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资本主义观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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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曾经对资本主义进行过深入的思考和探索，并形成了较为系统的资本主义观。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是变动的，经历了一个肯定——否定——肯定——否定的过程。邓小平在坚信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同时，肯定资本主义的积极作用，主张利用资本主义。江泽民在充分认识到资本主义必然被代替的历史命运的同时，也看到了其发展的潜力，主张与资本主义合作来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三代领导人的资本主义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资本主义
中图分类号：A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09）01－0083－08
党的三代领导核心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过程中，对资本主义问题都曾经进行过深入地思考和探索，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较为系统的资本主义观，用以指导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深入探讨和分析他们的资本主义观对于我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是变动的，经历了一个肯定——否定——肯定——否定的过程。从主张在相当程度上发展资本主义、利用、限制资本主义到消灭资本主义，而后又主张搞资本主义，再到把阶级斗争作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消灭资本主义。
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40年代中期，毛泽东对中国资本主义进行了客观地分析，主张在相当程度上发展资本主义。1925年12月，他在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分析，指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是我们的敌人。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而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其动摇不定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这一认识为后来党正确认识和处理与中国的资产阶级，尤其是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因为肃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也是不足为怪的。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1］650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在系统阐述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基本纲领中的经济纲领时，对于资本主义经济明确规定:“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1］6781944年7月，他在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中郑重声明:“我们坚信，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私人资本，在战后的中国都应给予充分发展的机会，因为中国需要发展工业”。［1］671-672在1945年3月底召开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又明确指出，《论联合政府》与《新民主主义论》的不同之处在于“确定了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是无害有益的”。［2］2751945年，在中共七大的报告中，毛泽东强调必须“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他说:“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2］322-323在书面报告中他又解释了“共产党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的问题，他说：“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3］1060在总结报告中他又强调:“我们提倡的是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有它的生命力，还有革命性……它的性质是帮助社会主义的，它是革命的、有用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的。”［2］384-385在这里，毛泽东不止一次地强调要“广泛发展资本主义”，表明他的让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的思想，到抗战胜利前后更加全面、具体、成熟。对此，他在《论联合政府》中说得十分清楚:在中国，如果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3］1060直到1947年12月，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中，毛泽东还坚持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4］1254-1255
从1948年中共九月会议到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前，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主张对资本主义进行利用和限制。在1948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一方面重申了中共七大关于发展资本主义的精神，另一方面又郑重指出:“现在点明一句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5］145可见，他对资本主义在认识上有所倒退。同年10月，就东北局上报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的修改意见，他明确强调了对私人资本主义的“限制”。他说：“就我们的整个经济政策说来，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才不在限制之列………即引导私人资本纳入‘国计民生’的轨道之上。而要达到这一点，必须经常和企图脱出这条轨道的私人资本作斗争”。［6］281不久，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明确提出了对资本主义经济“利用”和“限制”的意见。他说:“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同时，他又强调，决不能让它不受限制，任其自由泛滥，要对它“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4］1431-1432可见，九月会议后，毛泽东在对待资本主义问题上已经由原来的强调“发展”转向了“利用”和“限制”。
从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到1955年底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毛泽东在对待资本主义问题的认识上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由之前的发展、利用、限制转向了消灭资本主义。新中国成立后， 1952年6月，他在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文件批示上说:“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7］651953年6月，毛泽东明确宣布: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7］821955年10月召开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说得更明白:搞农业合作化“就会使资产阶级最后地孤立起来，便于最后地消灭资本主义”。“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六亿人口的中国绝种，这是一个很好的事，很有意义的好事。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7］198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全国大部分地区“过快”、“过急”、“过粗”地完成了三大改造，实现了消灭资本主义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