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传播与运用
时间：2021-07-06 16:01:1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五四运动前后，李大钊、瞿秋白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一些重要观点，如民族问题产生的阶级根源及其解决途径、民族自决、民族平等等进行了积极的宣传和传播；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考察、分析中国的民族和民族问题，对如何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进行了早期探索。
关键词：中国早期共产党人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传播 运用
作者张世飞，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地址：北京市，邮编100081。
五四运动前后，李大钊、瞿秋白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积极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考察、分析中国的民族和民族问题，对如何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进行了早期探索。
一、李大钊等人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传播
目前，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研究成果较多，但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成果还不算多。有学者分别考察了李大钊等人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前后对中国民族问题的认识，认为李大钊等人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视苏俄为师范，照搬其民族自决和联邦制主张”，这些“均直接影响了早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纲领和政策，尤其影响了各种有关少数民族政策的‘关键性文献’的文本内容”。有学者则从留学生群体的角度，认为以孙中山、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为代表的留学生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贡献集中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促成中国人形成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中华民族意识；二是揭示了民族的本质和民族问题产生的根源；三是论述了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两个原则——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还有学者从《共产党宣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论民族自决权》等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经典著作人手，介绍了这些著作在中国出版发行的历史过程，追踪理论的传播轨迹。此外，还有一些针对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人的个案研究。
上述成果，为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实事求是地说，目前在研究视角及视野方面，还缺乏一个完整、系统的分析框架，还有待于在以下两个方面进一步提高：一是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整体性高度来分析这一问题，二是把李大钊、瞿秋白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作为一个群体来研究。因此，笔者不揣浅陋，试图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较为全面地探讨李大钊等人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传播和运用。
(一)关于民族问题产生的阶级根源及其解决途径
马克思曾在1847年指出：“要使各国真正联合起来，它们就必须有一致的利益。要使它们利益一致，就必须消灭现存的所有制关系，因为现存的所有制关系是一些国家剥削另一些国家的条件；消灭现存的所有制关系只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这一论断，深刻阐述了阶级社会中民族问题产生的根源及其解决的途径。李大钊等人在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过程中，也逐渐认识到阶级剥削和压迫是阶级社会产生民族问题的主要根源。比如，李大钊深刻分析了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其他弱小民族的原因：“因为资本主义所扩张的生产力，非现在国家的界限内所能包容；因为国家的界限内范围太狭，不足供他的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大家才要靠着战争，打破这种界限。”这就从根本上揭示了帝国主义侵略弱小民族的本质。瞿秋白也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使“经济日益成为世界的而非民族的”，“各民族因之而日益趋于同化”，但“却不是各民族的合作”，而是经济力强的国家压迫剥削经济力弱的民族，“以强力阻止弱小民族的互助结合”，“以遂其一民族同化其他小民族之阴谋，以求垄断这些小民族地域里的经济政治势力”。“所以现在世界上是被压迫民族与帝国主义民族的斗争，是全世界的民族问题”。
那么，如何解决民族问题呢?从当时的社会条件来看，中国作为帝国主义争夺的焦点，面临着空前的民族危机，因此，李大钊等人认为，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首先就是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李大钊指出，与中华民族的存亡问题相比较，中国内部的种族问题倒在其次，“盖今日世界之问题，非只国家之问题，乃民族之问题也。而今日民族之问题，尤非苟活残存之问题，乃更生再造之问题也。余于是揭新中华民族主义之赤帜，大声疾呼以号召于吾新中华民族少年之前”。十月革命之后，李大钊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指导下，逐渐认识到帝国主义的实质。他一语道破了巴黎和会的目的：“我们且看巴黎会议所议决的事，那一件有一丝一毫人道、正义、和平、光明的影子!那一件不是拿着弱小民族的自由、权利，作几大强盗国家的牺牲!”于是，他强调：“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三面’，把我们解放出来，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冲决，使他们不得不任我们自己解放自己。”
在此基础上，李大钊指出民族压迫的普遍存在：“强大优越之民族，所争多在外部之发展，其民族精神之缔结，国家位置之优胜，均足以助其争之本能，以高其固有之境遇，而一致以注泄于外竞。独至弱小之国，其民似皆能自觉其懦弱无能，对外言争，已决不敢作此梦想，所得以发泄其好争之性者，惟有对内以自相残杀焉耳。”因此，既要反对外来民族压迫，也要反对国内民族压迫。
瞿秋白也把民族问题与无产阶级在当前的紧迫任务统一起来。鉴于经济力强的国家压迫剥削经济力弱的民族的状况，瞿秋白认为，“无产阶级现时的第一革命职任，便是结合殖民地弱小民族的劳动平民，筑成一伟大的反帝国主义战线”，“推翻一切地主、资本家的统治”，使“各弱小民族”“得着根本的解放”。
(二)关于民族自决权的观点
“民族自决”较早是在十七、十八世纪欧洲的资产阶级民族运动中提出的。无产阶级为了反抗资产阶级的民族压迫，也提出自己的民族自决思想。列宁曾说：“帝国主义是少数‘大’国不断加紧压迫世界各民族的时代，因此，不承认民族自决权，就不可能为反帝的国际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马克思恩格斯语)无产阶级如果容许‘本’民族对其他民族采取一点点暴力行为，它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
十月革命后，李大钊逐渐掌握了民族自决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并结合自己的认识有所阐发。1919年初，李大钊陆续撰写了《新纪元》、《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等文章，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自决的观点。在1月1日的《新纪元》一文中，他说：“欧洲几个先觉，在那里大声疾呼，要求人民的平和，不要皇帝，不要常备兵，不要秘密外交，要民族自决，要欧洲联邦，做世界联邦的基础。……这些消息，都是这新纪元的曙光。”同日，他在《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一文中，明确提出用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自决观点解决民族殖民地问题的主张：“凡是亚细亚的民族，被人吞并的都该解放，实行民族自决主义，然后结成一个大联合，与欧、美的联合鼎足而三，共同完成世界的联邦，益进人类的幸福。”在此基础上，李大钊在5月18日的《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一文中进一步强调：“我们若是没有民族自决、世界改造的精神，把这强盗世界推翻，单是打死几个人，开几个公民大会，也还是没有效果。我们的三大信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