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马克思研究生值得吗 [“问题与主义”论争与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观之确立]

　　[摘要]“问题与主义”之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遇到的第一次挑战，其实质是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与胡适的“实验主义”在如何解决中国问题上的一场“政治论战”。李大钊在这次论战中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思考中国命运，提出了通过“阶级竞争”达到对“经济问题”的“根本解决”的思路。这次论战，激发、促进了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观的形成、确立。到1920年初，李大钊不仅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比较全面、准确的认识，而且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渐确立了中国革命的发展思路。
　　[关键词]李大钊；胡适；问题与主义；马克思主义观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11)09－0079－06
　　
　　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李大钊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也是最早系统地向“五四”知识分子介绍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作为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立者，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观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典型意义。它不仅揭示了“五四”知识分子何以选择、接受共产主义，而且直接影响到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运动方向的确定，同时也对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的形成起了先导性作用。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观的形成、确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学术界一般把1918年7月李大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等文章欢呼“十月革命”、宣扬布尔什维克主义到1919年下半年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学说，视为李大钊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时限。这当然尚非定论，还有必要深入探讨。本文想探讨发生在1919年下半年的李大钊与胡适之间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对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观形成、确立的影响，并由此出发提出一条确定李大钊完成向马克思主义转化的思路。
　　
　　一
　　
　　1919年6月11日，《新青年》、《每周评论》主编陈独秀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捕入狱，胡适接掌《每周评论》，并在1919年7月20日出版的第31期《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时任《国民公报》编辑的蓝知非(公武)率先在《国民日报》发表《问题与主义》，与胡适商榷。李大钊因受北洋军警监视，于7月20日回乡避难，但出京时读到当日出版的《每周评论》，后从隐居地昌黎五峰致信胡适，表明自己对“问题与主义”问题的看法。此信由胡适以《再论问题与主义》为题在《每周评论》第35期发表。此后，胡适又在《每周评论》第36、37期上刊载《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回应蓝知非和李大钊的批评。这就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
　　李大钊与胡适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这场发生在“五四”进步知识分子阵营中的论战自然成为现代思想史的重要话题。又由于论战发生在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加之胡适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实验主义立场，因而这场论战历来被定性为“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尖锐冲突的揭幕战。或许是出于对以往关于此事评判的过分意识形态化倾向的反思，近年来很多学者热衷于就此做“翻案”文章，或提出胡适的批评对象主要是“无政府主义”而非马克思主义，或认为这是一场“平等的学术讨论”而非“政治论战”，或多强调胡适之说的普遍意义。董国强先生2004年发表的《论“问题与主义”之争前后的李大钊思想――对争论性质的再探讨》，是这一倾向的典型代表。文章强调李、胡之争“都是学术的而非政治的”，认为李大钊参与论战是误解胡适，而论战之后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评价”受胡适的“影响甚深”。由于该文涉及到“问题与主义”之争与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观关系的一些关键问题，我们必须首先予以辨明。
