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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建交在哪一年 [坚冰初破:中美早期新闻交往秘闻]

    时间:2020-02-18 07:18:0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随着中美两国在政治上从破冰到起航,中美的新闻合作最终水到渠成。一扇封闭已久的大门忽然打开了,美国新闻机构进驻中国,意味着“红色宣传员”时代的终结。逐渐开放的神秘中国,开始走向世界,并被世界所关注。
      
      “(上世纪)70年代,美联社和新华社之间的新闻交往,具有里程碑的意义。”1967年人职美联社的刘仕诚评述。1971年,时任美联社东京分社社长的约翰・罗德里克参与报道了“乒乓外交”,在西方引起了很大的轰动;1972年尼克松访华,美联社拍摄了当时尼克松与周恩来“跨大洋的握手”照片。
      在长久的隔绝之后,中美之间又开始了谨慎的新闻合作与交流,《中国新闻周刊・往事》栏目就此独家专访了美联社首任驻京办事处负责人刘仕诚,回忆中美新闻交往之初那段趣味横生、饶有深意的历史。
      
      中美新闻交往的“真空年代”
      
      1952年7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布第一版《外国记者登记证的暂行条例》,规定:“外国记者在中国境内执行职务时,应呈请本部情报司发给外国记者登记证”“如有违反我国法令行为,或对我国有歪曲事实之报道时,本部情报司得随时取消其登记证”。
      建国后,按照毛泽东“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要求,已在中国的外国记者和新闻机构被要求重新进行登记,与我国有外交关系的国家方获准派驻记者。原驻国民党政府的外国新闻机构纷纷撤离了中国,只剩下了苏联塔斯社一家。事实上,当时只有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些西方左派政党的记者才被允准进入中国采访。第一个派到中国的外国常驻记者是朝鲜《中央通讯社》的记者,而后则是意大利共产党《团结报》记者。设在上海的《密勒氏报》曾在原地坚持工作了一段时间,但由于中美之间没有外交来往,他们最后也离开了中国。
      彼时能够获得特许采访的美国人,诸如前美国记者斯特朗,曾被称为是外国记者中揭露“皖南事变”的第一人,却也因此被西方同行贬为“传声筒”。她从1958年起定居北京。根据山东大学传播学学者张威在《东风西渐中的“红色宣传员”》一文中的记述,“她的有关西藏的书在某些措辞方面和中国外文出版社发生了严重的争执――然而,对方不接受她的争辩,要她修改,于是她一连20多个小时坐在屋里流泪,甚至连续9天躺在床上以沉默抗议,但结局还是修改。”有采访特权的斯特朗处境尴尬,因为她试图“自由写作”的同时,更面临着西方同行的质疑。《卫报》的主编阿伦森表示:“坦白地说,我感到,尽管您的报道是真诚的,许多故事也很感人,但它缺乏新闻记者的中立和不偏不倚的职业属性,而这正是美国读者所需要的本质的东西。”
      “当时,整个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新闻报道很少,美联社也只能将有限的新闻素材提供给它的会员。法国、加拿大等与新中国建交后,中国政府允许他们的记者来中国,但不是驻站记者,都是某具体事件的临时采访。”曾是美联社首任驻北京分社社长的刘仕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刘仕诚是早期的台湾留美学生,他从美联社基层做起,1978年,当他同时被美联社和美国官方委派搭建美中新闻交流重任时,已是美联社新闻资讯中心的主任。
      因为中美关系处于僵持状态,始终无法进驻中国的美联社,不得不通过其驻东京和香港的记者站来捕捉中国发生的任何变动。香港成为了信息中转站。刘仕诚介绍,西方国家的记者常常堵在香港入境口,将仅有的几名到过中国大陆的游客团团围住,采访中国的情况。而彼时美国刊发的中国新闻也往往以游记为主,“美国需要中国的特稿,当时美联社的很多照片都是从旅游者(手里)买的”,刘仕诚回忆。一旦有媒体被获准进入中国采访,其余的西方媒体都会纷纷转载其报道。
      路透社、法新社等少数几个通讯社的记者获准来到中国。也有一些外国记者以旅游者身份辗转来到中国采访,不过,根据中国外交部规定,外国记者作为旅行者来华,不可以采访会见政府部门的官员。
      1956年8月,中国政府经过慎重考虑,曾单方面取消了禁止美国记者来中国的禁令,并且邀请美国的15家重要新闻机构来华。美国历来宣传中国是所谓的“铁幕”国家,可当中国递出橄榄枝时,这一建议居然遭到了美方拒绝。时任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担心会遭到盟友的误解,而且一旦开放就会收不住脚步,很难保证是否有人会为中国新政权说好话。美方禁令遭到了美国新闻界的抗议。1957年,美国政府改变态度,同意派出24名记者赴华访问,但时值中国激烈的反右斗争时期,且美方限制中国记者进入美国,这次友好尝试付诸东流。
      
