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海盗文化的"海丝"遗产价值研究
时间：2020-12-14 16:04:1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明清时期潮汕地区海盗活动十分猖獗，而且持续时间长，对海盗在历史上的影响和意义的认知程度定义多种多样，对它的评价也多有争议。海盗活动带来了许多问题，对群众生产和生活的影响，海盗的猖獗活动业对明清两朝政府的压力。但客观上，他们刺激经济、发展贸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海盗的探索和开拓也扩大了世界贸易的商业空间，它们在商贸活动，进一步促进了潮汕“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和演化，加速了这一地区与世界融合。笔者认为，潮汕海盗活动遗迹的是“海上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有关部门应站在人类文明与文化的高度来重新发现的“海上丝绸之路”的遗产价值，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让他们申报“世界遗产名录”。
[关键词]海上丝绸之路； 潮汕； 世界遗产；海盗活动
中图分类号：K92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354（2015）05-0035-09
从世界海洋发展史看，可以说自从人类学会造船，迈向海洋开始就有了海盗，海盗是海洋航运与贸易衍生的海洋社会群体。{1}“海上丝绸之路”自古是很多人探寻的神秘所在，历史上的海盗活动也非常活跃，留下许多海盗活动的痕迹。潮汕沿海曾经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主要节点之一，明清时期潮汕地方社会海洋文化进入发育转型时期，商品经济发展，海上贸易频繁，围绕着海盗问题经历了一个急剧动荡历史过程，
海盗活动几乎伴随着潮汕海洋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全过程，造成了重大影响，在潮汕海洋文化发展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海盗行为在历史上一直被西方视为一种值得夸耀的海洋文明，西欧各国不但不掩饰他们祖先的海盗史，甚至将之当作一种文化加以弘扬，作为人类的一种海上行为，海盗活动几乎是海上贸易活动的衍生物，中山大学著名潮学研究学者陈春声教授认为，围绕着海盗问题所开展的种种活动，对后来的潮州社会和人们关于“潮州文化”的理解，有着意义深远的影响。{2}所以，海盗文化是潮汕海洋文化的一个组成元素，也是构筑”海上丝绸之路”遗产完整性不可缺少，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活动痕迹，海盗活动及其历史遗迹理所当然应该成为申遗的组成部分。
一、潮汕海盗活动的缘起
所谓“海盗”，是指那些脱离或半脱离生产活动（尤其是渔业生产）、缺乏明确的政治目标、私擅航行海上，以正义或非正义的暴力行动反抗社会、以抢劫勒赎收取保险费为主要活动内容的海上武装集团。{1}在海洋文化发展过程中，只要是商业发达的沿海地带，都有海盗活动的痕迹。西方海盗兴盛于帝国强盛时期。在西方，特别是北欧的丹麦、瑞典和挪威等历史上一些“海盗国家”、“海盗民族”，都经历了他们所谓“海盗时代”。{2}中国有着漫长的海岸线，历史上，沿海地区居民很早就开始海洋谋生，创造了灿烂的海洋文化。汉唐以来，海上交通、海上贸易、造船和航海技术、海上捕捞和鱼盐制造等等，都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3}在中华民族的海洋文化发展史上，先民们在经营海洋生产和从事抢劫活动的同时，也有时反抗官府和土豪，因此被称为海贼、海盗、海寇、洋匪、岛寇、绿客等等。{4}学术界普遍认为潮汕是中国历史上海盗的高发区，特别是明清两朝实施“海禁”政策，使大量靠海为生的潮汕居民的生活日益艰难，他们不得不违禁下海通番，从事亦盗、亦商的活动。海盗问题伴随潮汕沿海商贸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频繁发生，使潮汕地方社会经历了一个急剧动荡的历史过程；而海盗活动和走私贸易带来的巨大利润带动潮汕沿海百姓也参与其中，沿海破产失业的渔民、水手下海为匪，甚至地方官员也经不住诱惑成为通盗之人。沿海社会的城乡贫民也视海岛为逋薮，航海商旅随之赀贩其上，并以不同方式移民海岛或往来于岛陆之间。{5}
从文献里可以找到许多有关海盗及其走私贸易的记载，潮汕地区很早就已有海盗活动，东汉永初三年（109），海盗张伯路等寇略缘海九郡，遣侍御史庞雄督兵讨平之，{6}这是潮汕有海盗的最早记载。《宋史》卷27，“高宗纪”记载，南宋绍兴三年（1133），海寇黎盛犯潮州，焚民居，毁城去。{7}甚至在史书上还出现海盗的首领名字，见诸文字记载的首例潮籍海寇是南宋的沈师，《宋史》称沈师为“潮贼”。南宋淳熙八年（1181），“广东安抚巩湘诱潮贼沈师出降，诛之。”{8}《东里志》对南宋沈师的海盗活动有更为详尽的记述，谓“先是海寇沈师犯南澳，万里合诸郡兵讨平之。”{9}清郭春震的《潮州府志》记载，“闽粤之人，驾双桅船挟私货，百十为群，往来东西洋。”{10}周宣帏的《泾林续记》云“闽广奸商，惯习通番，每一舶，推豪富为主，中载重货，余各以已资市物往贸，利恒百余倍。”{11}“迩来漳泉等处奸民，倚结势族，私造双桅大船，广带违禁军用器，收买奇货，诱博诸夷，日引月滋。”{12}“臣访得番徒海寇，往来行劫须乘风候。南风汛，则由广闽而浙，而直汪洋；北风汛，则由浙而闽而广，而或趋番国。”{13}《古今图书集成》卷134《职方典》记述，“饶（饶平）邑滨海信宁都乡民持险为恶，接济番舶，劫掠行舟。”{14}根据林大春《论海寇必诛状》记载，当时潮汕“舟楫往来，皆经给票，商旅货物，尽为抽分，是沿海之舟楫商旅，无一而非海寇之人也。”{15}海盗的出现，加剧了朝廷统治的危机，引起朝廷官员的警惕和惊慌，地方官员上奏大呼“查洋盗向为广东、福建为最，江南、浙江次之。广东洋盗又多在潮州、惠州二府。”{16}雍正年间柘林港进入繁盛时期，当地兴起“红头船”海运之风，商民大造“红头船”300余艘，航行于台湾、广州、上海、天津、宁波、福州、泉州等地，蓝鼎元在其著作中指出：“抑愚闻在洋之盗，十犯九广；则弭盗之法，尤宜加意于粤东。”{1}
关于潮汕海盗活动的成因是人们普遍关注问题，《中国海盗史》一书的作者、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资深教授郑广南在纵观中国海盗活动的全过程后，提出自己客观、独到的见解，认为海盗兴起的具体原因应该根据不同时期的历史事实分别论定。{2}如果从海上贸易史考究，潮汕的海上贸易开始年代远在广府和福建之后，潮汕沿海居民是因为福建的影响才开始从事商贸活动的，商人群体较松散，贸易规模远不如广府及福建的泉州等地，大规模经商并且结成商帮则为时较晚，但潮汕却在明清时期兴起庞大的海盗集团，出现大规模的海盗活动，成为是中国海盗的高发区，这是这是值得深究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