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华侨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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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日本投降的十多年间,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席卷了海外华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人数之多、时间之长、力量之强、影响之巨都是空前的。海外华侨深明大义,维护民族尊严,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将永远镌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关键词:华侨;抗日战争;贡献
中图分类号:K264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0)24-0148-03
一、奋起救亡,推动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
自从日本法西斯的铁蹄踏上中国土地的那一刻起,广大爱国华侨就自发组织起来,号召侨胞奋起救亡,支持国内的局部抗战和风起云涌的救亡运动。他们大声疾呼,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挽救民族危机。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海外华侨无不义愤填膺,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急电请宁粤息争,一致对外御敌”。江桥抗战爆发后,香港潮州八邑商会会长陈子昭立刻筹集财务慰劳东北孤军抗战的马占山将军,爱国华侨抗战的声音传到了中国北疆齐齐哈尔。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广大华侨全力声援上海国民党十九路军,迅速发起了大规模的募捐活动。“岭东华侨互助社”号召侨众“对日抗争”,“并实行经济绝交”。呼吁“岭东侨众,枕戈待命,誓为前驱”;在上海养病的新加坡富商林一顺,接连向新加坡发出十多份电报,呼吁侨胞奋起救国,火速汇款支援十九路军。
1935年,华北事变后,广大华侨群情激愤,仅新加坡就有近千名华侨举行了反日反内战大游行,他们捣毁了日本驻新加坡商会;卧床不起的林一顺,仍数次致电国民政府,敦请抗战图存;新加坡潮人社团致电汪精卫:“对日亲善关系重大,万望慎重,毋损国体,以慰侨望。”
1935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一切关心祖国的侨胞们,团结起来,积极支持抗日事业”。12月,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号召。
对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主张,海外华侨给予了热烈响应。1936年2月的华侨反帝大同盟执委会和1936年5月的纪念五卅惨案11周年纪念会上,要求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力量抗日。同时建议美东、美西华侨组织组成抗日联合阵线;在抗日的旗帜下,各地的华侨团体走向联合,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芝加哥华侨救国后援会、墨西哥华侨抗日后援总会、菲律宾华侨各劳工团体联合会等相继成立,成为宣传和支持抗战的重要力量。
在响应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的同时,广大爱国华侨对国民党政府违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为予以坚决的谴责。“一二·九”运动发生后,纽约的学生抗日会当即致电,“对于北平学生此次抗日示威运动”,“甚表同情,誓为后盾”。要求南京国民政府,“不分党派组织国防政府出兵华北对日宣战,收复失地”。12月17日,纽约学生抗日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串联华盛顿、费城、芝加哥、波士顿及密执安等大城市的中国学生会,奋起援助国内的学生运动;继华侨学生之后美国华侨社会也掀起了声援“一二·九”运动的怒潮。费城、芝加哥、旧金山等大城市的华侨纷纷致电京津学联,表示坚决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誓为他们的后盾。纽约中华公所的侨胞召开会议,侨领吕超然拟电稿四封,分别致北平学生会、南京国民政府、上海《大美晚报》和香港《大公报》,对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侨界同钦”、“誓为后盾”;“七君子”事件发生后,世界各地华侨为之愤慨。纽约中华所致电南京政府,认为是“自毁长城”,要求释放抗日政治犯。旅法华侨成立了专门营救组织,并派代表向国民党政府请愿;“西安事变”同样得到了海外华侨的关注,他们积极呼吁各党派精诚团结,和平解决事变,建立抗日统一战线。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共中央发出通电,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在七七事变当日,纽约就成立了“纽约华侨救济总委员会”,主张“对整个华侨社会进行总动员”,“监督和协调一切爱国活动”;法国里昂华侨致电南京政府,“极盼政府诸公领导全国共赴国难,一洗六年来奇辱……”全欧华侨的社团也纷纷派出代表到中国驻法国大使馆请愿,要求“迅速实行国共合作及其他党派之合作,动员全国兵民,一致抗战”。
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发表蒋介石的《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正式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和两党合作的关系。以此为标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成立。
二、斥奸责逆,维护全民族的利益与团结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全国人民空前团结,抗日御辱。然而,国民党内部的亲日派和顽固派妄想投敌反共,背弃民族大义。广大华侨旗帜鲜明,在维护民族利益和团结上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日本侵略者为了达到“以华治华”的目的,在沦陷区广罗汉奸,建立伪政权。1938年1月,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郑重指出,“打倒日寇与肃清汉奸是联同一气之工作”,号召同胞“共张挞伐,伸张正义”。
1938年10月,“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成立后,北平“维持会”主席江朝汉、前集美学校校长池尚同等华北大小汉奸21名,联名致电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劝其支持对日“和平”。得到的回应是“卖国求荣,谄媚无耻,沐猴而冠,终必楚囚对泣,贻子孙万代臭名”。其他如梁鸿志、温宗尧等南京伪“维新政府”等傀儡组织,也相继遭到了爱国侨胞的迎头痛击。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走上了卖国投降的道路。陈嘉庚,以民族大义为重,对一意孤行的卖国贼进行了无情的痛击。10月28日,他致电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在敌寇未退出国土以前,公务人员任何人谈和平条件者,当以汉奸国贼论”。后来,提案被修改成“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并获得通过。这给汪精卫之流的卖国投降活动当头棒喝,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把抗战进行到底的决心。
1938年12月,汪精卫公开投敌后,只要有华侨的地方,“每一个地方都布满了反汪的空气,每一个侨胞都充满了反汪的情绪和对抗战前途的坚强的信念”。旧金山中华民国抗日救国总会及美、加、墨13个分会发出通电:“汪逆如抵海外,侨等誓当诛此巨憝,使彼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南非、缅甸、芝加哥的华侨纷纷募款以作“诛逆之奖金”;新加坡、马来亚华侨举行“反汪宣传活动周”活动,参加的人有170万人之多;法国、英国、比利时、荷兰、瑞典、澳大利亚等地华侨也开展了形式多样的讨汪活动。
1939年底至1940年初,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海外华侨纷纷正告顽固派:“谁希图分裂团结,即谁为国家、民族之罪人”。
1940年3月,陈嘉庚亲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归国,慰劳抗日军民。其间,他不顾国民党的阻挠,亲赴延安视察,并在重庆做了《西北之观感》的讲演。从而使广大华侨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提高了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自觉性。
1940年底,国民党顽固派加紧策划第二次反共高潮。美洲洪门领袖司徒美堂、阮本万和吕超然三位先生等代表10万洪门侨胞,向国共两党分别致电,呼吁两党继续团结抗日,以挽救祖国危亡之命运。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的消息传到侨界,立刻引起了强烈反响。救亡侨团和爱国华侨纷纷强烈抗议国民党制造分裂的行径。美国华侨通电强调:“国共合作团结,不独为抗战之灵魂,抑亦最后胜利生命”。陈嘉庚痛斥“皖南事变”是“自为鹬蚌,势必利落渔人”的民族惨案,恳切呼吁“弥止战争,加强团结”。在美国费城、波士顿、纽约和古巴的侨团和侨胞,也先后致电国民党,希望国民党能够顾全大局,团结一致,将抗战进行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