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少数民族作家的民族身份、民族意识和民族超越的思考
时间：2021-06-10 08:01:5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民族身份，而这个民族身份一生基本上是不变的（只有个别成员有变更的可能）。
民族身份包括自然的和社会的两个要素。所谓自然要素，也可以说是生物性要素，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人的血统。这是不可变的。所谓社会要素，也可以说人文要素，就是一个人对自己民族身份的认同。如果一个人的父母分属不同民族，他（她）在18岁前可以选择父亲的民族身份，也可以选择母亲的民族身份（依我国法律）。一旦选择，一般就不再变更了。这种社会性、人文性来自民族历史、民族文化、民族心理、民族传统以及生活的民族环境等。这就有了民族认同。
民族认同是一个人民族身份的重要根基。没有民族认同，就等于丧失了民族身份。除了极特殊的情况外，血统和认同，两者缺一不可。
民族身份对于少数民族文学来说，是极为重要的。
关于少数民族文学的定义，曾有过多种理解和不同意见。在20世纪80年代初，经过热烈讨论（有时是争论），最终统一了意见：凡是少数民族作家书写的文学作品都属于少数民族文学。如蒙古族作家书写的文学作品（不论是使用蒙古文还是使用汉文，也不论是本民族题材还是非本民族题材），均属于蒙古族文学。因此，作家的民族身份就成为少数民族文学赖以生发和存在的唯一条件。就是有了这唯一的条件才为少数民族文学的属性以及发展繁荣提供了既简单又科学的依据和保证。
正因为少数民族文学的作家都必须是具有民族身份认同的少数民族作家，就为少数民族文学的特质作了界定，就使得少数民族文学区别于中国主流文学——汉文学，也就使中国文学具有了民族多元性。
作家的民族身份对文学书写具有内在的影响。一是，作家的民族血统不但继承了民族的生理基因，而且也继承了民族的心理基因、性格基因。二是，民族的自我认同，使作家受到民族历史，民族审美情趣，民族宗教，民族习俗等的陶冶、铸造，即产生了民族意识。而民族意识正是少数民族文学萌生和发展的强大动力和情感基础。
民族身份和民族意识，使少数民族作家必然深深地爱着自己的民族。他们天然地将自己列为这个民族的子孙，仰望自己民族的祖先，记住自己的根。他们或多或少知道自己的民族历史渊源，融入这个民族的文化之河。如果他对自己民族进行过比较认真的探究和思考，他一定会发现自己民族的长处和优点，也一定会痛感自己民族的弱点和缺憾，甚至自己民族的劣根性。少数民族作家不但有一种不可撼动的自豪感（不论自己民族的人口有多少，也不论自己民族的历史有多悲凉），而且在内心深处荡漾着一种不可解脱的忧患。他们中的多数，对自己民族的历史和现状格外关注。他们身在自己的同胞之中，深切了解和理解自己的长辈、同辈和晚辈的心思和喜怒哀乐，把自己作为他们的代言者，尽自己的民族情怀和文学才华去表现自己民族人民的生活和理想、追求，改变自己民族的命运。这一切卷起作家自己的心潮，并将这股澎湃起伏的心潮化为文字。也许文字所表现的并不十分充实，也许作品并不完美，但肯定打着自己民族的烙印，散发着自己民族的生活气息和生命跳动。
由于历史、社会等原因，在新中国成立前少数民族作家极少。有些少数民族作家的民族身份也不为人所知。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时代的嬗变，社会的进步，少数民族的社会地位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也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平等的民族关系逐渐形成。少数民族文学也受到重视。老舍先生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1965年）说：“特别值得我们兴奋的是：有文字的民族，像蒙、维吾尔、哈萨克与朝鲜等族，我们知道，已经有了新时代的现实主义文学。没有文字的民族也产生了用汉文写作的作家。”① 可见，少数民族作家的民族身份突显了作家的重要性。少数民族作家对自己民族身份也有了一种荣誉感和责任感。新中国成立后，在少数民族文学发展中有两次明显重视作家民族身份的潮流。伴随而来的则是民族意识的强化。
第一次是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文革”爆发前）。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以此为开端，整个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我国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翻了身，在經济、文化、教育上出现了光明前景。民族振兴成为少数民族人民的迫切愿景。20世纪50年代中期，“少数民族文学”的概念正式提出。这给我国少数民族作家开拓了广阔的创作空间和提供了巨大的创作动力。少数民族作家把自己的书写活动视为对自己民族振兴的一种神圣责任。少数民族作家，都纷纷点燃起胸中的心火。少数民族文学出现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在这一个历史阶段，不但少数民族作家在乎自己的民族身份，强化了民族意识。因为他们破天荒地、光明正大地走上中国文坛。就连汉族大评论家如茅盾先生，也十分关注少数民族作家的民族身份。经过十多年的奋斗，在中国大地上逐渐形成了由老、中、青组成的少数民族作家群。这一作家群中，既有用母语书写的作家，也有用汉语书写的作家。特别是众多的只有语言而无文字的民族作家，找到了书写民族历史和现实生活，抒发心灵感受和激情的语言——汉语表达方式。从而形成了少数民族文学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高潮。
第二次，是粉碎“四人帮”后，结束了十年动乱，至21世纪初。
“文革”十年，少数民族文学遭到践踏，少数民族作家绝大多数经历了被压制，甚至被迫害。有时，少数民族身份成为一种莫须有的“罪过”。
粉碎“四人帮”后，我国的民族政策得以恢复。1980年7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这次会议的一个议题就是为少数民族作家正名。参加会议的一百多位各族作家代表又一次扬眉吐气地以少数民族身份登上文学殿堂。他们看到了在自己面前又重新出现了一条康庄大道。
民族身份在少数民族作家中成为珍贵的“财富”和强大的创作动力。一些少数民族作家说：“一定要用自己的创作为本民族争光。”一些过去没有写过本民族题材的作家，开始以满腔热忱书写自己民族人民的生活（历史的和现实的），甚至有的作家改回少数民族身份（父母一方是汉族，一方为少数民族，户籍填为汉族）。有些生活在内地的少数民族作家，多没书写过反映本民族生活的作品，也开始深入本民族人民的生活，研究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创造出许多以自己民族人民生活为题材的小说、散文和诗歌。有的还获得了各种文学创作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