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马英九当局“侨务”政策的转向
时间：2021-06-07 08:02:2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冷战时期，由于两岸分属两大不同意识形态阵营，加之上世纪40、50年代东南亚各国民族意识的兴起，两岸“侨务”政策在不同的轨道上并行发展并由此衍生出各自对“华侨”概念的特定含义。
一、两岸“华侨”概念的不同诠释
一直以来，大陆顺应国际惯例，于1990年第7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正式对华侨做出了明确的界定：“华侨指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就是说华侨必须具有中国国籍；且不能拥有双重国籍，而选择入籍外国的则属于“外籍华人”，单一国籍政策让华侨和华人的分野变得泾渭分明，前者属于中国公民，后者则属于外国公民，从而妥善处理了因国籍问题带来的区域冲突与纠纷。
台湾当局则选择了血统主义色彩浓厚的华侨认定方式，一直沿用1929年在大陆时期所颁布的“中华民国国籍法”。强调：“一、生时父为中国人。二、生于父死后，其父死时为中国人者。三、父无可考或无国籍，其母为中国人者。四、生于中国地，父母均无可考或无国籍者”，其特点在于一方面对父系血统的坚持，凡具有中国血统，不管在海外居住了多少年经历多少代，一律都是“中华民国”的公民，试图将所有的海外华人都纳入其麾下；另一方面使得已入外国国籍的华人在法理上仍可被视为“中华民国公民”，也就间接地默认了“双重国籍”。
到2000年，台湾当局对“中华民国国籍法”做了相应的修订，依据新的“中华民国国籍法”第二条规定：“出生时父或母为中华民国国民或者出生于父或母死亡后，其父或母死亡时为中华民国国民。”仍然默认“双重国籍”，不反对“中华民国公民”拥有“双重国籍”，所不同的是不再笼统的将所有具有中国血统的海外华人视为“中华民国公民”，并将不具有“中华民国国籍”的外籍华人排除在“中华民国国籍”之外。其后，2002年台湾“侨务委员会”公布的新“华侨身份证明条例”，第17条明文规定“华侨为侨居国外国民”，进一步淡化了先前的“血统论”，再次强调只有居留在外国且具有“中华民国国籍”者才是台湾当局所认定的“华侨”，毫无疑问，此条例一方面是贯彻陈水扁时期“侨务台独化”企图，另一方面条文中“华侨”更多的是指在海外倾向认同“台湾”而不是认同“中华民国”的“台侨”或“新侨”，也为前“侨委会委员长”张富美提出分裂华侨的“三等论”创造了条件。
二、台湾当局“侨务”政策的简要回顾
因台湾当局关于“华侨”的内涵和认定“华侨”方式与大陆的不同，其“侨务”政策主要功能是以配合其“外交”政策来展开的，即所谓的“第二轨外交”。60年来，台湾当局
“侨务”政策的发展因国际及两岸时空环境的转换而不断发生着调整。
(一)两蒋时期的“侨务”政策。
蒋介石时期，视“侨务”工作为其“反共复国”的三大主要力量之一，带有很强的维持所谓“正统”的政治诉求。“侨务”政策主要是围绕着赢得国际社会支持、“反共复国”为主题来进行的，并于上世纪50年代初出台了“反共抗俄时期侨务政策”、“当前侨务施政政策要点”及“当前侨务纲领”等一系列纲领性的“侨务”政策。重点放在华侨文教、华侨经济等方面，也为其后几十年来台湾当局“侨务”政策定了主“基调”。文教方面，既注重对侨胞“反共复国革命精神”的训练，也注重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主要目的是争取海外华侨青年的支持和认同；经济方面特别注重吸引海外的侨资来改善岛内的经济状况，以贸易往来的形式，进一步强化相互间的互赖关系，争取海外侨胞的“民心”。
蒋经国时期，正值中美建交，台湾被驱逐出联合国，“邦交国”锐减的困顿时期。面对国际时空环境的剧变，为配合其日益孤立的“外交”颓势，“侨务”政策比之先前更务实也更具弹性：政治上，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政治信仰作为“侨务”工作的指导原则，工作的重点放在海外，目的是希望团结海外的侨胞力量，完成蒋介石遗留下来的“反共复国”的目标；经济上，坚持“在稳定中求增长，在增长中求稳定”的原则，高度重视华侨经济工作，试图借助海外侨胞力量促进台湾经济的发展，以经促政，达到扫除国际社会的观望和疑虑之功效。
这一时期，台湾当局“侨务”政策最大可取之处乃是坚持了“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台独”主张。但意识形态的差异，使其“侨务”政策仍然是以对抗大陆为主要出发点，政治性取向突出，根本目的是加强海外华侨对国民党执政当局的“政治认同”，确立其代表“一个中国”的“政治正统性”。
(二)李登辉时期的“侨务”政策。
李登辉时期，借“宪政改革”之名，实行台湾“本土化”策略，将一大批台籍人士纳入台湾党政核心权力圈，改变不利于己的政治天秤，稳固自身“执政权”。“执政”地位稳固后，李登辉开始逐步背弃“两蒋”时期所制定的“一个中国”和反对“台独”的基本原则，“侨务”政策开始发生转变，主要表现在：(1)不断淡化“中国意识”、提升“台湾意识”；(2)借助“侨务”推展“务实外交”，拓展所谓的“国际生存空间”，增强台湾“国际能见度”；(3)还以“委派负责人”的形式，通过华侨文教服务中心，直接联系或问接控制全球近700所中文学校和900多个社团，使之成为台湾政治主张的论坛，形塑所渭“独立政治实体”的形象”，谋求“一中一台”的政治诉求，不断凸显其“外交”的“第二轨”功能。
“侨务”作为“最廉价的外交”，在这一时期开始逐渐服务和从属于台湾“对外关系”发展的需要，无论其目的还是功能在很大程度上都发生了“异化”，逐渐偏离了原先的发展轨迹，为后来民进党上台后全面“绿化”“侨务”创造了条件。
(三)陈水扁时期的“侨务”政策。
陈水扁上任后，进一步强化了李登辉时期的“台独”意识，增强“侨务”的“外交”辅助功能，全面改组“侨务”组织人事和机构，一方面推动“侨务”机构“正名”，废除了“侨委会”和“华侨文教中心”英文名称中的Chinese(中华)等字眼，并将一大批“台独”分子充斥到“侨务”系统当中，例如任用张富美担任“侨委会主委”，在“侨务”工作中落实民进党当局的“台独”政策，加快“去中国化”的步伐；另一方面废弃了延续多年的反“台独”的方针，从整个“侨务”的组织工作、教育方针、思想意识等各个层面全面推行“台独化”政策，不断强化“以台湾为主体”，以争取海外侨胞对台湾的“认同”，还试图裁并“侨委会”，增强其“外交”辅助功能，更好的服务其推出的“烽火外交”策略。
这一时期的“侨务”政策的实质就是要落实“台湾独立”的主张，通过整合海外“台独”势力，打击不认同民进党“台独”主张的传统侨社，攻击支持两岸和平统一事业的“反独促统”组织，阻碍国家统一，破坏“一个中国”的国家认同。并利用“侨务”本身所具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