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井冈山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在逻辑关联
时间：2021-07-11 04:01:1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毛泽东探索的具有独创性意义的井冈山道路与邓小平探索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二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内在逻辑关联：二者形成的历史前提相似；二者要解决的历史课题既具有相似性，又具有继承性和连惯性；二者都坚持相同的思想路线。
［关键词］ 井冈山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毛泽东 邓小平
井冈山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二者都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而创立的。前者是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的中国具体国情出发，在总结国际国内武装斗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创的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后者是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艰辛探索的基础上，认真总结国际国内社会主义建设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而开创的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这二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内在逻辑关联，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两条道路形成的历史前提相似
新民主主义革命早期,我党处于幼年初创阶段,虽然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但由于没有能够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因而出现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倾向。党的许多早期领导人照搬照套俄国十月革命“以城市包围农村、最后夺取政权”的成功经验，错误地认为:“城市工人暴动的发动是非常之重要，城市工人的暴动是革命的胜利在巨大暴动内得以巩固而发展的先决条件”。［1］大革命失败后，党内仍未摆脱“城市中心论”的影响，党中央长期滞留在上海等大城市，党的工作重点仍放在城市工人运动方面，领导的武装起义也都是在城市发动的或以夺取城市为目标的。1927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同样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起义开始后，集中主要兵力攻打大中城市。在这个过程中，各路起义军连续受挫，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损失。在这生死关头，毛泽东顶住各方面的压力，命令各路起义军放弃攻打长沙等大中城市的计划，带领队伍经过艰苦斗争最后到达了井冈山。在当时普遍存在“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疑问的关键时刻,毛泽东表现出了非凡的革命勇气和胆略，毅然决然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建立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在农村积蓄力量,包围并逐步占领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由此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即井冈山道路。这条道路摆脱了俄国十月革命模式的禁锢，完全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而形成的。可以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正是由于我们党找到了这样一条正确道路，并沿着这条道路不断前行的结果。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适时提出过“以苏为戒”，并初步探索了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由于缺乏经验，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问题的认识并不是太清楚，又加上忽视国情和急躁冒进，在很大程度上仍未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最终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带有“苏联模式”深刻印记的一整套僵化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体制，给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严重的挫折，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在十年浩劫中，林彪、“四人帮”等为出于篡党夺权的目的而掀起的“造神运动”,使得当时人们的思想已经完全禁锢和僵化。文革结束后，“两个凡是”的提出又使人们不敢越雷池一步,害怕被指责为“离经叛道”。“中国向何处去”的疑问再一次笼罩在人们心头。而与此同时，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却在“二战”后兴起的信息革命浪潮中再立潮头，经济、科技飞速发展、日新月异。于是，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人类向何处去的问题严峻地摆在了世界各国共产党和人民的面前。在这个关系到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邓小平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超凡的气魄，果断地决定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开始,逐渐向城市扩展,并逐步建立起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并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实行对外开放,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最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由上可知，邓小平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前提，即以苏联模式为样板建立起来的一整套僵化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体制及其在中国实践的失败，和毛泽东开创井冈山道路的历史前提，即以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模式为标本而不从国情出发、加以无条件套用的先取城市、后取乡村的武装起义实践的失败，是极为相似的。
二、两条道路要解决的历史课题既具有相似性，又具有继承性和连惯性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逐渐走向衰弱，最后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成为压迫中国人民的“三座大山”。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为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前赴后继，进行了不屈不挠、可歌可泣的斗争。在这一过程中，曾涌现了对救国救民出路的多次探索和追寻，比较代表性的有：（1）以林则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开明派不仅主张严禁鸦片，发起了虎门销烟，而且主张睁眼看世界，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2）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农民阶级革命派不仅发动了太平天国运动，而且在太平天国后期主张发展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的生产关系；（3）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不仅发动了戊戌变法，而且主张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4）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不仅发动了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帝制，而且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第一次在中国提出了建立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但所有这些探索和尝试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因此，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肩上。在井冈山的残酷斗争中，毛泽东找到了一条指引中国革命胜利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即井冈山道路。在以后的革命征程中，毛泽东对这条道路作了进一步的归纳和完善，并对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作了正确的解答，如: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前途,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领导力量,党在领导中国革命中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纲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及发展的不平衡性等等。这些理论都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学说,进一步完善和丰富了井冈山道路的内涵,最终在中国这样一个东方古老大国实现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并把中国引上了通过建设社会主义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可以说，正是井冈山道路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民族自立、自强的全新之路。
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以后，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如何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却是历史提出的新课题,也是亟待解决的历史难题。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思想观点，这些思想主要集中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两篇讲话中。但从总体上来说,由于各种内外部因素和主客观原因的影响和制约，毛泽东并没有能够解决在经济落后的中国如何巩固、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时代课题,没有能够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功道路,没有能够建立起一套完整、科学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体系。因此，尽管我们进行了2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多，很多地区连温饱问题都无法解决，生产力发展非常缓慢，同世界先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这样，探索一条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生活富裕的重任就历史地落到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肩上。在大刀阔斧地进行一系列的拨乱反正之后，邓小平又果断地提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初步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并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三个有利于标准等等，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第一个形态——邓小平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伟大飞跃。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国人民终于解决了温饱问题，现正向全面小康之路迅跑，进而在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