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同学会】剧本杀 最后的同学会
时间：2020-02-17 07:31:3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4月18日清晨，90岁的郭兴业比平时早起了1个多小时。“昨天一夜没睡好，”泪水在老人眼角闪光。 每年4月，有一群老人会从世界各地汇聚到这里――未名湖畔的燕园，20多年来，已经成为传统。这里曾经是燕京大学的所在地，它消失在57年前，当年最后一届毕业的学生，今天也已是耄耋老人了。
今年是燕京大学建立90周年，燕京校友再次重聚。这是盛况空前的一次聚会，也可能是最后一次同学聚会。
郭兴业是坐着轮椅来的，同样坐着轮椅来的，还有她的同班同学王荣。老人们汇聚在贝公楼，这是他们在燕京大学求学时的名称，就是今天的北京大学办公楼。这座宫殿式的建筑建成于1926年，飞檐筒瓦，红柱白墙，二楼是大礼堂，80多年的时光，没有改变这里的样貌，而出现在这里的人，却已白发苍苍，步履蹒跚。
从美国回来的校友杨富森，92岁；从法国回来的校友池元元，89岁……许多人在担心，还能不能登上贝公楼二楼的大礼堂，能不能再站在这里和同学们一起，重唱那首熟悉的校歌：雄哉壮哉，燕京大学，轮奂美且崇……人才辈出，服务同群，为国效尽忠……
他们相扶相搀，再次站到贝公楼礼堂的穹顶下，音乐响起，700多位燕京校友，精神抖擞，神追当年。
司徒雷登张口叫出新生名字
1990年，在北京大学未名湖西北岸的草坪上，一块汉白玉石碑悄然伫立，这是北京市政府将“原燕京大学未名湖区”列为文物保护单位而颁发的石碑。
燕京大学诞生于1919年，前身是两所基督教学校――北京汇文大学与通州协和大学，教会学校本是培育教徒子女及教会工作人员的，但一位特殊的人物改变了这一切。
这个人就是司徒雷登，许多人知道他，是因为毛泽东的文章《别了，司徒雷登》。但3年美国驻华大使生涯在司徒雷登的人生中只是很短暂的一段经历，从1919年到1946年，司徒雷登是和燕京大学联系在一起的。
87岁的燕大校友蔡公期还清晰地记得第一次和司徒雷登见面的情景。1941年，他进入燕大读书，在迎新仪式上，65岁的校长司徒雷登来到同学中间，躬身和每个新生热情握手、问候，校长握着他的手说，“蔡公期，你好。”一股暖流涌上心头。“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年轻人，没想到一位美国老人能叫出我的名字，而且叫得这样亲切、真诚、自然。”
1919年，43岁的司徒雷登受命担任燕京大学的校长，坚决实行教学与宗教分离，废除学生必须参加宗教仪式的旧例，确立了“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燕京校训，主张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和服务，“以中国为根基……将中西学识融于一炉，采其所长，为中国国家和社会培养各种高质量人才的综合大学”。
燕大建校之初，本部校址位于北京东城的盔甲厂，当时的办学环境十分简陋。司徒雷登寻遍北京四郊，最终看中了西郊篓斗桥明代米万钟家勺园的旧址。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司徒雷登请来美国建筑师墨菲进行规划设计。几年后，以中国宫殿式建筑为主体的湖光塔影始成。
燕园落成，司徒雷登广延中外名师任教，并和哈佛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建立了合作关系，仅仅10年，燕京大学就以优越的环境、自由的氛围、中西文化交融的特色，成为诸多学子魂系梦萦的理想学府。
精英教育
人头攒动的贝公楼礼堂，几十位白发苍苍的校友正缓慢而有序地登上舞台，他们要为远道而来的同学们献唱几首歌曲。就在这个舞台上，燕京大学著名的“弥赛亚”合唱会曾经传出过美妙的歌声。今天他们又要重新唱起“光明赞”，60多年前，青年学生正是唱着这首歌和反动派抗争的……
台下，郭兴业和王荣坐着轮椅一前一后紧挨着，不时轻声交流，已经见到好几位老同学了，她们难掩激动的心情，听说最亲密的同学茅爱立也从美国回来了，但还没有见到，她们的目光不时在人群中寻觅。
1937年，郭兴业和王荣一起考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住进女生宿舍。女生宿舍为4个二层楼的三合院，朱红的门楼，短墙上爬满紫藤，庭幽院静，每院专有一间餐厅，餐桌为仿古花梨木大圆台，用餐时，每10人一桌，就像大家庭式围坐。宿舍窗户一律向南，室内光线充足，不分系别，两人或者3人共住一间，一年开放一次，欢迎来宾和男士参观。每逢参观日前，女生们都要精心整理布置房间，务必给男士们留下美好的印象。女生们的旗袍雅致清新，穿系带的高跟鞋，烫时髦的大波浪卷，总是腋下夹着几本书，踏着轻快的脚步，呼朋唤友，欢声笑语去上课。
