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的复杂性治理：经验与教训
时间：2021-07-05 16:00:0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概念自问世以来，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可以说是当代中国改革的指针与终极目标。考虑到中国历史传统与当代发展环境，复杂性特色恐怕是最基本特征。其实，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并非是现代社会的专利。在人类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中，在中西各国政权巩固建设实践中，治理体系与能力都是核心关键词。特别是唐朝中后期的“永贞革新”、北宋神宗时期的王安石变法、南宋叶适对时政的思考与针砭建议等，都鲜明地烙上了中央政府提高治理体系现代化与完善提高治理能力的底色。虽然成败不同，但都是后人值得总结反思的宝贵实践。
【关键词】复杂性 中国 治理体系 治理能力
【中图分类号】 D6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5.24.002
中国是超大型后发国家，复杂性特征可以说是贯穿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大的宏观背景。虽说现在中国在国际格局和世界经济体系中排名靠前，但也不能否认，我们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还需要大幅度提升，以应对日趋复杂的现实环境。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各届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理解领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学习活动。比较全面地阐释治理思想的是2014年2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会上的讲话。讲话收录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中，题目为“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宽阔的历史视野来看治理问题的。他说我们的治理经验有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西方社会的治理经验；第二个部分是我们中国几千年来的治理经验；第三个部分是社会主义的治理经验。我们应该从这三种治理经验和教训当中，从宽阔的历史视野来理解治理问题。习总书记特别谈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之间的关系。他说，“有一个完善的治理体系，并不意味着就有很强大的治理能力”。反过来说，有强大的治理能力，也未必有完善的治理体系。我们中国几千年来并不是没有一个治理体系。当然，我们对这个治理体系缺乏系统的总结，以至于在日本发生明治维新的时候，日本人倒是比较全面系统地总结了中国的治理体系。甚至有日本学者坦言，日本的明治维新并不是日本单纯学习西方的结果，其中也包括系统地整理和研究中国治理经验的结果。
中国在1840年以前，并不是没有治理体系，而是缺乏对这个治理体系的总结与自觉提升。同时，在晚清的条件下，这个治理体系没有转化为治理能力。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90多年的奋斗当中表现出了强大的治理能力，驾驭战争的能力、驾驭经济的能力。但是，我们现在是否形成了有效的治理体系呢？
习总书记在与北京大学师生座谈时提出一个问题，他说：“长期领先于世界的中国，为什么会在鸦片战争以后陷入了积贫积弱？”他当时说：“看来，我们的治理体系不仅仅是在清朝的中后期出现了问题，恐怕在明代，1500年左右就发生了大的问题。鸦片战争只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接着他就问林毅夫教授：“毅夫老师，你觉得是这样吗？”林老师就说，“我也觉得是这样”。总书记接着问：“你认为这里的原因是什么？”其实，对于这个问题，总书记心里是有答案的。在不久之后给院士的讲话中，他从科技、制度等角度回答了这个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所谈的治理固然涵括政治、经济、财政、司法，但绝不仅仅是这几方面。因为他理解的治理还包括了“治心”的问题。他在今年两会期间，在贵州代表团讨论的时候，讲到王阳明。这不是他第一次讲王阳明。他在贵州视察的时候，就跟贵州大学的师生谈论王阳明，讲“治世容易治心难”。总书记经常说，功成不必在我，我们在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当中，前赴后继地前进，一切的行动和作为都不是为了个人逞能，都不是为了邀名，不是为了扮演改革家，而是为了从中华民族两个一百年的长远利益来打算和谋划。我们每一个选择都是艰难的、痛苦的。只有从这两个一百年和宽阔的历史视野的角度考虑问题，才能做到我心光明，才能放下这些改革与反改革、成功与失败，才能够勇敢地前进。
改革内在逻辑：既不能虚言耸动领导，也不能一味迎合民众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所有决策，都不是依据十全十美的“先王之道”。相反，可以说都是艰难而痛苦的选择。我们的每一次决议、每一次抉择都不能说是十全十美的。一个真正负责任的领导，在给决策者进言的时候，起码要把两面都说到，不能把事情说得天花乱坠，打保票。因为最后的结果往往出乎意料之外。
清初大儒王夫之《读通鉴论》曾系统地评论这类现象，并以王安石为例。他说王安石这个人是一个妄人，此人最大的缺点是不实事求是。宋神宗问他：“您看我应该效法和模仿唐太宗吗？”王安石回答说：“皇上，您怎么能这么想？您比唐太宗强太多了，您应该效仿尧舜禹汤。”这个话就是典型的忽悠领导。他为了推行他的主张，为了推行他的学说，不惜说假话。当时虽然宋朝立国已经一百多年了，可是神宗还是个20多岁的年轻人，极想有为，而对这样一个没有多少政治经验的年轻人，是不能这样大言欺主的。
不能忽悠领导的同时，更不能忽悠群众。因此王船山说，一个真正的政治家，不能从于流俗之毁誉，他批评了汉宣帝时的名臣赵广汉，也批评了宋代名臣包拯。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批评他们邀名，搞民粹主义，想在群众中树立威望。像包拯和赵广汉这样的人太短视，往往为了满足老百姓一时的冲动，而主动迎合群众，没有从大局和长远角度来考虑问题。此所谓“流俗趋小喜而昧大体”。“不欲求快于一时之心也。心苟快，而天地和平之气不足以存，俗吏恶知此哉？”一个好的领导人、一个好的大臣，应该像谢安拒桓温、抗苻坚那样，做了救民于水火的大事，而“民不知感”。能够像郭子仪困厄期间一样，在遭受诽谤的时候，“而众不为伸”，这才能算是有独立的政治人格。
唐代“永贞革新”中的治理思维
中国政治从唐代和宋代发生了变化，日本学者将之称为“唐宋之变”。中国为什么自宋以来基本结束了地方的封建割据，从此是统一的？这是因为统一是需要物质条件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当中讲到，中国跟欧洲相比是气候不同的国家，相对欧洲来说，中国比较干燥。因此，中国土地的耕种比较依赖大规模的公共水利设施的建设。如果离开了公共水利设施的建设，个人的耕种是不太可能的。因此，在中国先天的不具备土地私有化的条件。大规模进行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就成了中国历代王朝最基础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终于产生了一个很重要的工程，就是大运河。正是这样一个公共的工程，把中国的南方和北方沟通起来。中国长期大一统的原因，就是这样的物质条件。我们所谓的“公”，是指公共工程、公共财政，这是历史转变的物质条件，我们所谓的唯物主义的解释，就是这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