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霸气的句子 [先秦道家思想的廉政价值探析]
时间：2020-03-26 07:20:5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先秦道家较早对廉政的内涵、重要性和实现路径进行探索。他们认为，实现政治清明，达致长治久安是廉政的客观要求；正确看待物质利益，协调公私关系是廉政的价值旨趋；能否妥善处理官民关系，做到清静无为、与民休息是评价官员廉政与否的标尺；修身养德、节俭节欲是廉政建设的有效途径，而加强官德建设、规范在上者的行为则是廉政建设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先秦；道家文化；廉政；价值
中图分类号：B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387(2011)04－0109－05
过去学术界或者对传统文化中可资借鉴的廉政资源重视和研究不够，或者笼统地谈传统文化的廉政价值，对其中各个部分缺乏具体深入的探讨。而在对先秦诸子廉政思想研究中也存在着很大的不平衡。关于儒家的研究很多，而关于道家的仅有两篇，一篇是李书均2009年7月28日发表在《中国纪检监察报》的《老子思想中的廉政价值观》，还有一篇是赖红卫发表在《衡水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的《孔子和老子廉政思想之比较》。与此同时，在对道家思想的研究中，对其有益于和谐社会构建、健康人格养成和个体心理调适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剖较多，而对其有助于当前我国党风廉政建设的价值则研究不够，成果不丰。因此，挖掘先秦道家文化中有益廉政的宝贵资源，对深化传统文化研究，推进我国当前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先秦道家廉政思想的主要内容
1、先公后私是廉政建设的核心内涵。
对廉和廉政内涵的解读是培育健康廉政文化，营造浓郁廉政氛围的理论基础，也是实现清明政治的必要前提。在中国历史上，道家首先对廉政的内涵进行了探讨。
“廉”本是指器物的棱角和堂前的边角，因为有棱角，所以不易触犯，有边角，则方正不斜，用于人则指人的品行端正、刚直不阿，后有公正清白，不求不义之财之意。《楚辞・招魂》中有“朕幼清以廉洁兮”，王逸注曰：“不求曰清，不受曰廉，不污日洁。”西汉韩婴说：“廉者不求非其有”，意思是说凡是非自己所有的，或者非自己通过劳动获得的都是“不义之财”，都不应去追求。老子曾赞扬圣人道德高尚，“方而不割，廉利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显然，“廉”在这里指的就是要正确看待物质利益，合理处理人我关系、公私关系。对什么是廉政，老子虽没有直接予以回答，但他对作为廉政的对立面――腐败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认为，统治者为满足自己奢靡生活而对人民横征暴敛，把自己欲望的满足建立在人民生活的痛苦之上，这不仅是不道德的，也是与廉政的本质背道而驰的。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他认为，那些不关心民众生产，热衷于奢靡生活，聚敛财富，满足私欲的人是不配作统治者的，简直就是强盗，说：“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财货有余，是谓盗夸”。
庄子则通过对社会的批判，更加直接地表达了自己对“廉”的理解。他认为：“人犯其难，我享其利，非廉也”，也就是说，“廉”就是取利必须顾及他人，绝不能把自己利益的获取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那种为了自己的享受而让别人遭受痛苦的行为是完全违背“廉”的要求的。在庄子看来，当时社会之所以出现混乱不堪、纷争不休的局面，就是因为一些人贪得无厌的缘故，“不足故求之，争四处而不自以为贪；有余故辞之，弃天下而不自以为廉”。他批评当时的社会混乱状况是“大道不称，大辨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谦，大勇不忮”。
2、长治久安是廉政建设的现实追求。
使江山永固，传至千秋万代是众多统治者苦苦思索而无法解决的难题。王朝兴衰更替的历史充分说明，“官廉则政举，官贪则政危”，廉政是实现政治清明的有效途径，是维护政权长治久安的当然要求；腐败直接削弱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并最终导致政权的衰亡。
