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木生: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
时间：2020-02-20 10:07:2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张木生，男，1948年4月4日出生。父亲是1931年浙江海宁第一位共产党员，曾经给周恩来、董必武当过秘书，母亲是1936年的党员。 张木生1965年由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高中毕业，1965年至1972年在内蒙古插队。插队期间，结合农村实际，注重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及研究，就中国农业发展史及世界农业发展史发表过一系列文章，并就中国农村的现状提出了改革意见。张木生1996年起任《中国税务》杂志社社长，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级官员。
一个新书发布讨论会，引来了6位将军参与，规模仿佛打仗之前的战略部署。面对一屋子忧国忧民的老中青，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子刘源上将“使大劲”推荐这本新书――《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书的作者张木生，早在1960年代就以《中国农民问题学习》在广大知青中刮起过“张木生旋风”，核心观点直指十几年后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他自己用6个字概括这本新书主旨：读李零，谋国运。
那场小规模、高规格的讨论会没过几天，自由主义学者萧瀚就发表微博，说这书是“新国家主义的隐秘表达……可能会成为中国下一步国家意识形态的理论来源之一”。是不是新国家主义？会不会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理论来源？这不好说。但要说隐秘，实在看不出来，因为张木生此书分明就是宣言。
中断新民主主义乃环境使然
在张木生看来，民主和专制，并不是二律背反、非此即彼的，它们之间很容易转化。比如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被什么逼出来的？毛泽东原来写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以及他主持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他曾经非常友好地和美国人说，中国将来的民主制度大概很像你们美国的民主制度，只不过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就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是允许资本主义发展100年。
张木生认为，建国初期，毛泽东从新民主主义倒向苏联，是被斯大林逼的。如果中国不倒向斯大林，就得不到156个苏联援建项目，就不能那么快地建成中国自己的部类齐全的工业基础，因此也就不可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占有一席之地，这都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毛泽东当初没有办法，只能一边倒，不靠苏联这边，就得靠美国这边。
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只要有“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存在，毛泽东的反帝、反霸、反修、反走资派思想也就自然而然，他的想法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毛泽东害怕中国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变成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在这种国际大格局中，他的担忧并不是没道理的。但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基本路线错了，“文革”当然要全盘否定。
新民主主义或成改革新方向
西方国家是橄榄球社会，中间大两头小，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之后，都变成了宝塔形社会。但是张木生认为，30年的改革使中国变成了一个大图钉社会，这个图钉底座很大，是解决了温饱还不到小康的70%以上的人口；钉杆是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钉尖是世界级的富豪，中国的亿万富翁数量在世界上不逊于任何一个国家，富裕程度仅次于俄罗斯。
张木生断定，权贵资本主义这个概念本身提出来得不科学，但作为一种现象，就是批判贪官巧取、奸商豪夺、贪官搭台、奸商唱戏。权贵资本主义在房地产上、在垄断企业上、在股市上、在期货上，甚至在创业板上，你能看得清清楚楚、通通透透、明明白白。一个创业板在那么短的时间能创造百个存款上亿的人，怎么来的？这显然不是劳动致富。因此，这个矛盾是全世界都没有见过的最大矛盾和最大问题。
张木生由此认为，中国要走普世价值的道路，既没有环境也没有社会基础。中国不能学印度，因为印度至今还保留着种姓制度，温饱问题解决不了，土地问题更解决不了，连一条高速公路都需要规划20年，还修不成。基础设施落后、国家财政薄弱，它是个低烈度的旧中国；中国也不能学苏联东欧，苏联解体了，东欧剧变了，但俄罗斯的生态底座太好了。
由此观之，从国外不能得到可资借鉴的解决办法，从国内来看，新民主主义道路是一条由毛泽东创立、刘少奇实践的道路。新民主主义就是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允许五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道路。
那么，现在是不是已经有条件走新民主主义道路？中国现在是第二大经济实体，有最大的资本存量，有世界第一的出口，但我们有70%的穷人，所以在经济上的战略纵深和腾挪空间是最大的。比如，把国有资产建成真正的全民所有。在现有股份制基础上，把它变成13亿人的共同基金，一套人民监督的、透明的、可观察的、实实在在的用于解决全民的教育、医疗、住房、社保的社会保障系统，虽然是低水平的，但是绝对足够了。
其实早在张木生之前，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的杜润生曾尝试过将新民主主义延伸到政治改革上。杜润生曾经提出，说在市场经济下农民必须有自己的组织，必须有自己的话语权，必须有自己的谈判权。这些后来因为某些原因，不了了之。
谈重庆模式
谈政治改革不能不谈重庆模式，张木生认为，重庆模式有其时代背景。重庆模式是一种探索，不能简单评判。
张木生觉得重庆探索直面了中国最大问题。在别人都是简单地以政绩来使自己博得上位机会时，薄熙来倡导唱红打黑，开始了一种改革。有很多人担心，这是不是回到“文革”，红歌是不是“文革”的8个样板戏。实际上，这是一种红色记忆，延安记忆，延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时期，也是全党的意识形态逐步统一的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廉政的时期和最民主的时期。薄熙来到重庆后，打击黑帮势力，替一方老百姓出了气。
此外在十大民生工程方面，如城乡统筹、农民“穿着衣服”进城以及“地票”制度，用一亩地造一亩地，把重庆从两沟三坡变成了三梁五沟。新农村建设直接反哺农民本身，把世界上最好的IT公司吸引到重庆也好，资本也跟着去到重庆也好，薄熙来提出的“五大重庆”构想，要让重庆变成直接辐射东南亚的一个基地和桥头堡。在张木生看来，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是大连建设的功臣，重庆市长黄奇帆是黄浦开发的功臣，也是上海金融变革的功臣，他们两个结合是珠联璧合，有很大的互补性、优越性。
当然，对于重庆发展过程的一些失误，张木生也不讳言。从政治上解决问题，重庆模式很容易出现运动色彩，而运动解决问题在中国是不成功的。所以说，重庆探索还不是一个非常成熟、完善、成功的模式，还是正在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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