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崎藤村与张资平女性形象塑造之比较] 塑造人物形象的方法
时间：2020-03-26 07:21:4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日中两国相近的历史文化孕育了相似的文学风格。岛崎藤村与张资平作为日中两国自然主义文学的优秀作家，二人之间既有交集与碰撞，也有模仿与学习。从他们的文学轨迹上可以看出在女性解放和女性恋爱观点上的不同，也体现了两位自然主义作家对于女性形象的不同创造。
关键词：岛崎藤村；张资平；女性形象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573（２０11）04－００67-03
日中两国一衣带水，深受儒家思想熏陶，其政治、文化、习俗都有着很多相似之处。几千年的封建制度造成了日中两国女性在宗法家族社会里一直深受禁锢，处于极低的社会地位，但通过对岛崎和张资平笔下女性形象的比较，可以看出，她们的命运遭遇既有封建时代的共同悲歌，也有两国政治、文化差异造成的相异之处。
一、桎梏与向往――不彻底的女性解放
岛崎藤村笔下的女性永远都是生活在封建主义的沉重枷锁之下，没有自我，也没有自由的爱情，只有对于丈夫的一味顺从。岛崎以自身的生活经历为蓝本，创造了小说《家》。通过对三吉、正太等小人物的描写和追忆，着重刻画了资本主义大潮下封建社会的溃败景象以及生活在这些封建家族里的女性――种、丰世等的种种不幸。小说中的小泉家的大女儿、三吉的姐姐――种，嫁到桥本家后，一直恪守妇道、相夫教子。随着情节的发展，她的丈夫达雄却和别的女人私奔了。然而，即便面对丈夫的无情和冷落，种不仅毫无怨言，反而还对自己的悲惨遭遇加以“反思”。一方面，她认为是自己的不解风情导致了丈夫的离弃；一方面她又认为自己是一位不称职的妻子才遭致丈夫的冷落。于是乎，她日夜都幻想丈夫有朝一日能够回到自己身边。小说中的另外一名女性正太妻子――丰世在出嫁时就立下“生是正太的妻，死是正太家的鬼”的誓言。自从嫁给丈夫后，虽然受尽了正太非人的待遇，然而在其丈夫死后，她还是留在夫家侍奉长辈和料理家务。由此可见，在岛崎的笔下，无论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无论是少女还是老妇，这些女性的身上无一不禁锢着封建社会沉重的枷锁。她们无论出嫁与否都会被这些封建的礼教死死绑住，绑在了那个“家”。她们在这个所谓的“家”中虚耗着青春，浪费着光阴，最终从“家”里走向坟墓。由此可见，岛崎一方面对当时社会盛行的封建伦理道德进行了正视和谴责，一方面在揭露和批判的同时，流露出同情和伤感之意。也就是说，作者是在一种矛盾的心绪去描写和刻画人性解放的渴望，以及对于纯粹美丽女性的赞美。
与岛崎不同，在张资平笔下则少有忍辱负重、逆来顺受的旧式女子出现，更多的是被称为“时代的荡妇”的女人[1]。从这些女性对性爱的追求来看，强烈地透露出大胆、主动以及进攻性的特征。与这些女性相比，同时代的男性则显得怯懦、自私、缺少阳刚之气。张资平小说中的女性往往富有浓郁的时代气息。由于深受启蒙思想的熏陶，她们敢于正视惨淡的人生，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以各种方式公然反抗封建礼教。然而，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并非那么容易退出历史的舞台。相反，在与现代思想进行殊死搏斗的过程中，它会以各种形式来影响和制约她们的抗争。因此，由于深受时代环境的影响，张资平笔下的女性形象，如小说《苔莉》中的苔莉，《红雾》中的丽君都向往新的生活，但同时却难以摆脱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一方面，她们的行为表现出新潮、浪漫，实际上却深受传统思想的禁锢；另一方面，她们行径大胆、前卫，实际上遇事后就变得羸弱不堪。因此，她们是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追逐个性解放和自由。她们的言行举止恰如其分地刻画了当时中国城市妇女阶层的痛苦和悲剧。
二、纯洁之美与天性之美――不同的女性观
岛崎笔下的女性形象往往表现为少女时的可亲可爱。然而，一旦变为人妇则因受封建道德礼教的影响，不再惹人怜爱，反而让人心生厌恶。譬如小说《春》就是典型。主人公岸本苦苦爱恋着徒弟胜子，却因为胜子另有婚约而痛苦不已。岸本为了忘记这不可能的恋爱烦恼，开始到处流浪。岸本之所以对胜子倾心是因为在他眼中胜子是纯洁和高尚的天使。然而，时过境迁，当他再次目睹胜子的时候，内心世界变得骚动不安起来。小说中有这样一段描述：“照片也寄来了。胜子略显肥胖，前额上的光线有些过强了，同实际的人大不一样。眼神也不一样，嘴唇红红的，触上去似乎会把人的手烫伤。这是一张令人生厌的照片，岸本看了有些腻味。”[2]（P187）由此可见，岸本的失望并不是因为胜子的容貌由美变丑，而是在于此时的胜子已经失去了昔日的纯真和圣洁。
