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局势与我国西北边疆安全问题初探
时间：2021-07-01 16:02:5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编者按] 2016年12月，西北师范大学整合校内外学科、人才资源，成立了中亚研究院，旨在将之建设成中亚历史文化、国家国情，中亚与中国西北边疆安全的高水平研究基地和高端智库。为集中展示学术界近年来有关中亚历史、文化、社会、经济、艺术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推动我国与中亚地区在国家安全、经济贸易、人文交流、文化旅游等领域的深入合作与交流，丝绸之路杂志社在中亚研究院指导下，自本期起联合组稿编辑“中亚文化研究” 专栏，围绕中亚历史、文化、社会、经济、艺术等相关领域，刊发具有一定理论水平和学术价值的文章，以期推动丝绸之路学术研究。
[摘要]中亚地区与我国西北边疆地区山水相连，许多少数民族跨界而居，形成了复杂而多元的关系。在面向“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中亚地区局势与我国西北边疆安全息息相关。中亚地区是“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关键区域，中亚五国存在的边界冲突、跨界民族问题、跨国犯罪、恐怖主义等边疆安全问题，与我国西北边疆地区的安全、发展和稳定直接相关。西北边疆的社会结构和自然表征十分独特，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多语言、多体制、多生态、多资源是其重要特征。通过对中亚局势对西北边疆安全威胁的识别、评估与边疆安全新难题的剖析，建构边疆安全治理新范式，探讨西北边疆安全治理新方略与新路径，有利于增强边疆安全的分析力、解释力、说服力与预测力，归纳边疆安全的驱动力模型，建构“边疆安全”的认识论与基本范畴、问题领域与研究对象、方法论与学术争论，以及边疆安全治理的价值支点、价值取向、路径选择等，从而推动新形势下的“中国边疆安全學”理论体系建构。
[关键词]中亚地区；西北边疆；边疆安全；丝绸之路经济带
[中图分类号]G1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7）10-0005-05
一、国内外边疆及边疆安全研究现状述评
国外学者对边疆及边疆安全的研究比较多。普雷斯科特从地理学的角度区分了border、frontier、borderlands的内涵，并指出了很多研究对这些概念的误用（Prescott 1987）。美国著名历史学者弗雷德里克·特纳提出了著名的“边疆假说”，认为边疆正随着欧洲裔定居者的西进而不断地缩小，边疆的从有到无解释了美国的发展（Turner， 1977）。政治学者则主要关注边境区、跨界合作和区域主义等的政治与政策意涵。马尔科姆·安德森在1982年指出，边界区的经济和社会边缘化是重要的问题所在，边界区的经济发展需要跨边界的合作，但是这种合作却缺少共同的政治、法律和制度框架，因此他重点关注的是制度构建的问题（Anderson， 1982）。在1996年出版的《边疆》（Frontiers）一书中，安德森的研究视角从国家转向了边疆本身，并提出了边疆认同问题（Anderson， 1996）。
西方国家对中国边疆问题的研究始于19世纪，其研究主要是为他们的殖民扩张提供理论支持。当前，西方国家的一些研究机构如美国霍普金斯大学中亚—高加索研究所的一些学者将新疆和西藏作为研究中国边疆的关注点。有关新疆与西藏研究主要宣扬“中国在新疆与西藏的主权缺少合法性” “新疆与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 “中国在边疆地区缺少善治”等思想观点，并对新疆与西藏所谓的人权、“种族压迫”、宗教冲突等问题进行了分析讨论。如美国的弗雷德里克·斯塔尔（S. Federick Starr）主编的名为《新疆：中国穆斯林聚居的边陲》（S. Federick Starr. Xinjiang： China"s Muslim Borderland. New York： M. E. Sharpe. 2003）的论文集以1884年新疆建省为界，声称在此之前，新疆从来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在此之后，新疆成为中国的殖民地。此外，美国还有一些学者从事中国边疆、民族问题的智库研究，为美国对华战略服务（Bovingdon ，2004； Millward ，2004； Dwyer， 2005）。部分见解带有对中国的偏见、误解和妄议，需要国内研究的跟进和回应。
国外学者对中亚的研究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中亚国家政要结合本国实际问题著书立说和中亚国家专家学者的研究。如纳扎尔巴耶夫在一系列论著中探索哈萨克斯坦的发展道路，提出了哈国外交的三个梯队建设，以及如何抵御西方的渗透、保持哈国的独立自主（纳扎尔巴耶夫，1995、1997、2000）；尼亚佐夫认为土库曼斯坦只有保持中立才能实现世代安宁（尼亚佐夫，1996）；卡里莫夫则强调乌兹别克斯坦应放弃完全追随美国，将俄罗斯、独联体和欧盟国家等均列为外交重点对象，开展全方位外交（卡里莫夫，1997）。还有一类是西方学者对中亚的研究，如布热津斯基从研究某一大国的全球及地区战略角度出发，指出中亚地区在其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以及该国在中亚地区可能面临的挑战（布热津斯基，1998）；英国卢茨·克莱维曼的认为新世纪中亚已经进入了新的大国博弈时期，并提出New Great Game概念（克莱维曼，2006）；美国的胡曼·佩马尼也认为中亚是世界的腹地，各超级大国和地区性大国都在“虎视中亚”，这一地区的安全前景堪忧（佩马尼，2002）。其他的一些学者如Angel Rabasa等人（2007）则集中关注中亚地区的穆斯林网络建设问题，Roy Allison Lena Jonson（2005）、Rollie Lai（2006）等人则关注俄罗斯与中亚地区的经贸及安全关系等，这些著作从不同的侧面对中亚局势进行了分析，但由于立场和观点问题，其结论多带有一定的主观武断和臆测成分。
国内学者对西北边疆安全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其一，边疆安全治理的综合研究。一是关于历史上边疆安全治理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其主要研究内容有中国古代王朝因俗而治的边疆治理政策、中国历代屯垦戍边与边疆防务的历史经验与中国共产党边疆治理理论与实践等。二是当代边疆治理的综合研究。如周平（2011）、陈霖（2011）、张先亮（2013）等，在分析民族关系、宗教信仰、民族文化、公共安全与构建边疆和谐社会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提出边疆安全治理必须引入现代治理观念，构建以国家为主体、多方参与的多元治理结构。三是周平（2009），李佳、崔顺姬（2012），与王萃萃、刘宏杰（2010）等人关于边疆认同、安全价值与安全指标研究。这些研究认为，必须充分认识“认同”在边疆治理中的重要作用，通过认同整合，加强少数民族国家认同；运用“安全化/去安全化”理论探究边疆安全治理方略；以“大安全观”视野分析归纳边疆安全变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