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山代有人才出改天换地竞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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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9月1日，在山西来说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在此之前，从8月下旬开始，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各个革命根据地（解放区）相对独立、各自为战的党、政、军领导机构，先后停止办公，9月1日，正式成立了统一的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人民政府和山西省军区。程子华任省委书记兼山西省人民政府主席、山西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赖若愚、赵林分别任山西省委第一、第二副书记，裴丽生、王世英分别任山西省人民政府第一、第二副主席；肖文玖、赵辉楼任山西省军区副司令员，赖若愚任山西省军区副政委。从此，党在山西处在了执政的地位，使山西的历史跨入了一个新时期。
党在山西执政之后，领导全省人民迅速医治战争创伤，加强政治建设，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国民经济。接着，一届又一届省委，领导全省广大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先后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进一步赢得了全省人民的拥护和爱戴。期间，光辉的业绩和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加以发扬光大！
执政之道
迈步走向执政路，踏上建设新征程。
社会主义康庄道，快马加鞭不稍停。
党在山西执政之后，面临的主要任务是什么？这是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省委认真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党中央的指示中寻找到了答案。
早在1847年至1848年，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的杰出代表毛泽东，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推翻了国民党统治、建立了人民统治之后的北方地区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这是一切工作的重心所在。当年9月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上又指出：即将成立的人民政府成立后的工作重点，一是肃清反动派的残余，镇压反动派的捣乱；二是尽可能用最大的力量从事人民经济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同时恢复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这些为党在山西执政后指明了工作方针和任务。
新成立的中共山西省委和军政领导机关，正是遵照上述方针和任务，抖掉战袍上的烟尘，以连续战斗的姿态，踏上了改造旧山西、建设新山西的征程。
在新成立的中共山西省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赖若愚代表省委作了《山西今后工作的方针和任务》的报告，明确指出山西的工作方针是：团结全党，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革命知识分子，巩固工农联盟，团结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发展和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和破坏分子，全力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支持全国的解放战争和建设事业。会议确定了三项基本任务，即：生产建设、文化教育、治安工作。
据此，党在山西工作的重心，由战争转向了建设，由乡村转向了城市。
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加强党的执政地位，中共山西省委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党中央的部署，领导全省人民先后开展了抗美援朝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和各种社会改革，如政法制度改革、婚姻制度改革，清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和各种社会弊病，禁烟、禁赌、禁娼，为改造旧山西的斗争，开了一个好头！
抗美援朝运动广泛深入地开展，激发了山西人民极大的爱国热情和高涨的生产积极性，一个轰轰烈烈的爱国生产运动，像大海的波涛在山西的工厂、农村涌动起来，生产效率迅速提高，新纪录不断涌现，一批出类拔萃的劳动模范应运产生。1952年3月，国家农业部奖励的爱国丰产模范，山西第一批有17个单位和个人，李顺达互助组、曲耀离互助组、郭玉恩农业社榜上有名，李顺达、吴春安胸前佩戴的金星奖章，光彩夺目、颇具“殊荣”。之后，山西的劳动模范展示了星光璀璨、群英荟萃的风采！
在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中，工矿企业进行了民主改革，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始出现，创建社会主义大业的步伐在山西启动。
创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山西是一件值得称道的大事，不仅因为它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而且因为它在共产党执政后如何引导农村走社会主义道路，在党内特别是高层引起了一场争论，对于统一党的指导思想，起了促进的作用。
事情发生在1951年：时任长治地委书 记的王谦，根据省委第一副书记赖若愚的指示，为了扭转战争年代早已建立的农业生产互助组的涣散现象，防止农村自发势力的发展，提出把互助组提高一步的思路。经过调查研究，在长治地区试办了10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其主要特点是土地入股，统一经营，按土地、劳力两个分配标准，征集公积金，积累公共财产，并根据生产发展的情况，逐步提高按劳分配的比重。这10个合作社，一般都实现了增产增收，为广大农民群众所欢迎。
然而，和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发展都不会一帆风顺一样，农业合作社的发展道路也不像北京长安大街那样笔直，而是引起了一些麻烦，在党内发生了争论。
当时，山西省委的上级直接领导机关华北局政策研究室调查组，到长治地区进行调查，提出了对合作社的不同看法。而山西省委从实际出发，支持长治地委的做法，因而在山西省委、华北局甚至在党中央引起了激烈争论，争论的实质是在老解放区农村或经过土地改革后的农村，要不要开始起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山西省委的主张是扶植与增强互助组内“公共积累”和“按劳分配”两个新的因素，以逐步战胜农民的自发趋势，引导农民走向高一级的合作形式，认为它对私有制是一个“否定”的因素；对于私有制不应该采取巩固的方针，而应该是逐步地动摇它、削弱它，直至否定。而华北局甚至刘少奇也不同意这种想法和做法，并且对山西省委提出了非常严厉的批评，说企图在互助组内逐步动摇、削弱甚至否定私有制而走向集体化，完全是空想，这种想法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在目前是冒险的、“左”的带破坏性的，在将来是右的、改良主义的。这一争论反映到了毛泽东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