如果说岛崎崇尚女性纯真之美的话，张资平则追求女性的天性之美。小说《梅岭之春》里的梅县妇女就是典型。她们常常是清早“带一把砍刀，一把手镰，一条两端削尖的竹杆和两条麻索出去”采樵，或三五成群劳动之余，“赤着脚，露出一个乳房作在门首的石砌上喂乳给她的孩子”，形象地描绘了粤东客家女子独立、热情、奔放的独特风情。在小说中，女主人公保瑛出生在梅县城镇一个私塾先生的家庭，因父亲失业，家境贫寒，周岁那年，就被送到农村一个姓魏的人家当童养媳。7岁时，她被父亲接回城里读小学，并定于16岁回魏家成亲。高小毕业后，保瑛仍眷恋学生的生活，不想回乡村去当农妇，更不愿回魏家跟她“丈夫” ―― 一个牧牛郎成亲。然而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和道德礼教下，是不允许她有什么“非分之想”的，除非离开黑暗的现实社会投奔他处。后来，保瑛爱上了年轻的堂叔父 ―― 一所教会学校的教师吉先生。小说中细致描写了保瑛对叔父由敬畏到爱慕的心理发展过程，“每看见叔父就像有一种话非说不可，但终不能不默杀下去……”[3](P87)。而当叔父从她手中抱过小孩，他的头接近她的肩时，她兴奋地感到“就像有一种很重很重的压力把她的全身挤压着，呼吸也很困难”。后来事情败露，堂叔最终远走他乡，保瑛也只好回乡与“丈夫”成亲。作者通过自然、写实的手法，描绘了一个主动、率性的客家女子形象，并通过活灵活现的笔触，描绘了潜伏人类内心的动物性。在作者看来，人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满足本能的需求。因此，其笔下的保瑛在互不伤害的范围内，可以自由地享受各自的天性。由此可见，张资平笔下的女性充分体现了作者作为中国传统文人的含蓄的一面，又充满了对于女性之于爱情、性爱天性的崇拜的一面。
三、处女崇拜与灵肉描写――性爱观的差异
性与文化，像是瓶与酒的关系。对日本人来说，时常以性为瓶，以文化为酒。比如“浮世绘”，比如“歌舞伎”；对中国人来说，则以文化为瓶，以性为酒。比如“春宫画”，比如“房中术”。岛崎的小说充分反映了他对于女性带有一种近乎于执着的崇拜――“处女崇拜”，以及他对女性这个弱势群体的同情。小说《春》就是典型。原先在岸本心里优雅宛仙子，高贵似女神的胜子，当与之有过性爱欢愉之后，却遭到了岸本的拒绝，而这一切并不是因为时间带走将青春美丽幻作泡影，只是在作者看来性爱和婚姻已使得女人们没有了少女的可爱与纯洁。应该说，岛崎这种“处女情结”深受北村透谷的影响。透谷在《文学界》中发表的《论处女之纯洁》一文中写道：“天地之间值得爱好之事物多矣，但最值得爱好者当为处女之纯洁乎。”[4](P67) 透谷对于恋爱和女性的赞美以及对于内部生命的探求，引领和推动了岛崎早期的浪漫主义和后期自然主义创作。因此，深受北村透谷“女性至上”的影响，岛崎藤村在其文学创作中时常会表现出对女性之美的关注和描绘。
然而，相对于岛崎来说，张资平虽也善于关注和描绘女性之美，但其运笔十分含蓄、委婉。即使在表现性爱的时候，他也是以一位旁观者的姿态来勾勒情节。也就是说，张资平对性爱本身并不善于描写，而是以此为基点侧重于人物内心世界的描绘。如果将岛崎藤村与张资平作品进行比较，不难知晓，二者在文学创作上的差异还是十分明显的。张资平的自然主义抒情方式主要呈现出主观哭诉式的浪漫抒情的特征，主张观察和写实，推崇“要创作”就“先要观察”。而岛崎则不然，他注重对色欲性欲的描写，表现的则是放浪形骸的自我宣泄与自我告白。在叙事角度上，张资平主要采用客观叙述，对于描写的对象，好像是实验室里的科学家，偏向性爱的心理过程以及生理特征细致描写，力图给人以逼近对象的真实感受。正如钱杏�评价：“张资平先生笔下的男性对于女性的兴味，完全是漂亮的选择，肉感的冲动”，和“性欲的满足”[5](P285)。这可以说就是张氏小说的内核。作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熏陶的“五四”后期作家，张资平似乎就是要有意刺激一下传统中国人脆弱敏感的神经，解放中国人数千年禁欲主义压抑的桎梏，去摒除传统观念中性的思想意识上的引导和暗示，抹去了传统文学观念中讽世劝戒和劝学教化，只是通过白描呈现赤裸裸的现实存在。
由此可见，两位作家在塑造女性形象的过程中都善于采用私小说的形式，以此表情达意。众所周知，“私小说”是日本大正年间（1912年－1925年）间产生的一种独特的小说形式，又称“自我小说”，是在法国自然主义的影响下，产生的自然主义日本本土化。“私小说”创作本身呈“内倾化”，倡导自我忏悔和自我暴露，尤其是作家本人的隐私。岛崎藤村《破戒》更是“私小说”的代表作品。1912年，年仅20岁的张资平踏上日本留学之路。此时，虽然日本自然主义文学运动已接近尾声，但以独特形态著称的“私小说”却风头正健[6]。此时的岛崎藤村已经从法国归来，并完成了其告白文学最高峰《新生》的发表。据张资平自己回忆，他受日本自然主义影响是在“五四”运动之后，“就是从这时候起，我开始读日本自然主义作家的作品了。在《朝日新闻》上面，发现了岛崎藤村的《新生》，在《福冈日报》上看见了田山花袋的《弓子》，都使我读得津津有味”。这些文章和阅读的体验让他发现“对于文艺，获得更大的启示”。[7]
