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在土改中防左纠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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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11月底至次年4月，习仲勋在领导陕甘宁边区土改中，提出了一系列的思想、观点、方针、政策，不仅及时纠正边区土改中的极“左”倾向，使这场伟大的群众运动循着正确的轨道前进，而且对于各解放区以至全国解放后进行大规模的土地改革，也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一、风起“义合”偏差渐现
1947年7月底，习仲勋协同彭德怀组织指挥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和陇东、三边战役后，根据党中央小河会议决定离开前线，回西北局主持工作。这时，摆在他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神和中共中央批准的《中国土地法大纲》，组织领导好陕甘宁边区土地改革。
此时，《中国土地法大纲》下发到了西北局。10月10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全国土地会议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大纲》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以“没收地主牲畜、农具、房屋、粮食及其他财产”的政策，代替过去“征购地主土地”的政策。为了传达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神，部署边区的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西北局决定召开一次陕甘宁边区干部会议。
11月1日，会议在绥德县薛家渠对面的阳湾空地正式召开，时称义合会议。习仲勋、贺龙、林伯渠等分别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西北局宣传部长李卓然关于全国土地会议精神的传达，以较多时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检查以往工作的基础上，作出了彻底完成边区土改和认真进行整党的决议，研究了具体实施办法，并由林伯渠、贺龙、习仲勋联合签署发了布告。
但是，义合会议期间，一些不很正常的情绪也逐渐露头。会议没有把边区里老区（占三分之二）和新区（占三分之一）的不同情况区分开来，没有划清一般地主和恶霸地主的界限，没有对中农、工商业和三三制等政策解释清楚，片面地强调“依靠贫农”和“平分土地”，在反对右倾时对防止“左”倾注意不够，因此，造成了会后在边区一度出现“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翻底财，“搬石头”，侵犯中农利益，破坏工商业，对地主富农和基层干部乱斗乱杀等过左的作法。这些异常情况，使习仲勋疑窦顿生，忧心忡忡。他在以后曾检讨性地说过这样的话：“义合会议潜伏一种‘左’的情绪。”具体表现为：在土地工作问题上未能具体地分析边区的实际情况，规定具体方针；未能作出划分阶级的规定和禁止用肉刑。特别是康生、陈伯达在晋绥地区土改中搞的让“贫雇农打天下，坐天下”、“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左”的做法，成为合法系统的经验在会上得以流传，致使会议开展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变成过激行为的批判斗争。
当时参加会议的延属地委书记白清江回忆说：“在传达全国土地会议精神时，就讲了许多‘左’的东西，提出了‘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口号，还以晋绥地区把五台山大庙炸了个稀巴烂作为典型事例宣扬。会议气氛非常紧张，将吴岱峰、高峰、周兴等一批分区党政军领导干部叫到台上进行批判，稍有分辩和不满，就被拉了下来。当时我们参加会议的人，也觉得接受不了，但不能说，不敢说，只好顺着大流走。我也注意到，会议主持之一的习仲勋，说话较少，神情郁闷。”
义合会议后，各分区、县也召开了会议，积极开展了大规模土地改革和以整党为中心的各项工作。但是，在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中一些“左”的做法在一些地方蔓延开来，在个别地方发展到严重程度。绥德县在土改中甚至斗争了担任陕甘宁边区副议长的开明绅士安文钦，没收了他的浮财，并把他“扫地出门”。