由于老子“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因此得以从历史递嬗中发现官员贪腐与王朝倾覆之间的必然联系。他曾剖析腐败对国家和官员自身的危害，指出为政者能否勤政廉洁是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金玉满堂，莫之能守”，统治者如果为谋私欲而置天下百姓于不顾，就必然会丧失民心，激化社会矛盾，从而动摇统治根基。
老子对腐败行为的抨击和对廉政的赞美，表明了自己反对贪腐、崇尚清廉的原则立场，也反映了下层群众对清明政治的渴求和向往。
3、以民为本是廉政建设的价值旨趣。
妥善处理官民关系、君民关系是统治者践行廉洁从政宗旨的最好体现。老子强调要坚持廉政的价值导向，处理好公私关系，始终做到以民为本。他提出，“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认为统治者应顺应民心，以民心为基础，以民意为转移，不以一己或少数人意志取代百姓意志，更不应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在人民身上。他把“慈”列为“三宝”之首，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即仁厚和慈爱，就是要对天下万物及他人都保有一颗仁爱之心，像爱自己一样去爱万物和他人，反对对人民进行残酷剥削。他还提出统治者应“善利万物而不争”即应使人民得到实惠，而不是与之争利，说：“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要“全其天性而不害其长”。总之，他主张要遵循自然规律，体恤百姓，做有利于万物生长，有益于人民福祉的事情，而不损害他们的利益，使百姓得以安居乐业。
4、节俭节欲是廉政建设的有效途径。
道德修养和加强法治是廉政建设的两大法宝。比较而言，道家更强调通过修身养德，以祛除内心的贪欲，消解滋生腐败的根源。庄子认为，“廉贪之实，非以迫外也，反监之度，”就是说，“廉”是一种保证自己不侵犯别人利益的品德和行为，而形成这种品德主要依靠自律，同时只有通过自身修养才能达到“廉”。那么，如何去进行自律呢?先秦道家主张通过节制自己的欲望，抵御贪腐的诱惑，构筑反腐倡廉的思想防线。
(1)不为物欲所役，夯实廉洁从政的心理基础。
先秦道家把贪欲当成犯罪的根本诱因，告诫人们要淡泊名利，节制物欲，追求纯真的人性和有价值的人生。
老子认为，腐败是物欲膨胀的必然产物，“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追求稀世珍宝将导致行为乖张，进退失据。一个人如果为欲望和感官左右，不仅会迷失本性，而且会危及个体的生存，甚至引发社会纷争，导致世界动荡不宁。因此，老子主张要“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从对名利的痴迷和追逐中解放出来。惟其如此，方能在名利面前保持平和的心态、清醒的头脑，以免招灾惹祸。他说“罪莫大于贪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相反，“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只有少私寡欲，才是保全生命的长久之道。
庄子认为人们离不开衣食等物质条件，但过度的物质享受是对身体有害的，因此要有所节制， “人之所取用者，衽席之上，饮食之间，而不知为之戒者，过也”“丧己于物，失性于俗者”。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势必利令智昏，最后自掘坟茔。因此他希望人们能“不以物害己”、“不与物迁”、“不为物役”，而应该淡泊名利，实现精神的超越和自由。在庄子看来，世间的贫富、穷达均系身外之物，是暂时的，而真正具有永恒价值的则是人的生命本身，因此他主张要破除欲望，把对功名利禄的追求从自己的心中驱赶出去。此外，庄子还针对欲海横流的社会实际，尖锐地批评了统治者贪得无厌而造成天下贫困的局面，指出：“古之蓄天下者，无欲而天下足，无为而万物化，渊静而百姓定。”
(2)倡导节俭的生活方式，抵御贪污腐败的诱惑。
节俭不仅有助于加强个人道德修养，形成优良的道德品质，而且有助于促成良好的社会道德氛围，直接对廉洁从政有所裨益。先秦道家十分看重节俭。老子认为，“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现实社会中存在的社会黑暗、政治腐败、百姓困苦皆由统治者追求奢侈的生活而引起。因此，他崇尚节俭，反对奢华。在他所列“三宝”之中，“俭”赫然排在第二位，体现了他对节俭是政治清廉的重要保证的认识。他希望统治者“去甚、去奢、去泰”，不要走极端、存奢望、好大喜功，要不断加强道德修养，提高个人素质。这无疑是十分正确和明智的。
