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实行的历史依据研究
时间：2021-06-02 00:03:2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从清朝末年至新中国建立前，西方政党制度在中国多次尝试过。西方政党制度在清末被引进中国，立宪党人主张君主立宪制度，结果被迫与革命党人联手推翻清政府，民国初年及其以后的政党政治走到尽头。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及介于两党之间的中间势力在经过短暂合作后又各自走不同的道路，主张走议会民主道路即第三条道路的中间势力到1948年之后只得选择同中共合作。西方政党制度多次尝试因各种原因而失败，反复论证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历史必然性。
关键词：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中间势力；历史依据
中图分类号：K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981（2014）02—0132—08
自新中国建立以来，在中国鼓吹多党制（多党轮流执政）由来已久。正如邓小平所说，1957年就有个“轮流坐庄”的说法。1978年人们路过西单，就能看见所谓的“民主墙”上也贴了不少主张多党制的大字报。1989年政治风波前后，也有不少人鼓吹多党制，与当时国际上苏联东欧鼓吹和实行多党制遥相呼应。在当前国际上，一些西方国家无视中国历史和现实，在世界人权会议上，多次攻击中国的政党制度，认为中国的政党制度是“一党专政”，只有多党制才是民主的，企图把西方的政治制度强加给我们。今天的中国人，看到现实中存在的严重腐败问题，常常天真地想：中国政府为什么不试试西方的政党政治，通过选举，一党在朝，一党在野，轮流坐庄，互相监督？如果实行了这样的制度，腐败现象肯定马上消失，其他与此相关的各种各样的严重问题也会迎刃而解。但是，从20世纪初期到国民党在大陆统治垮台，包括清末统治者、各派政治势力和民国时期的各民主党派，都曾经在亡国灭种的危险局面下，被迫尝试过各种各样的移植西方政治体制的试验。从英、日式的君主立宪，到美、法式的议会民主，几乎西方的各种方案都试验过了，其结果是中国不仅没有走出困境，反而把整个国家搞成了一个“兵国”、“匪国”，差点沦为帝国主义殖民地。
一、近代西方政党制度的引进与最初试验，
鸦片战争后，经过帝国主义国家一次又一次地侵略，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正如一位叫作普赖斯（Willard Price）的西方学者在其《西洋文明与中国》一文中所描述的：“老实讲，是西方文化把旧中国拆散了，只有西洋文化能把他重新装置好。中国好像一个病人，被放在手术桌上了，被麻醉了，开刀了，里面该剪的剪了，该割的割了——这时外科医生却丢下不管了。谁也没打算把他缝上。”
中国上上下下被开膛破肚的人，顾不上去追究这位西方“外科医生”的责任——也不敢去追究其责任，只能忍气吞声，强忍疼痛，根据道听途说而得到的一些有关西方的皮毛知识，竞相做起了“西医”，幻想着只要用了西方的药方，就会百病皆治，身体即刻康复如常。《辛丑条约》签订后，清廷沦为“洋人的朝廷”，为了自救，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度成了清朝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君主立宪制度真正成为中国人模仿的对象是在1904—1905年日俄战争之后，这场战争的结局是欧洲强国俄国意想不到地败于亚洲小国日本。世界舆论都说这次战争的结果是“立宪战胜专制”。中国朝野上下，闻而动容，群起而为开国会、制宪法运动。于是，就有1905年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之举，次年9月清廷即发布上谕，预备立宪。1908年8月，清廷公布9年预备立宪大纲，决定到1917年颁布宪法，实行立宪。宣统二年（1910年）十一月，再发上谕，定于宣统五年公布宪法。要开展议会政治，必以政党为基础，内阁向议会负责。晚清预备立宪开始了近代政党试验。
随着清廷预备立宪运动的展开，国内外的立宪派空前活跃起来。1906年12月，郑孝胥、张謇、汤寿潜等在上海组织成立了预备立宪公会，1907年10月，梁启超、马良等在东京成立政闻社（很快迁到上海）。那时国内除了预备立宪公会外，还有杨度、熊范舆组织的宪政公会。立宪派认为，自清廷颁布立宪诏书之后，中国进入了一个变法的新时代。今后立宪党人的任务，就是组织政党，监督政府并参与立宪。这些组织都把请开国会作为当前的主要任务。1910年后，当立宪派掀起国会请愿运动时，新的政党如帝国宪政实进会、宪友会、辛亥俱乐部、八旗宪政急进会等纷纷成立。
立宪党派中不乏爱国的、深思熟虑和高瞻远瞩的理论家和领袖人才，希望在保持基本政治框架和社会秩序的前提下，通过政党政治，实现君主立宪，实行责任内阁，使中国稳步走上近代国家之路。无奈他们要保留的清政府这一基本框架太不争气，太失人心。立宪派千呼万唤，甚至不惜冒死请愿，期盼着国会早开，责任政府早立，中国早脱危亡，早日进入“文明”的立宪国家的行列。但是，严酷的现实摆在立宪派面前。1911年5月成立的“皇族内阁”，使企图在中国试行政党政治的立宪派认识到，清政府所谓的“立宪”，不过是在借“立宪”之名，行集权之实，靠他们来挽救国家危亡，已经完全不可能，要救亡，必须另辟新径。就这样，清朝统治者费尽心机抓住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不仅没有能够救清朝的命，反而成了压垮它的最后一根稻草。立宪党人的救国方案无从实施，最终被迫与革命党人联手，推翻清政府。
二、民国初年及其以后的政党政治走到尽头
辛亥革命成功，民国建立，原处秘密状态的革命党如同盟会、光复会等公开活动了。中国同盟会公开采用政党组织；光复会改称中华民国联合会；中华民国联合会中部分人与预备立宪公会合并，组成统一党；预备立宪公会中的“宪友会”派，则改组为共和建设讨论会，加上武昌的民社，成为民国建立初期的政党。
随着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颁布《临时约法》，允许人们结社组党。一时间，各类政治团体蜂拥而起。在1911—1913年，中国出现政党林立的现象，冒出了300多个政党政团，“目有视视党、耳有闻闻党、手有指指党”。其中北京有82个，上海80个，广州25个。
为了指导中国的政党政治，熟悉西方政党政治真谛的章士钊、梁启超、孙中山、宋教仁等先后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政党政治的文章，介绍西方关于政党、党德、政党内阁、政党组织以及政党政治的本质、组织形式、行为方式等基本常识，在中国第一次较系统地宣传了西方政党政治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