　　整个论战过程，参与者李大钊、蓝知非只各发表一篇文章，胡适却意犹未尽地“三论”、“四论”。董国强先生对此解释是：李大钊参与论战是“误解”胡适，而由于“当时李、胡二人的思想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和相互沟通的巨大空间”，且双方的观点又不是“针锋相对、不可兼容的”，所以，“当胡适在《三论》、《四论》中对李大钊的《再论》作出积极的回应之后，李大钊便不再提出异议，所谓‘问题与主义’的论争就此平息”。在董先生看来，《新青年》、《每周评论》同人之间观点虽有歧异，“但这种歧异通常是建立在对对方观点及其内涵的深入了解的基础之上的”，而“在胡适写作和发表这篇文章时，李大钊正在外地一个偏僻的深山里休假。……我们可以推知当时他与胡适之间的交流也因这种不便而暂时中断”。董先生似乎没有注意到，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开篇就明白地表示自己在出京时即已拜读胡适大作。这说明胡适写《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时李大钊尚在京。至于胡适“在构思和写作的过程中”是否像董先生所说的那样事先在《新青年》圈子里“通过聚会和通信相互交流信息和各自的思想”，“有所讨论，征求各方同人的意见”，目前尚未发现这方面资料以做证明。但《再论问题与主义》于8月17日刊出，既已有近一月“对对方观点及其内涵的深入了解”，又何至“误解”?其实，论争的平息并非由于李、胡二人经过沟通而澄清“误解”。据《胡适口述自传》载，《每周评论》第37期正在印刷中即遭查封，胡适的《四论》未能如期面世，论战由此“无疾而终”。李大钊当时在昌黎五峰避难，僻居之地，通讯闭塞，因而无法及时见到和回应胡适的《三论》，更无缘读到《四论》。此外，他当时正在潜心写作《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即使读到《三论》，可能也无暇顾及。但论战并未就此终止。1919年底，胡适发表《新思潮的意义》，李大钊发表《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章，双方都发展了他们论战中的观点。这可以看作是论战的延续。
　　这场论战，确乎不像后人所想象的那样剑拔弩张，双方都有着平和论争的气度。李大钊在信中坦陈：“其中有的或可与先生的主张互相发明，有的是我们对社会的告白”，胡适也主动将李大钊的信在《每周评论》刊载。但这并不意味着李、胡之争“都是学术的而非政治的”。胡适在时隔不久的1922年自述道：“1919年6月中旬，独秀被捕，我接办每周评论，方才有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当时承‘五四’、‘六三’之后，国内正倾向于谈主义，我预料到这个趋势的危险，故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晚年回忆此事时又说，“我的意思是相针对那种有被盲目接受危险的教条主义，如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等等，来稍加批评”。可见，胡适挑起论战是有明确的政治意向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是他的“政论的导言”，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他的主要批判对象。我们即使不必将这场论战视为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对抗，但它无疑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遇到的第一次挑战。
　　董先生认为不应将李、胡之争“看作《新青年》阵营内部的一次意识形态较量”，其实，胡适本人早已将这场论战定性为“我和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回合”。中国思想界很早就有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但马克思主义真正对中国产生影响却是“十月革命”胜利之后的事。在“十月革命”前，李大钊就非常关注俄国文 学和政治动向，“十月革命”之后，更写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Bolshevism的胜利》等多篇文章热情颂赞“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主义”。虽然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这时在“五四”思想界影响有限，但作为同事和对“主义”的关注者，胡适是熟知李大钊的政治兴趣的，并且从《四论问题与主义》看，胡适对马克思主义也有一定了解。正因为如此，胡适才可能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的“危险”及其与“实验主义”的冲突并进行有针对性的批判。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时，正值他的老师、美国实用主义思想家杜威应邀来华讲学期间。早在杜威来华之前，胡适就在《新青年》第6卷第4号发表《实验主义》宣扬实用主义哲学，接掌《每周评论》后竟取消该刊第26期原刊头而代以“杜威讲演录”。考虑到这个学术背景，胡适从“实验主义”出发批判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之意就更为清楚了。因此，“问题与主义”论战无疑正是“五四”时期新思潮之间一次意识形态上的激烈交锋。
　　董先生根据胡适《四论》中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相关论述，认为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接受了胡适的研究任何一种主义和学说都要坚持一种“历史的态度”的观点，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评价”受胡适的“影响甚深”，他对“唯物史观”的论述“很大程度地遵循着胡适所确定的轨范”，而《由纵的组织向横的组织》、《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等对唯物史观在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的影响的立论“简直就是胡适《四论》相关观点的命题作文”。这种观点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如上所述，由于《每周评论》第37期被查封，胡适的《四论》根本未如期面世，后被胡适编入1921年底由亚东图书馆出版的《胡适文存》第一辑。而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于1919年10月、11月在《新青年》发表，董先生所举的后三篇文章都在1920年发表。不知董先生从何处得知李大钊在写上述文章时已读到胡适的《四论》，并受其“影响甚深”?