      秘密的“单刀赴会”
      
      1972年,新华社开始向联合国总部派驻记者,这为美国新闻媒体接触中国提供了一个小窗口。当时的特派记者采访报道的范围以联合国新闻为主,也可适当使用美联社提供的新闻资源,作为一种互换,该新闻会被抄送到美联社在东京的分社。
      “乒乓外交”和“破冰之旅”使得中美关系开始回暖,不过,美国的新闻机构仍然不能进驻中国,“当时报道尼克松总统访华的新闻,中国政府租用的是美国卫星通讯设备,不允许美国新闻记者带自己的通讯设备进来。”刘仕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美方所谓的“铁幕”毕竟被拉开了,西方的报道备受中方关注。在尼克松参观长城时,后来的新华社首任驻美记者、新华社原副总编辑彭迪注意到,美国同行带有些许讽刺发了这样一篇报道:在北京寒冷的冬天,当尼克松到长城时,竟有人头也不抬在长城边“认真地”下棋,这显然是“安排”好的。这件事情报告给周总理后,周总理很重视,也很生气,立即派人解决。
      美国媒体有了进一步接触中国的机会,但美联社意图更进一步。
      根据《人民日报》的记载,1972年7月,美联社社长兼总经理韦斯・加拉格尔和董事会主席保罗・米勒一行六人,应新华社的邀请前来中国访问,曾先后到北京、延安等地,参观访问了工厂、人民公社、学校和医院,顺带浏览了名胜古迹。
      1974年,在高度保密的前提下,当时美联社的总经理盖里格(曾经是第一个报道纽伦堡审判的记者),邀请新华社原副总编辑彭迪前往美国进行访问。最终经国务院的批准,彭迪成行,单刀赴会,共商新闻合作大计。
      当时商讨的新闻合作事宜主要为两个通讯机构之间新闻资源和图片以免费形式互换。同样,鉴于当时中美还没有建交,新华社作为国家通讯机构,来美联社的访问,也是一种试探性的行为。因此,双方达成的协议都是口头的,没有成文协定。
      彼时负责接待的刘仕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当时彭迪访问美国还发生了一个小意外。访问的最后一站是美国西海岸的旧金山,行程即将结束时,彭迪在他下榻的旅馆意外地遗失旅行箱,反复寻找,但依然未找到。当时中美尚未建立外交关系,行李丢失尚属敏感事件,特别是不晓得彭迪的旅行箱中是否有重要的机密 文件。这引起了美联社的高度紧张,还曾发过100余字的通讯稿提及此事。刘仕诚表示,多年以后回想起来,“希望那只是一个无伤太雅的小插曲”。
      
      “中国已经接近西方世界了”
      
