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模式的挑战:“纵向民主”与中产阶层发育问题
时间：2021-07-05 12:01:5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 当前中国模式的崛起,不仅挑战了世界历史发展的经验,而且引起全球的极大关注。然而中国模式也面临着问题与挑战,尚待成熟。其关键在于如何使纵向民主与现代社会中坚力量——中产阶层的发育、发展相互适应、相辅相成。当下中国中产阶层发展已出现“亚健康”状况,高校问题丛生、中介组织腐败日益严重、“体制内阶层”腐败泛滥等,已成为社会秩序“亚稳定”的动因。同时,中产阶层作为社会舞台中矛盾与冲突的主角,如果没有执政党与政府正确的引导、扶持与培育,没有健全的制度生态环境,其社会功能将呈现负面作用。为此,执政党与政府必须采用“制度优先”模式,推动民主政治建设;积极扶持社会团体与组织,发挥其作用;建设制度化渠道,促进中产阶层政治参与以及构建“一元主导,多元共生”的社会价值观体系。
〔关键词〕 中国模式;纵向民主;中产阶层
〔中图分类號〕D6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0)04-0068-06
1982年美国约翰•奈斯比特所著《大趋势》一书,预言了未来社会十大趋势,至今大部分已成为现实。2009年,奈斯比特在经过多年的对中国社会的组织考察与研究后,又推出了《中国大趋势》,该书中强调的核心观点是:“支撑中国新社会长治久安最重要、最微妙也是最关键的支柱就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力量的平衡。这是中国稳定的关键,也是理解中国独特的政治理念的关键”。他指出:“中国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与中国人民自下而上的参与正在形成一种新的政治模式,我们称之为‘纵向民主’。”〔1〕《中国大趋势》所提出的纵向民主以及“一个新体制的崛起”,〔2〕实际上就是指当前国内外学者所热议的“中国式民主”与“中国模式”。然而,当下中国社会在政府主导与自上而下的改革中兴起的中产阶层,其发育、发展如何适应这一中国模式与纵向民主,后者又如何引导、培育与扶持中产阶层健康壮大,这不仅是两者皆必须应对的严峻挑战,而且也关系到中国模式发展的价值意义。
(一)
苏联东欧社会发生剧变后,西方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曾在其名著《历史的终结》中提出:“我们在见证的或许不仅仅是冷战的终结或者战后某个历史阶段的过去,而是历史的终结。也就是说,人类意识形态演变的终结和西方自由民主作为人类政府最终形式的普遍化”。然而经过改革与发展后“中国模式”的崛起,却证明了福山“历史的终结”这一命题或论断未免下得太早了。
对于“中国模式”的发展,西方社会已表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甚至不适的心态。因为这种模式与西方的民主价值与发展模式背道而驰。这促使西方政治家和学者往往从不同的视角来诠解中国模式的内涵。美国前国务卿赖斯曾提出“权威资本主义”(authoritarian capitalism)的概念来概括中国模式,而美国学者布莱克则用“政治驱动型的后发现代化模式”来解读,这两个观点在西方均颇具代表性。按当下中国一些政治精英和学者的阐释,中国已形成了较为独特“执政党主导的国家治理模式”。然而如何诠解中国模式,如何体悟这一“举国体制”的动员力与高效率,以及如何区别其与其他模式之间的不同,我们认为还有几个层面的关键因素。
首先,思想意识形态是重要因素。美国学者舒曼(Franz Schurmann)认为:“中国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无论伟大的人物,还是平庸之辈,都在用组织化了的政治权力达到不同的目的,演出人类的戏剧。他们在重建一个伟大的国家。共产党中国犹如一栋由不同的砖石砌成的大楼,她被糅合在一起,站立着,而把她糅合在一起的就是意识形态和组织”。〔3〕舒曼所说的意识形态就是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是中国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重要因素,也即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观的中国式表述,从而为中国社会确立统一的指导思想,成为实现跨越式发展以及维系社会关系和稳定社会秩序的思想武器。
其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内容是“依法治国、执政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这与西方资本主义倡导司法独立的法治理念的一个重大区别,就是坚持共产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这充分反映了法律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体现着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性和政治思想。
再次,在民主政治建设中体现的是“增量式”发展。这一方面推行的是选举民主加协商民主的民主政治制度,这与西方竞争性选举制度以及政党“一切为了竞选”是有所不同的。另一方面,中国政治模式的最明显特征以及中国现代政治走向是增量民主,即政治改革是一种增量改革,或者说是渐进改革。因此,中国模式不是静态模式,而应是一种可持续发展、动态的模式。
其四,在社会建设方面,按照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这一模式也不同于西方国家与社会分离、社会以自治原则、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以及社群主义为要素的市民社会。这是当前中国民主政治稳中渐进发展的战略选择,其需要从纵向上以一种新视角去审视与研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个阶段的发展成果,而避免脱离国情去盲目与西方国家进行横向比较。
显而易见,中国式纵向民主同西方式横向民主,不仅具有历史路径的不同,而且存在内涵特质的差异。从价值取向而论,中国政府基于自身国情追求的是和谐、稳定与发展,而西方政府根据政治文化传统,追求的是自由、权利与公义;前者注重维护国家利益、全局利益与集体利益,而后者则侧重维护个人权益;前者倡导家国一体,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而后者则认为家是家来国是国,国家与社会是分立的。当前西方社会开始反思资本主义,如2009年英国广播公司BBC公布对27国民众调查表明,仅有11%的人认为资本主义在正常运行,而有23%受访者认为资本主义存在致命弱点(法国人有43%表示对之完全失去信心),世界需要新的经济制度。中国模式与本国国情特点紧密联系,其价值内核是集中高效,是负责任的威权体制。然而我们对中国模式也必须有问题意识,也必须考量其存在的风险挑战。如在政治层面,就有着明显的政党国家化趋势、过度意识形态化问题、缺乏有效的对公权力的制衡机制以及权力过分集中问题等。在经济层面,“自上而下”式的增长已产生巨大的环境成本与资源浪费等问题。这些问题挑战的关键与核心,是中国模式与纵向民主是否能可持续发展,国家、政府与社会即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机制与管道是否畅通,不使体制性瓶颈、制度性“肠梗阻”郁积滞留在中间环节,而成为社会“亚稳定”症结。同时,现代化社会走向成熟的民主政治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就是中产阶层的健康发育以及在社会结构中的壮大。如果受“外源性”影响的中国中产阶层与纵向民主存在矛盾与冲突、纵向民主存在着上下双向管道的瓶颈与梗阻,那么不仅使当前的中国中产阶层发育处于“亚健康”的状态,成为社会紧张与张力的动因,而且会酿成改革停滞或者后退,成为社会失序的隐患,举世瞩目的中国模式也将受到质疑。
(二)
纵向民主要成为一种令世人瞩目并称道的中国模式,其关键之一就在于如何使现代社会推动民主政治与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中产阶层与之相互适应与融契;中国中产阶层应成为纵向民主发展的主体与主干。然而在当前中国社会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政治改革又比社会发展缓慢的态势下,纵向民主功能的优越性并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中产阶层在政府与社会中承上启下的作用逐渐迟钝。很显然,如果一个社会的中产阶层不能健康发展,其功能作用不能正常发挥,这个社会的民主政治势必将出现“系统性故障”与“结构性问题”。因此,这不得不使人们从政治性根源与制度性成因来深入考虑问题。当前中国中产阶层的发育已出现“亚健康”病状,而这一状况正是社会道德滑坡、政府公信力下降、社会矛盾凸显与各种冲突增长、人们心理承受力降低等所构成的社会“亚稳定”的主要症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