　　
　　二
　　
　　正因为“问题与主义”之争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学术讨论而是一场“政治论战”，因此，它的核心问题也并不是董先生所特别强调的“问题”与“主义”之辩证关系。胡适反对“空谈好听的‘主义”’、“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偏向纸上的‘主义”’，提出“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他的论述固然存在着将高谈“主义”与解决“问题”对立起来的问题，但也并不否定“主义”，“种种学说和主义，我们都应该研究。有了许多学理做材料，见了具体的问题，方才能寻出一个解决的方法”。李大钊则指出高谈“主义”与解决“问题”并不矛盾，“因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那么我们要想解决一个问题，应该设法使他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即是一种工具)。那共同感觉生活上不满意的事实，才能一个一个的成了社会问题，才有解决的希望”。因此，“‘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针对胡适指出的“主义”有“假冒牌号”的危险以及“过激主义”的批评，李大钊进一步强调：“因为有了假冒牌号的人，我们愈发应该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一面就种种问题研究实用的方法，好去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我们惟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为实际的运动；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因此，论争的焦点就集中在如何解决“问题”或用什么“主义”解决问题上。
　　胡适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中列举了一大堆“问题”，“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哪一个不是火烧眉毛紧急问题?”并且提出了解决问题的“三步工夫”。这些问题并非不重要，但显然不是当时中国社会所需解决的根本问题，因此对这些具体的社会问题的解决也根本不涉及到当时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秩序的改变。胡适的“三步工夫”，对于具体问题的解决、对于防遏教条主义危险确实有值得重视的价值与意义。但由这种“工夫”所实现的也只能是一种渐进的、局部的社会改良。胡适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改良主义出发对于任何试图以“根本解决”方法来拯救中国危机的主张都斥之为“包医百病”的幻想、“自欺欺人的梦话”，认为“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针对胡适对“根本解决”的批判，李大钊指出：“若在有组织有生机的社会，一切机能都很敏活，只要你有一个工具，就有你使用他的机会，马上就可以用这工具作起工来。若在没有组织没有生机的社会，一切机能，都已闭止，任你有什么工具，都没有你使用他作工的机会。这个时候，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李大钊此论实际是认为，胡适针对具体社会问题的局部的、渐进的解决方法只能适用于“有组织有生机的社会”，而当时中国已经成为“没有组织没有生机的社会”，因此，“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
　　“根本解决”问题，实质构成了李、胡之争的真正焦点。胡适1922年自述道：“我们因为不信根本改造的话，只信那一点一滴的改造，所以我们不谈主义，只谈问题”。在当时的中国思想界，主张“根本解决”的不乏其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无政府主义的全民大革命主张、孙中山的预防资本主义的“民生主义”革命号召，都倾向于对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胡适在批判“根本解决”时就曾提到“高谈社会主义”、“高谈无政府主义”。李大钊在回应胡适的批判时，不仅明确地主张“根本解决”，而且倾向于经济问题的“根本解决”。他指出：“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他们都跟着变动。换一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李大钊根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明确提出：“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他并不否认胡适提出的“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的解决，但强调在当时中国“没有组织没有生机”的社会现状下“经济问题”的“根本解决”是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具体问题解决的前提。不仅如此，李大钊还进而指出，“经济的变动”虽然是必然的，“根本解决”还需要通过“阶级竞争”来实现。他批评“很多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者”“专取这唯物史观(又称历史的唯物主义)的第一说，只信这经济的变动是必然的，是不能免的，而于他的第二说，就是阶级竞争说，了不注意”，认为“这实在是现在各国社会党遭了很大危机的主要原因”。
　　胡适晚年谈到“问题与主义”之争时提到，“我的那第一篇文章另外引起好多方面的反对与敌视；尤其是 那些要利用一些主义为口号而从事政治活动的人”。由于李大钊坦陈自己“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主张通过“阶级竞争”来实现“经济问题的解决”，因此，胡适所说的“要利用一些主义为口号而从事政治活动的人”即使并非专指李大钊，也必然包括李大钊在内。这也说明，李大钊对“根本解决”问题的论述并不仅限于学理探讨，而是有着“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以实现“经济的革命”的政治意向的。《再论问题与主义》刊出后，胡适写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进一步阐述自己的改良社会思想。在《四论》中，胡适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有较多论述，认为“唯物的历史观，指出物质文明与经济组织在人类进化社会史上的重要，在史学上开一个新纪元，替社会学开无数门径，替政治学说开许多生路。这都是这种学说所涵意义的表现，不单是这学说本身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关系了”。他只是将唯物史观看作一般意义上的“学理”，而认可其在史学、社会学、政治学上的意义，并未涉及唯物史观在社会改造上的意义。对于李大钊视为唯物史观“第二说”的“阶级竞争”，胡适根本否定其在社会改造上的作用，认为“这个学说，太偏向申明阶级自觉心的方面，无形之中养成一种阶级的仇视心，不但使劳动者认定资本家为不能并立的仇敌，并且使许多资本家也觉劳动者真是一种敌人。这种仇视心的结果，使社会上本来应该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两种大势力，成为两座对垒的敌营”。由于《每周评论》被查封，李大钊未能回应胡适的《四论》。但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1919年下半年在《新青年》发表，1919年12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新思潮的意义》，把新文化运动限定在“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范围内，批评“现今的人爱谈‘解放与改造’”，主张“一点一滴的解放”、“一点一滴的改造”。在回顾新思潮运动时，胡适批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悬空介绍一种专家学说，如‘赢余价值论’之类，除了少数专门学者之外，决不会发生什么影响”，“十篇‘赢余价值论’，不如一点研究的兴趣”。由于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有相当篇幅介绍“余工余值说”，胡适的批判对象很可能是李大钊。李大钊1920年1月在《新青年》第7卷第2号上发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指出，“经济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重要原因”，而“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不是几个青年凭空造出来的”。也可以说是对胡适的回应。
