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纳百川、包容共生的“上海学派”

时间：2021-07-03 16:03:39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内容提要】与中国物质性崛起相应的是，对中国的思想性崛起的追求也日益提上日程，其中就包括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上海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先后经历了最初的引介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后来的自创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两个阶段的发展，目前正迈向构建“上海学派”的道路。浮现中的“上海学派”以“共生”概念为基础，逐渐发展出以“国际共生论”为核心，以国际体系转型、全球治理、议题关联等为外围的一整套理论和方法。它表现出高度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具备宏大的历史视野，且致力于对国际关系各议题相互关系的综合性理解，以期服务于国家总体外交和上海地方发展。但由于核心理论体系尚不完善、研究方法尚不够发达、研究平台和研究团队尚不够强大，“上海学派”的真正形成仍需较长时间。“上海学派”的未来构建需要围绕“国际共生论”发展出其核心理论体系，需要秉承“共生”精神实现多学科、多方法的研究，还需要着眼于可持续发展做实研究平台、夯实研究团队、充实后备力量。
　　【关键词】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上海学派包容共生
　　【课题组成员简介】张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西亚非洲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于宏源，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比较政治与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张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台港澳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周士新，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68-（2014）06-0001-17
　　伴随中国物质力量的快速崛起，有关中国崛起的思想层面的探讨和建构努力也得到快速发展，其基本指导框架便是仍在快速发展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具体到中国崛起的国际后果特别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而言，这便是仍在发展中的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可以认为，在自2001年“9·11”事件后作为整体的国际关系理论陷于停滞的背景下，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有成为未来国际关系理论发展重要推动力的重大潜能。
　　需要指出的是，不同学者对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具体内涵和方法，仍存在诸多争议。[ 相关的讨论可参见杨洁勉等著：《大国崛起的理论准备》，时事出版社2014年版；杨洁勉：《中国走向全球大国和强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准备》，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8期；朱锋：《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与外交理论创新研究——新议程、新框架、新挑战》，载《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4期；吴征宇：《马丁·怀特与国际关系理论三大思想传统——兼论对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启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5期；等。] 显然，无论是美国学派还是英国学派或是哥本哈根学派，任何一种理论方法内部都不是统一的。[ 白云真：《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跨大西洋分歧》，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4期；王勇：《国际政治经济学美英学派的论战——学术分野、国家地位与中国议题》，载《国际政治研究》2011年第1期；等] 尽管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仍处于构建之中，但这并不妨碍其内部事实上已经出现了不同的研究导向、逻辑和方法，其中最为明显的便是北京与上海两地国际关系研究在旨趣、聚焦、方法与路径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作为中国最早开放的城市之一，上海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得益于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科初创时期的“计划”优势，使其可以在较长时间内领先于国内同行。尽管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国际关系研究的普及对上海冲击颇大，但这从另一个方向推动了上海国际关系研究的转型和发展，进而事实上推动了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中“上海学派”的逐渐形成，其核心旨趣与上海这座城市“海纳百川”的精神传承恰好吻合，即追求以“共生”概念为基础、以“国际共生论”为核心的国际关系理论建构。
　　一、从引介到共生：“上海学派”的历史发展
　　尽管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科建设相对较晚，但考虑到中国曾经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历史，国际关系研究事实上远早于新中国的成立，特别是在开埠较早的上海。[ 石磊：《我国国际关系史研究概述》，载《外交学院学报》1988年第4期，第9页。]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关系与外交研究有不少起源于上海，如在上海发行的《向导》和著名国际问题专家金仲华于20世纪30年代创办的《世界知识》杂志。[ 张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50年（1957—2007）》，载《国际观察》2008年第3期，第37页。]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对外交往的重要窗口，上海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特别是理论研究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在历经三个阶段的发展之后，“上海学派”正呼之欲出。
　　“上海学派”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大致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到90年代末，可被称为“积淀”时期，其核心特征是引介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主要任务是国内建设，即如何从百废待举的局面中走出来，对外关系主要依赖于建国之初毛泽东主席所提出的“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三大原则，相对缺乏全国性、系统性的国际关系研究努力，更谈不上对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直到1963年毛泽东主席指示加强对外国工作的研究之前，[ 陈广猛：《中国外交思想库：定义、分类和发展演变》，载《外交评论》2009年第1期，第67页。] 上海的国际关系研究努力都更多是地方性的，主要体现为1957年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的成立和1960年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创建。1964年，根据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首次有了全国性努力，建立了三个主要基地并加以分工，即北京大学侧重研究民族解放运动，中国人民大学侧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复旦大学侧重资本主义国家。这一分工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上海此后较长时间内在国内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领先地位和其早期引介西方理论的特征。
　　从机制上看，这一时期上海国际关系研究的重心集中在国际关系理论更为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1964年，复旦大学成立了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和拉丁美洲研究室，并在60年代后期成立了世界经济研究室等机构。“文化大革命”一度使上海的国际关系研究陷入瘫痪，但尼克松总统对上海的访问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率先恢复了相关研究工作，也为上海国际关系研究后来的领先地位奠定了基础。[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编：《风雨五十年》，时事出版社2010年版，前言第2页。] 尽管改革开放后一批研究非资本主义国家的机构在上海成立，但1985年成立的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和同济大学德国研究所，加上1985年成立的上海日本学会、1988年成立的上海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会、1992年成立的上海欧洲学会和上海美国学会，均显示上海国际关系研究的重心仍在理论领先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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