习仲勋在调查研究中发现，一些农村不加区别地平分一切土地，把财产较多、生活较好的农民当土改对象，把已转化为农民的旧地富又拉出来斗争，甚至把在我方任职之公教人员，其家中缺乏劳力者，也定成地主、富农。在枣林坪街，把店铺大部查封。在延家岔，贫农会上规定谁斗地主不积极，就用乱石头打死。在辛店贺家石工作团所领导的农会上，规定民兵吊地主，打干部。许多群众斗争会上，总是有几名打手，专门捆、打、吊、拷，弄得人心恐慌。习仲勋在一份调查报告中写道：土改一到农村，就发生极“左”偏向。凡是动起来的地区，多去强调“贫雇农路线”，反对所谓“中农路线”，都是少数群众(不是真正的基本群众)起来乱斗、乱扣、乱打，乱没收财物，乱扫地出门。最严重的是佳县，有好几个村庄，连贫农、中农的东西都一律没收。干部家属幸免于斗者很少。张达志（时任晋蒙军区副政治委员）家人也被斗，索要银洋。有的烈士家属也被扫地出门。佳县乱搞不到5天，竟一塌糊涂。我看一有“左”的偏向，不到半月，就可把一切破坏得精光。在机关学校中，也发生“左”的事件，如边保（指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的马起来斗争马班长，也叫贫雇农翻身。如绥德干小（指绥德分区以招收干部子弟为主的小学）把地主出身的校长夫妇(老党员)赶走，整出的十几名都是八九岁的干部子弟。虽则事不普遍，但影响所及，人心不安。闹得农村极度紧张，弄得大家都有顾虑。
针对一些地方在土改中出现的“左”的偏向并呈蔓延滋长的趋势，习仲勋陷入深深思考之中。当一些同志汇报工作时，他总是要仔细谈谈在运动中的防“左”纠偏情况，并再三叮嘱工作中要讲政策、讲纪律，切莫头脑发热。当他了解到安文钦被批斗时，便严肃批评了这种错误做法，指示要按党的政策予以纠正。尽管习仲勋做了一定努力，但对于彻底扭转“左”的思潮，还必定是有限的。
二、中央会议防左纠偏
正在土改政策出现偏差和摇摆的时候，习仲勋接到了参加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的通知。他感到兴奋的是，关于土地改革方针政策的讨论与确定，被列为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
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在米脂县杨家沟召开。这是一次参加人数较多并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因为是12月在杨家沟召开的，习惯称之为“十二月会议”或“杨家沟会议”。
杨家沟会议分为两个阶段，从12月7日至24日为会议准备阶段，25日至28日为正式会议。会议准备阶段分为政治、军事、土改三个小组进行讨论，习仲勋参加了由任弼时主持的土改小组的讨论。讨论集中围绕土改政策特别是正确分析阶级问题进行。习仲勋、李井泉等根据自己的调查研究特别讲了陕甘宁和晋绥地区土改的情况。
会议期间，毛泽东为了起草好会议的主题报告，逐一同参加会议的同志谈话，调查研究，听取意见。习仲勋向毛泽东汇报了陕甘宁边区战争、生产和群众生活情况，并如实地谈了自己对边区土地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和形势发展的看法。毛泽东听得非常专注，并不时提出一些问题来让习仲勋补充回答。谈话结束时特别勉励习仲勋说：你们长期做实际工作，没有时间学习，这不要紧，没有时间可以挤。我们现在钻山沟，将来要管城市，现在就要抓紧理论知识的学习。你一年读这么薄薄一本，两年不就两本了嘛！三年不就三本了嘛！这样，十几年就可以读十几本，不就可以逐步精通马列主义了嘛!毛泽东接着又说：一个人的经验是狭隘的，它受时间、地点、条件的限制，要使经验上升到理论，就得学习。只凭老经验办事，不能适应新形势。
中央扩大会议正在进行之时，著名开明绅士、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先生在义合病逝。习仲勋由此想到了在土改中违犯政策冲击民主爱国人士的问题，即与林伯渠向毛泽东建议，在为李鼎铭开追悼会时要有党外人士参加，特别请受到批斗的安文钦以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身份致悼词。毛泽东表示赞成说：三三制还是成功的，三三制政策还要坚持。下面做法过火了，伤及了开明士绅，但还是要保护他们。要做好安文钦、霍子乐等民主人士的工作，要他们参加追悼会，报纸上还要发消息。毛泽东又风趣地说：美国记者爱泼斯坦在延安访问时曾讲过，共产党真厉害，把地主、开明士绅请出来当了副主席、副议长。现在一搞土改，又把他们的浮财给分了，赶出家门。有朝一日这位记者再问起安文钦先生时，你们怎么交待？后来在西北局、边区政府和习仲勋的过问下，归还了安文钦的财物并赔礼道歉。安文钦非常高兴，对党和毛主席的关怀表示感谢，又愉快地回到自己的住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