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权在刑事领域中的展开
时间：2021-05-06 08:01:4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
被遗忘权脱胎于刑事司法，但却在民商事领域得到了继承和弘扬。实际上，我国刑事法领域存在被遗忘权的痕迹，诸如证人匿名制度、未成年人犯罪纪录封存制度等。但是，被遗忘权的确立可能会与公民的言论自由以及网络服务商的利益相冲突。基于此种认识，应当限制被遗忘权在刑事案件中适用范围，进行公私合作并增设网络空间禁止令，进而实现该权利的理性回归。
关键词：被遗忘权；刑事领域； 法益冲突
作者简介：蔡士林，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法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信息法学，经济刑法（湖北 武汉 43007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3FFX006）；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生研究创新项目（2017BX02）
中图分类号：D916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18）04-007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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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伴随着网络与数字化科技的发展，信息的扩散速度及范围呈现出爆炸式的增长，故而不被遗忘成为一种常态，而被遗忘却成为例外。在此背景下，如果不能将信息从搜索引擎或者社交平台上的服务器（server）中删去，便存在持续扩散的可能。申言之，搜索引擎的发展以及相关演算法的升级虽然使得大众对于规模资讯的购买成本大幅度降低，但同时也使得个人隐私受侵害之风险也大为提升。
基于对此种矛盾认识和背后价值理念的支撑，世界各国采取了风格迥异的做法。相较之于社会的整体价值（如安全、创新等），欧洲大陆更加重视个人自由而健康的发展，所以它选择隐私权的优先保护。James QWhitman，The Two Western Cultures of Privacy：Dignity Versus Liberty，113 Yale LJ2004，p1151，p1161.欧盟2016公布的《一般资料保护规则》（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正式版本中对被遗忘权提供了广泛的法律保护。刘文杰：《被遗忘权： 传统元素、新语境与利益衡量》，《法学研究》2018 年第2 期，第23—41页。其实，在此之前2014年著名的Google Spanish SL案杨柏宏、陈志雄：《被遗忘权之研析——以欧盟法院Google Spanish SL案及欧盟个资保护规章为中心》，《万国法律》2016年第8期，第98—120页。中已经承认被遗忘权的存在，裁决Google将搜索结果列表中移除侵害个人资料的链接。与欧盟境遇不同，被遗忘权在互联网大国的美国却推进缓慢，究其原因是该理论被认为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的赋予国民“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权利相悖，同时美国最高院对此新兴权利的正当性也存在质疑。Jeffrey Rosen，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Stanford Law Review Online642012， p91.
无独有偶，2015年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我国第一例被遗忘权案件，任某2014年7月曾与无锡一教育公司存在短暂的合作关系，后来发现网上关于其任教于该公司的信息，而此公司在业界声誉不佳，所以向法院诉求删除网上相关链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5）一中民终字第09558号民事判决书。虽然最终未承认该权利的民事属性，但表明其已进入公众视野。由此不难发现，无论是域外还是我国关于被遗忘权的研究基本都是局限于民事领域，对于其在刑事领域是否可以适用以及如何展开鲜有提及。本文通过对于被遗忘权是否可以为我国所用、面临的困境以及如何应对等问题展开论述，希冀找到调和国民权利冲突的最佳方案。
二被遗忘权的现实意义及本土化的可行性
毋容置疑，被遗忘权的发源地在欧美，它不是中国法律土壤中的原始品种，故而其是否可以被移植并茁壮成长自然成为讨论的重点。有学者认为：“欧盟被遗忘权理论是对于隐私权的数字化处理，我们不能亦步亦趋追随其后，因为我国缺乏践行的环境。”何雪莲：《隐私的辩证：被遗忘还是被观望？》，《南京社会科学》2017第7期，第120—127 页。也有学者持相反态度认为：“大数据背景下我国需要被遗忘权予以抗制风险，同时我国法律中存在被遗忘权的基因，完全可以实现本土化。”杨立新、韩煦：《被遗忘权的中国本土化及法律适用》，《法律适用》2015第2期，第24—34页。笔者赞成后者的观点，具体可以从以几个方面得到佐证。
（一）被遗忘权的确立具有现实意义
1被遗忘权是信息失控的“救命稻草”
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的5V特征所谓“5V”特征具体是指规模性（Volume）、多样性（Variety）、高速性（Velocity）、价值性（Value）、准确性（Veracity）。郑曦：《大数据时代的刑事领域被遗忘权》，《求是学刊》2017第6期，第97—104页。使得原本海量的数据在规模巨大的受众影响下难免会使服务对象心生忌惮。正如有学者所言：“互联网所承载信息容量已经超出了政府机构的审查限度，因此信息安全的保障任务迫在眉睫。”马民虎、霍永库、马宁：《基于网络审查的搜索引擎服务商信息过滤义务》，《人文杂志》2015第9期，第117—122页。的确，互联网技术已经融入我们的生活，社会已经被分割成传统空间和网络空间并行不悖又交叉共存的“双层社会”于志刚：《“双层社会”的形成与传统刑法的适用空间——以两高<网络诽谤解释>的颁行为背景的思索》，《法学》2013年第10期，第102—110页。。无论你身处虚拟社会抑或是传统空间中，与自己所关联的各种数据时刻都被记录着，包括你的购物、娱乐、工作甚至休息。但是作为信息主体的我们对于以上信息可能并不知晓，所以也就谈不上如何去监督或者保护。所以，一旦这些数据流失，我们将可能像“透明人”一樣，毫无隐私可言。例如2017年的“支付宝年度账单”事件中，张洋：《国家网信办约谈“支付宝年度账单事件”当事企业》，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1/11/c_1122241131htm，（2018/01/11），[2018/03/21]。支付宝（中国）、芝麻信管理有限公司违规收集公民的个人信息，且在默认协议中规定享有向第三方提供用户个人信息的权利，后被国家网络信息办公室“约谈”。这无疑向人们传递一个讯息——面对信息失控的危机，需要被遗忘权的介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