　　
　　三
　　
　　“问题与主义”论战发生在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这也是他走向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因此，这次论战对于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观的形成、确立有重要意义。
　　判断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观的形成确立，可以有两个基本标准：一是看他是否对马克思主义有比较全面、系统、准确的理解；二是看他是否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考察中国问题，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学术界一般采用前一标准，因此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发表看作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观确立的标志。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一开始便是作为指导当前行动的直接指南而被接受、理解和运用的”。李大钊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主要不是为了输入、研究一种“学理”，而是“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李大钊并不是首先通过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而主要是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启发而接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中，他将“十月革命”视为世界史未来必然走向的潮头，“二十世纪初叶以后之文明，必将起绝大之变动，其萌芽即茁发于今日俄国革命血潮之中”。在《庶民的胜利》中，他把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归结为“民主主义”和“劳工主义”的胜利，认为这是“世界的新潮流”，而“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在《Bolshevism的胜利》中，李大钊更明白地宣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Bolshevism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并将其与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Bolshevism就是俄国Bolsheviki党所抱的主义”，“他们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为宗主的”。在1919年元旦发表的《新纪元》中，李大钊将“劳工阶级”联合“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视为“新纪元的曙光”，并认为“我们在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我们应该趁着这一线的光明，努力前去为人类活动，作出一点有益人类(的)工作”。可见，李大钊从“十月革命”的胜利以及由之所显示的“世界革命”的未来发展趋势看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一线的光明”。
　　李大钊虽然在日本留学期间曾接触过马克思主义，但真正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应始于1919年上半年。从1919年7月6日发表的《阶级竞争与互助》来看，李大钊最为关注的是“改造世界、改造人类”的问题。从这个角度，他试图将马克思的“阶级竞争”与对他早期影响很大的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结合起来，主张“物心两方面”的改造。李大钊根据马克思“经济的历史观”认识到“阶级竞争”是“社会组织的改造”的主要途径，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最后的阶级争斗，就成了改造社会、消泯阶级的最后手段”，是“必须经过的，必不能避免的”。在李大钊看来，马克思的“阶级竞争说”适用于“人类历史的前史”，而“人类真历史的第一页”肇启于阶级社会消灭、“互助精神”的发扬。因此，他提出“这最后的阶级竞争，是改造社会组织的手段。这互助的原理，是改造人类精神的信条”。他在“问题与主义”论战中根据唯物史观思考中国问题，主张在“没有组织没有生机”的中国通过“阶级竞争”达到“经济问题”的“根本解决”，可以说是上述思考的发展。而且从他对“很多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者”的批判来看，李大钊这时更重视“阶级竞争”在社会改造上的作用。《再论问题与主义》最后指出：“我们应该承认：遇着时机，因着情形，或须取一个根本解决的方法，而在根本解决以前，还须有相当的准备活动才是”。这里“相当的准备活动”指的就是“阶级竞争”。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李大钊也非常重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阶级竞争说”，并特别加以评述。在他看来，唯物史观“以经济行程的进路为必然的、不能免的”，因而有“定命说”的“流弊”，批评“后来马克思派的社会学，因为信了这个定命说，除去等着集产制自然成熟以外，什么提议也没有，什么活动也没有，以致现代各国社会党都遇见很大的危机”。但他肯定《共产党宣言》“檄告举世的劳工阶级，促他们联合起来，推倒资本主义”，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绝大功绩”，并对“阶级竞争说”与“社会主义伦理的观念”即“互助、博爱的理想”的关系作了进一步论述，再一次强调：“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不改造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致没有效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等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