回到国内，张资平一方面翻译日本自然主义的文学作品，一方面尝试文学创作。据1931年6月出版的《现代文学评论》杂志介绍，张资平曾同当时的上海现代书局签订了出版协议，计划将小杉天外、田山花袋等小说家的10部日本小说翻译成中文，在国内推广。该杂志引用了张资平的话：“本人自写小说以来，即颇受以上十书的影响，简直可以说，这十本书便是我写恋爱小说之范本”[7]。这10部小说的作者多是自然主义者抑或是受到自然主义文学影响较为深刻的，比如小杉天外、田山花袋，他们都被认为是当时有广泛影响的自然主义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而从张资平所著小说中，我们可以发现，他通常是以自己身边的人和事作为小说创造的源泉，有时甚至将创作者和小说人物合二为一，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人和事作为描写和创作的对象，实现小说中人物命运与自己历程的有机结合。在作品中，读者难以分辨哪些属于现实，而哪些又是作者虚构的，从而表现出鲜明的“自叙”特点和自我的经验性。在张资平的作品中，大量运用了这种“自叙体”，故有人说，他所有的小说具有一定程度的“私小说”特征。虽然这样的评价未免有些不足之处，但事实上，张资平的许多小说也的确体现了“私小说”的特征。如《木马》、《绿微火腿》、《约檀河之水》、《银踯躅》、《她怅望着祖国的天野》等等都是如此。因此，有评论家因其小说大多取材于作者自己的经历，或者身边发生的小事、琐事，而被称之为“身边小说”。
综上所述，岛崎藤村与张资平作为日中自然主义的两位扛鼎作家，私小说是其共同的爱好和追求。以至于他们在各自的文学创作中在塑造女性形象的过程中，有着一定的趋同性和异同性。总之，认真分析两人的文学创作脉络，对于进一步解读两位作家的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张福贵，马丽玲．人类思想主题的生命解读――张资平小说性爱主题论［J］．社会科学战线，2005，（6）.
［2］【日】岛崎藤村．岛崎藤村散文选［M］．陈德文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
［3］张资平．梅岭之春［M］．上海：大光书局，1937.
［4］王长新．日本文学史［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
［5］钱杏�.张资平的恋爱小说［A］.当代中国作家论［C］.上海：上海乐华图书公司，1933.
［6］巫小黎．张资平与日本自然主义文学［J］．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5）.
［7］张资平．胎动期的创造社［N］.大众晚报，1946-06-12.
责任编辑、校对：秦学诗
Comparison of Female Images in Shimazaki Touson"s and Zhang Zi-Ping"s Writing
Zhang Jian
Abstact：The resemblance of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cultivates the similar literary style of those two countries.`Shimazaki Touson and Zhang Ziing, outstanding writers of naturalism literature from Japan and China respectively, have commonality and conflict, learning and imitation as well in literary creation.Through penetrating into path of their literature life, the thesis aims to expound the different images of women in the eyes of those two writers by demonstrating the difference of their ideas about the liberation and love of women.
Key words：Shimazaki Touson; Zhang Ziping; images of w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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