      1977年8月,新华社邀请美联社以福勒为首的董事会成员访问中国。刘仕诚介绍了这趟有趣的行程安排:“《纽约时报》发行人、《华盛顿邮报》的发行人等董事会成员出于安全问题考虑,来访的成员分成两部分,分别坐不同飞机前往。”
      为期两周的访问,美联社和新华社共同商定了关于图片共享、新闻互换的合作框架。另外,中方承诺会为美国单独派往中国的记者提供采访上的便利。
      此次美联社访问中国,没有随团记者,以董事会为主,于是当时的执行副主编博卡蒂担任起记者职责,按常规,执行副主编是不能写新闻的,但是博卡蒂后来在《纽约时报》头版撰写了一篇关于中国之行的见闻,引起了轰动。
      美联社虽然是非营利机构,但在当时的中国人眼里,它代表着美国。刘仕诚回忆,“我们应新华社的邀请来中国访问的时候,中国方面都是根据新华社相关领导的不同接待级别来接待美联社的董事们的,当时我受到的是局长级别的接待,这在美联社看来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他们完全没有这个规定。”
      一年后,即1978年8月,美联社投桃报李,邀请新华社代表团访问美国。刘仕诚介绍,在为期一个月的访问过程中,美方陪同中方代表对美国进行了全面性的观察旅游。美方代表包括美联社社长福勒,中方代表则是新华社社长曾涛等。
      首次会谈地点设立在纽约美联社总部,议题则是互设记者站。美联社和新华社谈到了记者站运作的具体细节。一方面,双方互派记者必须采取对等原则,即人员数目与职位均为相同构成,例如,美联社需要配备首席记者、摄影记者以及工程技术人员,中方也可以派同样阵容前往美国。另一方面,美国的驻华记者站需要中方在后勤等方面的支持和协助。美联社和新华社达成初步协议,也获得了美国官方的认可。时任美国国务院新闻发言人哈丁・卡特表示,会给中国记者特别关照,以便于他们来美采访。
      由于两国还没有正式建交,以曾涛为代表的新华社成员访问美联社处处谨慎,但还是难免被调侃,“当时我陪同曾涛一行前往迈阿密参观,被《前锋论坛报》记者知道行程,这个记者就去接机,结果他找了一个特别的角度,当时曾涛背后是一个穿短裤模特的广告,这个记者在第二天就报道说‘中国已经接近西方世界了’。”事件的亲历者刘仕诚风趣地回忆。
      台湾驻美新闻机构一度成为了中美新闻交流的障碍。台湾的“中央社”驻美分支机构就设在美联社的纽约总部内。他们多次抗议美联社和新华社之间的交往,生怕自己会被迫撤出美联社。事实上,在中美建交后,新华社确实提出过让台湾的“中央社”撤离美联社纽约总部的要求;但是,美联社认为新闻是独立的,最终,美联社和新华社在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下,使台湾的“中央社”留在了美联社总部。
      
      到中国“抢”新闻
      
      1978年12月16日,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播报:10时将有重要新闻播出。上午10时,中美两国政府在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发表《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宣布双方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中美正式建交后,美国在华的联络官升任为大使,美国新闻界迫不及待地进入中国。1979年3月,继美联社之后,合众国际社也在中国开设了分社,两家通讯社被安排在同一栋办公楼的上下两层,共用一条数据线。最早一批的美国驻华记者住在北京市齐家园外交公寓,由中国外交部新闻司统一安排厨师、翻译,采访所需车辆以及司机等都是由中国外交部新闻司提供的。
      1979年9月,应新华社邀请,美联社另一部分的董事会成员造访中国。他们有机会游览了西藏,这是美方代表首次有机会踏上这片神秘的土地,并深受吸引。虽然旅途劳顿,他们坐专机到成都之后,带上饮用水等必需品再从成都转机到西藏。
      美联社在北京的首位负责人刘仕诚回忆刚被派驻中国时的场景:“大街上以灰黑色为主,到了晚上,大街上也是黑黑的一片。当时,我们在中国的行动并不是自由的,记者只能在北京市区10里范围以内采访报道,超出此范围需要经外交部特别批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提供的信息,截至2009年底,共有来自55个国家、413家新闻机构的710名记者在华常驻。2008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采访条例》公布,其重大变化包括:外国记者来华采访不再必须有国内被授权的接待单位并全程陪同;外国记者采访无需向地方外事部门申请,只需征得被采访单位和个人同意,并可以通过外事服务单位聘用中国公民从事辅助工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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