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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我国行政诉讼法简易程序的价值追求

    时间:2021-03-05 00:00:4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摘 要 2015年行政诉讼法修改后,将简易程序正式纳入了行政诉讼法条文之中,本文结合贝勒斯的价值标准,对我国行政诉讼法简易程序分析认为,以提高诉讼的效率为我国行政诉讼的价值追求并不合适,简易程序可以更好的辅助调解、协调和解的运行。
      关键词 简易程序 贝勒斯 价值标准
      中图分类号:D92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6.06.198
      一、我国行政诉讼法简易程序现行规定
      2010年11月中旬,最高人民法院出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开展行政诉讼简易程序试点工作的通知》,该通知共八条,规定了简易程序的受理、传唤、审理和期限的问题,总体上比较笼统粗糙。2015年行政诉讼法修改后,将简易程序正式纳入了行政诉讼法条文之中,分别规定了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第八十二条)、独任审理(第八十三条)、转为普通程序的条件(第八十四条)、适用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的情形(第一百零一条)。随后颁布的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并没有对简易程序再作规定。
      (一)简易程序适用范围
      新行政诉讼法对试点通知规定的简易程序适用范围进行了修改,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第一审行政案件,首先要满足案件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其次有四种情形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分别是被诉行政行为是依法当场作出的、案件涉及款额二千元以下的、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案件的以及当事人各方同意适用简易程序的。
      其中,第一、二种情形主要是和相关行政法配套,如《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四条、《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行政机关能够当场作出决定的情形定。
      第三种情形是政府信息公开案件,该类案件潜在的原告数量较大,政府信息被假设为对任何人都是可以利用的,因此对于任何人都可以要求政府提供政府信息,民众在要求获得政府信息时无需理由。将此类案件适用简易程序主要是因为政府信息公开案件的案情一般比较简单,主要的焦点在于政府信息是否应当依法予以公开。但政府信息公开案件是否能仅仅简单的适用简易程序,在下文笔者对此还有一些质疑。
      第四种情形是除以上情形的第一审行政案件,当事人各方同意选择适用简易程序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但发回重审、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除外。此项规定体现了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
      (二)简易程序与民事诉讼法
      《行政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规定了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情形。该法律条文给了民事诉讼法在行政诉讼法内很大的使用空间,但也带来了行政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规定衔接不完善的局面,比如行政诉讼是否需要财产保全就有待商榷,而在简易程序的规定中也有一些不完善之处。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是否适用于行政诉讼法呢?《行政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规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但并没有规定可以适用相关司法解释。对此,条文中是否需要做扩大解释?笔者认为是有必要的。司法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根据立法精神对法律、法规的具体应用问题所做的说明。其具有法律效力,但是不可以与其上位法即宪法和法律相冲突,法院判决时可以直接引用司法解释。司法解释是对实践中法律的补充和完善,理应在参照范围之内。
      2. 民事诉讼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和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该举证期限由当事人协商,一般不得超过15日。应当注意的是,民事诉讼普通程序的举证期限一般不得超过30天,可见,简易程序的举证期限是在普通程序的举证期限上减少了一半。再看《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七条规定了在普通程序下,被告的举证期限为十五天,如果参照民事诉讼法,简易程序的举证期限仍然是十五天,这样的规定与行政诉讼简易程序的审限设置不相配。
      二、我国行政诉讼法简易程序的价值评析
      美国学者贝勒斯,提出了评价程序正义的三项价值:经济成本、道德成本、内在价值标准。笔者结合该价值标准,对我国行政诉讼法简易程序的运行进行如下分析:
      (一)经济成本
      从实现错误成本的角度看,根据学者对自2010年行政诉讼简易程序工作进行的数据统计,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上诉率与普通程序上诉率相差不大,服判息诉率基本不变。通过一审诉讼程序,绝大部分行政纠纷还无法达到定纷止争,解决纠纷的目的,有时仍然需要进入二审上诉程序,最终可能还需要通过申请再审解决矛盾纠纷。
      从直接成本来看,一方面,行政审判案多人少的矛盾并不突出。相比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案多人少的矛盾并不突出,在此情况下,符合法律规定的简易程序适用范围更是少之又少。因此,如果不对案件进行繁简分流,也并不一定存在司法成本拔高、司法资源浪费,司法效率低下的困境。如果只是因为提高行政诉讼效率的需要而设置简易程序,该理由并不令人信服。另一方面,即使设置了简易程序,也并不能提高案件处理效率。的确,部分案件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快速结案,然而结案裁判文书则需要花更多的时间送达,往往超过法定审理期限。退一步说,就算法官在45日内将案件审理完毕,但是在执行阶段的时限仍需要遵守和普通程序案件一样的程序,这样,相对于简易程序的审理期限,执行期限就更长了。同时,行政诉讼简易程序案件的标的额都相对较小,执行法官办理的积极性其实并不高。
      诚然,经济成本最小化的要求是实现错误成本与直接成本总和最小化,但将两项成本分开来看,与普通程序相比,简易程序没有减少错误成本也没有减少直接成本。因此,从经济成本看,简易程序并没有明显优于普通程序。
      (二)道德成本
      贝勒斯指出,应当使法律程序的道德成本最小化。对于实体问题较小的案件,减少直接成本是合理的。行政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第一审行政案件认为符合条件涉及款额二千元以下的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从出发点来看的确是可以减少直接成本的,但问题在于上文所言,简易程序减少的直接成本并没有相应的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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