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井冈山时期我党统战实践的失误与教训
时间：2021-03-22 04:01:2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井冈山武装割据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努力探索，实现了“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真正意义上的理论与实践的创新，但也存在着一些方面的失误。正是这些失误和教训，为其后在中央苏区更为广泛、全面地拓展统一战线，带来了很大裨益。
［关键词］井冈山 党的统一战线 失误与教训
［作者简介］魏清源，男，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办公厅信息中心主任（图书馆馆长），教授。
刘晓农，男，中共井冈山市委党史办副研究员，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兼职教师。
黄红梅，女，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办公厅信息中心（图书馆）讲师。
此文为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课题《井冈山时期我党统战实践的创新和启示》（课题编号：０５ｄｓｄｊ０５）的成果之一。
“总结历史，不要着眼于个人功过，而是为了开辟未来。过去的成功经验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①。
在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建立革命根据地，这是我们党从未有过的新鲜事，很多情况是前所未遇的，加之割据区域处在四面白色政权的包围之中，斗争环境极为复杂、险恶。这就使得边界党和红军在“与农民建立真正的斗争同盟——工农民主独裁（即工农民主专政）”②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失误。
一、土地分配采取“没收一切土地”的政策，不利于最大限度地团结中间阶级，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
井冈山的土地革命运动，是在“前无成法”的情形下摸索进行的。“因为从１０月底起（１９２７年——笔者注）即与省委断绝交通，党的一切主张政策全不知道”③。而作为湘赣边界分田运动的主要领导者毛泽东，此前在脑子里也只知“没收一切土地，包括小地主自耕农亦在内”的政策。中共湖南省委于１９２７年８月２０日，在给中央的信中提出：“土地革命的纲领是：……没收一切土地，小地主自耕农亦在内，归之公有。”④中共中央于８月２３日复函湖南省委，却提出了一个模棱两可的政策：“土地革命，这时主要的口号是‘没收大地主土地’，对小地主则提出减租的办法。‘没收小地主土地’的口号不提出。但我们不要害怕没收小地主的土地，革命发展到需要没收小地主土地时，我们要积极去组织领导，其结果仍是没收一切土地。”⑤
井冈山的土地革命最早发生在宁冈县。而宁冈的土地占有情况的复杂，又决定着土地分配的第一步必定实行“没收一切土地”的做法。就是毛泽东作过分田试点的永新县塘边乡也是同样的情况。
井冈山割据区域实行“没收一切土地”的做法，连同局部地区实行过的按劳动力分田那样，与中央的有关指示是相符合的。党的“六大”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案》，第一条就是“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耕地归农”，因此，以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名义于１９２８年１２月颁布的《井冈山土地法》，其第一条也是“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
显而易见，在土地分配中采取“没收一切土地”的做法，对中间阶级打击过重，不利于最大限度地团结中间阶级，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这一失误导致了几方面的“原则错误”，一是“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二是规定土地没收后“归苏维埃政府所有”，而不是归农民所有；三是“一切土地经苏维埃政府没收并分配后，禁止买卖”。这些起到了法规作用的条文，与当时中国还处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性质是不相适应的，也与中国农民根深蒂固的土地私有观念不相适应，因而，后来对这些“原则错误”加以了纠正。１９２９年４月制定的《兴国土地法》，纠正了“没收一切土地”的规定，提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并且确定了土地分配给农民私有，允许买卖的政策。
二、在“发展工农与下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方面，对中间阶级和知识分子团结得不够
如何对待中间阶级，是统一战线实践中的重要问题。而在我们党内一开始就带有“左”倾色彩的统战路线，是彻底否定动摇的小资产阶级和具有两面性的民族资产阶段，提出“民主革命的任务，要在工农反对豪绅阶级的革命的阶级斗争中方能实现”⑥。更有甚者，中共湖南省委提出要执行所谓的“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迫使他们革命”⑦的政策。
在那种时候，与“党的任务依然是城市暴动”⑧一样，党内的“左”倾的统战做法对井冈山亦产生了相应的影响。从大体上来说，毛泽东、朱德等人已经从苏联城市暴动的革命模式中挣脱出来，在营建根据地过程中实行的是以工农民众为主体的武装割据，即把广大工农群众当成最可靠的同盟军，建立“工农民主统一战线”。但是，井冈山的社会阶级实际状况，也存在着“两头小、中间大”的情形，即无产阶级和反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占少数，而农民、乡村小资产阶级（小地主）等占了人口的大多数。这样就有一个如何对待以小地主为主要层面的中间阶级的问题，也成为一个颇为困难的问题。毛泽东等人感到：“全国革命低潮时期，割据地区最困难的问题，就是拿不住中间阶级。”“中间阶级在革命高潮时受到打击，白色恐怖一来，马上反水。”⑨
井冈山斗争时期，湘赣边界虽然没有像湘南一样，刮起“烧尽一切地主的屋、杀尽一切豪绅的人”的极“左”风潮，但在没收土地、征收捐税、民夫派工等问题上，予以了与对待豪绅地主相差不大的做法。特别是当土豪打尽、红军的生活发生巨大困难时，对那些小地主、富农也加以清算。
还有一个对中间阶级打击过重的直接因素，是现实斗争的需要。比方说土地分配方面，永新南乡中间阶级人数很多，在分田运动中，有的人利用社会地位和家庭势力从中作梗，想方设法破坏分田，延宕分田。针对这样的情状，苏维埃政府只有发动群众采取打击的办法。
知识分子的情形亦非常复杂。从一个方面来说，当年边界各县党、政组织的负责同志，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如宁冈、永新等县的龙超清、刘辉霄、刘真、王怀、陈正人、朱亦岳等等，大多数是在外地读书的青年学生。而在事实上对于分布在民间的知识分子，是团结不够的。这种不够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知识分子被吸收到党内和政权中的人很少。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都很少有来自民间的知识分子代表，如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的九名委员中，没有一个是知识分子。二是当年没有知识分子的专门性群众组织。赤卫队、暴动队不让他们参加，使之成了“另一类人”。
三、在苏维埃政权的建设中，出现以党代政的现象，影响统一战线在苏维埃政权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复杂的社会历史条件、党与红军缺乏红色政权建设的经验，使得湘赣边界各县的前一段时间内，“各级苏维埃是普遍的组织了，但是名不符实。工农群众乃至党员，多数还没有认识苏维埃的意义。许多地方无所谓工农兵代表大会，区乡两级乃至县一级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都是用一种群众会选举的，一哄而集的群众会。不能讨论问题，不能得到政治训练。又最便于知识分子或投机分子的操纵，这是不懂得什么叫苏维埃，不懂得工农兵代表大会是一个固定的最高权力机关，执行委员会只是代表会定期会议闭幕时候的一个处理各事机关，这是边界许多地方对于政权机关的最大错误。”{10}
伴随着这种“不懂得什么叫苏维埃”现象，所产生的极不正常现象，是党的组织一手揽政。“虽然没有党命令政权机关的事，却也没有尊重政权机关独立的意义。党在党员乃至群众中有极大的权威，政府的权威却差得多。这是由于许多事情为图省便，党在那里直接的做了，把政权机关搁置到一边，这种错误在各处是很多的。政权机关里党团组织有些没有，有些组织用得不完满。”{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