　　李大钊主张“改造经济组织”与“改造人类精神”相互结合，但两者并非同步而是有明显的先后次序的。 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中，他强调“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在同年9月发表的《“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提出，“经济组织没有改变，精神的改造很难成功”。12月发表的《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指出，“物质既常有变动，精神的构造也随着变动”。这些论述表明，在“问题与主义”论战之后，李大钊通过“阶级竞争”改造经济组织的思想越来越明确，也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互助论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这是可以说是其马克思主义观逐步确立的重要表现。1920年元旦，李大钊发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论述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变化。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篇文章实质上是李大钊对他研习马克思主义以来所形成的对中国问题的思考进行理论上的总结，因而也可以说是“问题与主义”论战后李大钊对“根本解决”问题思考的发展。在谈中国近代经济发展时，李大钊指出：“欧美各国的经济变动，都是由于内部自然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变动，乃是由于外力压迫的结果”。因此，中国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已不可能再走欧洲各国和日本的资本主义道路。因为，一方面，“中国既受西洋各国和近邻日本的二重压迫”，经济上“国内的产业多被压倒，输入超过输出，全国民渐渐变成世界的无产阶级”，另一方面中国已经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在一国的资本制度下被压迫而生的社会的无产阶级，还有机会用资本家的生产机关；在世界的资本制下被压迫的世界的无产阶级，没有机会用资本国的生产机关”。对李大钊来说，中国既已处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轨道，在“中国今日在世界经济上，实立于将为世界的无产阶级的地位”的情况下，中国社会发展只能采取非资本主义的道路。因此，他强调“我们应该研究如何使世界的生产手段和生产机关同中国劳工发生关系”，像俄国Bolsheviki党那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把现在为社会主义的障碍的国家界限打破，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因此，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不但取决于“经济问题”的根本变动，而且取决于中国“劳工阶级”运用“世界的生产手段和生产机关”进行阶级斗争从而推倒世界资本主义。
　　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社会主义革命只能首先发生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西欧等资本主义国家，而工业极不发达的经济落后国家如中国是不能将社会主义革命提到政治社会的议程上的。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处于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的国家首先获得胜利的理论，此时或许还不为李大钊所知。李大钊对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首先是受“十月革命”的启发，因为“十月革命”表明，社会主义革命是可以在像俄国这样的工业极不发达的经济落后国家发生的。其次，李大钊在“十月革命”启发下所形成的历史发展观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等一系列文章中，李大钊认为世界革命已将将全人类的命运连结起来，整个世界日益分化为“劳工阶级”和“资本的阶级”两大阵营，资本主义必将灭亡，社会主义必将胜利，而中国已经汇入这一“世界革命”的“新潮流”。他特别强调，“这种潮流，是只能迎，不可拒的。我们应该准备怎么能适应这个潮流，不可抵抗这个潮流”。这样，在他看来，中国问题的解决是不能离开“世界革命”来思考的。再者，李大钊在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就形成了理论与实践、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殊国情相结合的自觉意识和思想方法。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中，李大钊指出：“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而“把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根据这一思想方法，李大钊指出，无论是民主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应用都应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任务。“在别的资本主义盛行的国家，他们可以用社会主义作工具去打倒资本阶级。在我们这不事生产的官僚强盗横行的国家，我们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驱除这一班不劳而生的官僚强盗”，而“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从而把社会主义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李大钊指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一定时代、环境的产物，强调“不可拿这一个时代一种环境造成的学说，去解释一切历史”，又说“我们批评或采用一个人的学说，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就是了”。正是根据这一思想方法，李大钊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确定了中国危机“根本解决”的发展道路。
　　综上所述，从1919年上半年到1920年初，李大钊在“十月革命”启发下潜心研习马克思主义，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思考解决中国危机的出路，不仅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比较全面、准确的认识，而且逐渐确立了通过无产阶级与资本阶级的“阶级竞争”来改造经济组织、“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发展思路。因此，我们可以把1918年下半年李大钊欢呼“十月革命”、宣传布尔什维克主义到1920年初《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的发表视为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观的形成、确立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问题与主义”论战无疑起到了相当重要的激发、促进作用。
　　
　　[责任编辑：杨晓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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