百年的时间里所有的西方的文学作品与文学理论,我们基本都翻译过来了,都有中文版。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几乎与外国文学,无论是创作还是理论保持基本的同步,只要出现新的理论,我国很快便有译介,而在中国的文坛流传开来,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难以企及到的。因此不能说我们学些外国——主要是西方的文学理论不努力。但是仅仅满足于学习是不够的,我们应该构建自己的既符合中国国情,又能够与世界接轨的文学理论,原创的文学理论,也就是元理论。元与原相通,即开始的意思。西汉的董仲舒在其所著的《春秋繁露•重政》中说:“是以春秋变一谓之元,元犹原也。”也就是根本的、本原的意思。或者说是基础理论,理论的理论,是理论的源头,从事物的本质与源头上进行研究,而不是简单地对事物表层进行分析、枚举现象,对基础理论的研究实质类似于数学界的歌德巴赫猜想。
      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研究叙事学,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问题,西方人对于东方,尤其是对中国古代文学并不很清楚,不能够简单地把叙事学照搬过来,而应该进行改造,将其与中国本土的方法结合起来,形成自己的基础理论,这样对中国文学的研究才会产生更为实际的效果。中国学者并不比西方学人差,在研究上实际是各有千秋,而不应该自馁。但是,多年来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个问题,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士更为稀少。这令人非常忧虑,没有基础研究,没有元理论,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必然遗失方向,中国的创作界与批评界已经深受其害,却没有多少认知,这是很可怕的。西方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比我们深刻,在西方,任何一个有志向的学者都试图构建自己的理论,而有些理论在我们看来实际是很牵强的,但是作为学者的这个志向应该受到嘉许。
      严格来说,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不能仅仅是简单的服务关系,当下的文坛现状是这一方面强调得比较多。作家出了一部作品,批评家就得评论一番,非如此作家便不满足。文学理论从某种意义讲,应该超越于文学创作,这样才能对创作进行指导。没有元理论,就很难超越文学创作,只能是镜像式的感想、印象式批评。先有文学创作的文本,之后才有文学批评,永远是一种滞后的关系。所以当下文学批评的症结,既不在于商业红包,也不在于政治干涉,而在于批评界没有自己的基础理论,从而只能匍匐于作家的文本之上。
      环顾西方,二十世纪以后各种文学理论层出不穷:俄国的形式主义,英美的新批评派,美国的细读,法国的结构主义,等等,层出不穷。二十世纪的文学理论家认为,理论独立于创作,其本身便具有独立的价值。相对于此,我国当下的文学理论家远远的落后,批评家在这方面的差距更大。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把元理论弄通,构建出自己的基础理论来,中国的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才能真正繁荣发展。
      
      藏 策(天津人民出版社编审):我在2001年的时候,先是在摄影界提出了“元理论”与“元批评”,那年我写了一篇文章《摄影•批评•文化研究》,建构了一整套针对汉语言“语境”的现代话语理论,也就是“超隐喻理论”。“超隐喻理论”问世后影响很大,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摄影报》为此专门联合召开了一个研讨会,认为是超越了西方理论的最前沿的中国当代文艺理论。“超隐喻理论”对摄影界影响特别大,那时摄影界的理论水准还远远落后于我们文学界,但这些年进步却非常快,现在可以说已经很前卫了,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越了文学界。“超隐喻理论”就是一种“元理论”。所谓“元理论”,这一概念是西方最早提出来的,指的是所谓的“理论的理论”。那么“元批评”当然也就是“批评的批评”,这是一种源于语言学层面上的理论,在语言学中,研究语言的语言就称作“元语言”。
      这种理论好在哪?一般的传统理论是归纳式的,是从经验归纳出来的,有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问题,因为没有进入到语言的深层。批评也是一样,传统批评往往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元理论”就像是现代医学的“基因工程”,不仅能知其然,还能知其所以然,能对文本的深层编码(就好比“基因”)进行排序,从而找出真正的原因所在。所以“元理论”无论对摄影还是对文学,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把“元理论”拿到中国文学的理论和批评建设中来,可以不照搬西方,也可以把其外延拓展开来,比如像王院长刚才说的,在保留西方“元理论”本义的基础上,再加上“原创的”和“根本的”意思,既强调了“中国语境”,又强调了从最深层看待理论问题。
      今天在国内提出基础理论的建设,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西方的语言是拼音文字,跟汉语是很不一样的。西方的理论,尤其是进入语言学层面的理论,直接照搬到中国来,会产生很大的问题。比如说德里达所讲的“语音中心主义”,是针对以拼音文字为特征的西方语言而谈的,而中国的汉语根本不是“语音中心”,恰恰是“文字中心”的,把“语音中心主义”的说法照搬过来,就会产生很多的问题,甚至成为笑话,可如此照搬的仍大有人在。我前几年曾专门提出这个问题,说汉语是“文字中心”的,根本不能照搬德里达理论。不光是这个理论,其他理论有很多也是这样。我个人的观点是,不引进西方理论,肯定是不行的。有些人弄不懂西方的理论,想自己闭门造车,那结果只能是弄出些伪发明、伪创造。但停留在照搬西方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文学现象,虽然比闭门造车好很多,但也是不可取的,因为那样你就会永远匍匐在西方理论的脚下,亦步亦趋,甚至邯郸学步,弄到自己最后也不会走路了……这也是很麻烦的。
      
      陈 涛(鲁迅文学院教师):文学基础理论的提出是适时的,具有时代意义,基础理论的提出,我认为目的在于在众多理论之中寻求一种具有更大普遍性与包容性的理论,它是“理论之理论”。其次,基础理论应该是既具有中国文学的历史传统,又具有时代精神的理论,它是两者的结合体。要在传统文学理论中发掘资源,同时注意借鉴西方的理论成果,不过分侧重某一方面,寻求两者的完美结合,但总体要体现出文学中的中国气象与中国气派。再次,基础理论所倡导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应该是要求作家与评论家都能从最原始的内心出发,本着最真心的态度进行文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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