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党制与人民主权的锻造

时间：2021-06-02 00:02:14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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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导读]抗战之后，梁漱溟认为当时的中国社会阶级关系不明确，亟须建立以革命党为基础的一党制，来进行社会革命。而这样的一党制，则需要一个政治化的社会作为前提。而中国共产党确立政权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锻造这样的政治化社会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体现的正是“国家”与“人民”的关系。因此，本文作者认为，不能仅仅局限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框架下来谈中国的民主问题，因为这样会把中国的问题收缩为城市和中产阶级的问题，作为中国社会主体的广袤乡村就被遮蔽了。
　　抗战之后，梁漱溟在山东邹平的乡村建设运动失败，他开始投入到组建第三政治势力，斡旋国共合作的政治活动之中。期间，他对中国政党问题连续发表了一些重要见解。概括起来，主要为两点：一是政党与中国社会的关系；二是革命党与政党的异同。这些，为我们今天理解中国的政党政治提供了另类视野。
　　梁漱溟看重革命党的原因
　　首先，他一贯坚持中国的政党并不具有社会基础，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的政党无法建立在阶级的基础上，社会分野不明，在社会上没有真实的根据，党派分野也就缺乏真实的依据，在政治上没有坚定的立场，“中国的党派全不是真的党派。说一句笑话，中国的党派都不免是‘乌合之众’”。政党是在国家制度上给国民参政的机会，是根据阶级、种族、宗教、职业、地域等不同，各自结党，是建立在阶级或者其他社会分野上的，这是普通的政党。1946政治协商会议前后，媒体所讨论的宪法修正案，是积极准备实行多党制，“所谓结束一党训政，就是接着要过渡到普通政党政治，也就是由一党制过渡到多党制”。但是，梁漱溟独具眼光地指出，中国其实并不具有实现多党制的条件。
　　但普遍讲来，一党就是革命党，而多党就是普通政党。普通政党大概是承认现秩序，在现秩序下活动，依据现秩序而存在。革命党则不然，是要推翻旧秩序，建造新秩序，目的在革命。真正的革命并非以某一党为对象，而是在对社会秩序有新的变革。革命党即负担此项任务，是与普通政党有别。
　　为了要改造社会秩序，有时有实行一党制的必要。假如一个党要行一党制，其目的必须在于建造新秩序，只有在这个目的下的一党制，才能被承认。假如有人要问，中国目前实现多党制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我可以断然的、毫无怀疑的说：不是。今天不是一个普通政党出现的时候。为什么？因为今天只是把推翻旧秩序的一面做得差不多了，而另一面则是一个革命党尚未完成他的任务的时候。再者，今天是中国社会秩序的青黄不接的时候，饥荒的时代，缺乏社会秩序。老的秩序已被推翻，而推翻旧秩序的西洋近代潮流系自由、民主等也未能在中国生根，建立起新秩序来。”“没有社会秩序，政党各自活动，将何所据而不乱呢？”
　　今天中国所需要的是一个革命党来建立新秩序，所应采的制度，我以为与其说是应该采取英美，毋宁说应该采取苏联。
　　真的秩序并非黑字白纸一定就成，而须真正建设，要从经济生活着手，要有方针有计划一贯到底的去做！
　　但我也还不是主张一党制的。不过，是以为应该距一党制为近；远近的程度如何，不能明言，只是指出这是当前的一个重要问题。若只是糊糊涂涂的学习英美的多党（制），各自行动，互相竞争而没有社会秩序的依据，自必乱得一塌糊涂。
　　这并不意味着梁漱溟认同国民党的统治，相反，他对国民党的专制一直有严厉的批评，民主必须以国民党一党制的结束为前提，这也是因为国民党本身始终没有完成作为革命党的“一党制”，——没有完成国家统一的历史使命，所以不得不口头上要结束训政，以行宪政。但是，他从历史的角度认为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属于革命党，“革命党是代表一种革命运动的，它就为完成其历史任务而存在；普通政党是代表一国内某部分人底；这部分人存在，它大概就存在（其主张要求却可因时而异）。前者，我们可称它为时间上的党；因其重心在某一运动，而任何运动是有其时间性的。后者，我们可以称它是空间上的党，因其重心在某部分人，而某部分人则占一空间。”时间性的政党代表的是历史的力量，是为了建设新秩序；而空间性的政党是在国家内部作为秩序性的存在。革命是社会秩序的翻新改造，但并不是所有的革命党都负有建设新秩序的任务。当旧秩序推翻后，新秩序豁然呈露，或自然步步开展，不必费功夫去建造，就不一定行一党制，通常民主革命就是这样。但是社会革命，则必费一番建造功夫，才有新秩序的出现，就必行一党制，“因为社会主义就是以社会本位代替个人本位，实现一种新集团生活，其新秩序之所以新，要在积极地更有组织，所以不免费事。这原是历史上次第不同的两种革命，亦是人间先后出现的两种新秩序。一党制所以不见于法国革命美国革命，而崭然见于俄国革命者，其故在此”。
　　但是，在梁漱溟看来，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没有、也无法完成俄国革命一党制的任务，这是由于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所决定的。“中国革命几乎是另外一回事，不属于任何一种革命。但是却又包涵着民族革命，民主革命，社会革命，这三种革命在内”。中国本无作为国家基础的阶级，是以社会代国家，中国历史只有周期性动乱与恢复，并无革命，——结构性改变。从孙中山到共产党，五十多年的中国革命，并非从社会内部爆发，而是由外力引发。外国的侵略和西方的新理想，强迫性构成了一全新的中国问题。因此，中国的革命特别难以成功，“其新秩序之建造，将是最巨大又最精细之一工作；按理而论，它须要行一党制”。西方的两种革命，在近百年中先后影响我们，第一种革命，因为意识要求和社会事实不符，没有完成，而后一种革命跟着到来。这两种革命在西方社会是彼此不相合的，“我们将何以处此？我们固不可能一步登天而完成两种革命；却更不能建造一番，推翻它，再做一番建造。我们必须使多方面的不侔，先在意识上有一番疏通整理。凡外来文化与自家历史不相衔接之处，先后两种新秩序不免格之处，都必得其逗合沟通之道，而后乃能高瞻远瞩以从事这最巨大又最精细的建国工程”。
　　以上的论断，假如不错的话，那么就得承认要有一个中国革命党，实行一党制，一力贯彻到底，来完成它的使命。而必不能行多党制，彼此竞争，时上时下，政策主张忽兴忽废，左右波荡不定如欧美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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