5、官德建设是廉政建设的关键所在。
为官者自身廉洁、正直对廉政建设起着示范和保障作用，也是社会廉洁风气形成的前提和基础。老子认识到官员的道德风尚对民众的教育和引导作用，特别是最高统治者――“圣人”在廉政建设中的特殊价值，指出“我无为而民白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希望统治者要以身作则，为普通民众作出表率，“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为腹不为目”，仅仅满足基本的物质生活，而不要过分贪求，这样，百姓自然会崇尚纯朴，俭约不奢，做到“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惟其如此，天下方能祥和安宁，政治自然廉洁清明。
二、先秦道家思想的廉政价值
笔者以为，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百花园中，道家思想是一朵不容忽视的璀璨夺目的奇葩，值得关注和珍视。其廉政价值突出地表现在：
首先，道家思想抓住了廉政问题的关键，从而也掌握了遏制腐败的命门，这就是戒除贪欲。人的欲望是复杂多样的，无止境的，如果不加以必要的约束，势必会变得贪得无厌，行为失据。反腐败必须要解决“不想”、“不敢”和“不能”的问题，可以说“不敢”只可治标，而“不想”方能治本。加强拒腐防变教育是从源头上遏制腐败的重要手段和基础。因此，道家主张要节制欲望，防止其恶性膨胀是很有见地的。现代社会，物质生活极大丰富，但一些人价值扭曲、道德缺失，在对无穷贪欲的追逐中迷失自我。从近年来查处的一些大案要案来看，贪官们生活条件与升斗小民相距不可以道理计，但由于其不能自我约束，而使自己变成了无穷贪欲的奴隶，走上了堕落、毁灭的末路。因此，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帮助他们牢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增强自律意识，规范从政行为是十分必要的。
其次，把廉洁从政与正确处理伦理关系密切联系，把握了廉政的核心和关键。廉，本是中国传统伦理的重要范畴，常与“耻”相对应，管仲提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由于中国古代的伦理与政治紧密相联，于是，“廉”又与“政”连接起来，其基本要求是握有一定公共权力的人们正确处理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古人云“临大利而不易其义，可为廉矣”。孟子说：“可以取，可以不取，取伤廉”。显然，廉就是指在物质利益方面以“义”为准绳，不取不义之财，不贪不义之利。在正确的义利观指导下，行使公共权力的过程就是廉洁从政，简称“廉政”。腐败是廉政的对立面，其本质是以权谋私，为个人名利而损害大多数老百姓的利益。可见，“廉政”的核心是处理好人己关系、公私关系、义利关系。
再次，先秦道家不是高谈阔论，坐而论道，而是以日常生活为切人点和着力点，使其廉政思想具有了实践性和可操作性的特点。近代儒学大师曾国藩曾提出“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先秦道家正是这一思维的倡导者和先行者。节俭，看似无关宏旨，其实与廉洁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近代著名实业家张謇曾剖析俭啬与廉洁之间的关系认为节俭有利于养成廉洁的品性，“苟能俭则无多求于世界，并无求于国家，即使适然为官，亦可我行我意，无所贪恋，而高尚之风成矣。”作为节俭的对立物，奢侈既是一种不合理的消费支出和行为，也“是通过消费行为表现出来的一种人生态度，同拜金主义、极端利已主义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它与腐败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因为“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丧身。是以居官必贿，居乡必盗。当官员奢糜成性而又囊中羞涩时，贪污腐败就在所避免，甚至家人的奢侈也会导致官员的贪腐。元朝宰相张养浩曾说“居官所以不能清白者，率由家人喜奢好侈使然也。中既不给，其势必当取于人，或营利以侵民，或因讼而纳贿，或假名货，或托姻属宴馈征逐”。