这是1941年前的燕京大学，推崇精英教育，学校设置了18个系，学生只有800人，有的系4个年级加起来，也不过二三十人。心理学系一度教师数量比学生还多，老师助教4人，学生3人。抗战期间，为了给更多沦陷区青年提供学习机会，燕京大学一度扩大招生规模，但最高峰时的注册人数也不过千人，相比现在大学里动辄上万的人头喧嚣之状，燕京大学的培养模式如同在有机农庄培养特种蔬菜，追求少而精。
在燕京大学的讲坛上，留下过许多著名学者的身影，曾在学校任教的两院院士达27人，各系均有大师，如顾颉刚、邓之诚、容庚、钱穆、郭绍虞、吴其昌、吴文藻等，都是名实兼备的专家。名师执教，同时又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和创新，宋史专家聂崇岐教授告诉学生，考试如果只按老师所教的内容回答只给及格，能用自己的语言表述清楚，抓住要害可得良，有创见才可以得优。
燕大新闻系校友苏志中回忆，新闻系的骨干教师全部是著名报人，如张友渔、王芸生、成舍我等等，教学上特别强调实践出真知。1942年以后，新闻系主任由蒋荫恩担任，他曾任桂林《大公报》主笔、总编辑，蒋先生上课，很少讲空洞的理论，以报纸编辑为例，学生用当天的新闻稿自行编排，第二天再和公开出版的报纸进行比较，放手让学生在实习报纸《燕京新闻》中谈论政局、发表进步言论。这样做，学生很快就获得了新闻工作的真正经验。抗战期间，在世界各大都会由中央社派驻的记者，几乎清一色是燕大人。
燕京大学的系科设置突出培养有用人才，倡导素质教育，虽然办学只有33年，注册学生仅9988人，但却培养了中国科学院院士42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1人(4人兼两院院士)、学科奠基人88人(34人兼项)、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2人、发明家7人，共112人，占注册学生总数的1%以上，也就是说100个燕京学子中就有一个学术名人。
命运多舛的燕大人
舞台上，一曲精彩的钢琴四连奏正在进行，表演者是燕京大学的校友子弟，当年的吴姐姐方弟弟，已成吴婆婆方公公。在熟练的演奏者指下，一连串音符快速闪现、跳跃、消失，正如时光的飞逝，台下的听众心潮起伏，时针指向了11点半，燕京校友的同学聚会即将结束。
“请茅爱立校友和池元元校友到台上来。”主持人宣布。两位校友都是燕京大学艺术教育的杰出代表，国际知名的歌唱家。
郭兴业和王荣已经悄悄来到前排，和亲密的老同学留下了珍贵的合影。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各条战线需才孔殷，相当一部分燕京大学毕业生，甚至还没有修满4年课程，就被提前征调，走上工作岗位。然而，他们没有想到，新政权建立后仅仅3年时间，在中美关系降到历史冰点的政治背景下，燕京大学被指责为“美帝国主义实行文化侵略的工具”，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终结了自己的生命。
老校长司徒雷登1949年离开中国，在自己的祖国度过了凄凉的晚年。1962年9月19日，司徒雷登在华盛顿病故，留下了“将骨灰送到中国，埋在燕京大学”的遗愿。
而在大洋彼岸的中国，政治风暴接踵而至，因为家庭出身等原因，受到迫害和冲击的燕大校友难以数计。
蒋彦振记得，“文革”开始后，任天津大学教研室主任的同班同学王敦华被诬陷为反动学术权威，揪上街游斗。王敦华想不开，第二天含冤自杀。自杀前写了两封信，一封信写给家里，说自己得了重病；另一封给党委，请求组织暂不要将自杀的真相通知家属，半年以后再告诉家属自己病重去世，免得影响党的威信。
此前更多人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到农村矿场从事重体力劳动，短则1年，长的近20年。“文革”期间，燕大含冤而死的校友仅新闻系就有40多人。
度尽劫波，在新的时代来临时，燕京校友已经老去。
2008年，司徒雷登的骨灰回到中国，葬在出生地中国杭州半山安贤园,安眠于青山苍翠的怀抱之中。他的墓碑上只记载了一个身份：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如此盛大的校友会，以后可能没有精力再组织了，只希望燕京大学的优良传统和办学理念能有人传承下去。”这次同学会的组织者、燕大北京校友会会长蒋彦振说。
最后一个节目，由两位歌唱家带领大家齐唱《友谊地久天长》。“地久天长”，是燕京人历经磨难后的祈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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