因此，要保持清正廉洁就必须反对奢侈，倡导节俭的生活方式。大量事实表明，一些领导干部蜕化变质，往往就是从奢侈这些“生活小事”开始的。他们从铺张浪费、追求享乐始，最终误国害民、身败名裂。邓小平在总结改革开放十年的失误时指出：“最重要的一条是"在经济得到可喜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情况下，没有告诉人民，包括共产党员在内，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坚持这个传统，才能抗住腐败现象。所以要加强对人民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提倡艰苦奋斗。这是中国从几十年的建设中得出的经验。”
复次，加强为官者特别是高级官员的道德修养是搞好廉政的根本。孔子说，“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三国时期著名政治家诸葛亮也说过：“上之所为，下之所瞻”，“身不正则令不从，令不从则生变乱”。可见，领导干部的行为对下级会产生示范和导向作用，对全社会风气的形成具有巨大的影响。汉代名士桓宽说过，“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之身。”如果上级带头贪污受贿，就会上行下效，渐成风气。故陆赞说：“上好利，则下思聚敛；上求贿，则下肆侵孟”，由此导致“廉耻之道衰”。因此，领导干部在廉政建设中必须当好楷模，做好表率。老子主张加强统治者的道德修养，强调为官者的道德修养是搞好廉政的根本。这是颇有见地的。
三、先秦道家廉政思想的不足与缺憾
先秦道家廉政思想有着深厚的哲学基础，具有鲜明的特色。但无庸讳言，也存在着一些不足。概而言之，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先秦道家有关廉政的思想本身内容零散，并未就廉政问题进行专门的论述，也未形成严密的理论体系。虽在客观上有益于清明政治的形成，但其原初的出发点并不是廉政，而是建立在对世情透彻的了解和深刻把握基础上，为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下维持生命的存续。
二是先秦道家乞灵于道德自律，而忽视法律的规制作用，因此有时显得比较软弱、苍白。对于腐败行为，道德并不能提供除舆论谴责以外的更有效的手段，何况道德的压力也不够稳定和可靠，往往只适用于那些能自我约束的人。在现实的各种诱惑面前，道德的约束力有时是非常有限的。与此相反，制度则是在利益关系相互协调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规范化的社会形态，制度一旦形成，就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和权威性，与个人作用、个人责任相比，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可以在相当的程度上弥补道德约束的缺陷。所以，在反腐败和廉政建设中，制度建设十分重要，不可或缺。正如邓小平所言，“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三是先秦道家主张无为而治，对勤政不太强调，因此显得不够完整和全面。有学者曾经指出，廉政具有丰富的内涵，勤政是其题中应有之义，只有以勤政为基础，勤、廉并重，才构成完整意义的廉政。清初著名思想家唐甄曾将改善民生列入廉政的范畴，指出，如果一个官员碌碌无为，那么就没有做到廉，“观其境内，冻饿僵死犹昔也，田野荒莽犹昔也。彼显荣之举奚为乎!为其廉乎?廉而不能养民，其去贪吏几何?”“廉者必使民俭以丰财”。这就大大丰富了廉政的内涵，同时也昭示了廉政对富民强国、巩固政权的重要作用。根据“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逻辑，针对当时战乱频仍、社会动荡、生产荒废的现状，老子提出统治者应“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主张“治大国若烹小鲜”，尽可能少作为或者不作为，其目的是为减少苛政，与民休息，本无可指责。但另一方面，积极进取、奋发有为既可能扰民，也可以利民。统治者在开发资源、改善民生、造福百姓方面不仅可以而且也应该有所作为。因此主张官员仅仅无为而治是片面的，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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