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迁中的大国气质
时间：2021-06-02 04:00:1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今日中国所面临的“发展－公平”模式的转变实际上不仅仅是对中国的考验，也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所面临的共同问题，而在不同国家，不同阶段，政府会有不同的侧重。
“如果将今天的中国和1979年的中国作比，你会发现改革开放以来30年间中国的变化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我衷心希望中国能坚持自己的道路，将这种发展趋势持续下去。”
裴宜理教授(Elizabeth Perry)1948年生于上海，后移居日本东京，20世纪60年代到美国后长期从事中国政治以及中国社会结构研究，1979年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美国来华学者之一，现任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兼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裴宜理教授一生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用裴教授自己的话说，“我的一生因中国而改变”。
值此建国甲子之年，所谓“旁观者清”，面对复杂、庞大、日新月异的中国社会，作为新中国60年风雨历程的见证者，裴教授以西方和东方的双重视角将做如何解读?对此，本刊记者就中国新生的社会矛盾、社会结构变化以及中国人的“权利”观念和西方倡导的“人权”概念间的区别等问题专访了裴宜理教授。
中国人的权利观指向“民生”
中国报道：您如何看待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尤其是稳定的中产阶级的形成?您认为。中国的中产阶级与西方的中产阶级有何不同?
裴宜理：首先我并不赞成“西方社会中产阶级”这种笼统的说法，因为就像美国社会结构不同于中国一样，美国社会结构同样不同于英国、法国等其他许多西方国家，因而并不存在所谓“西方中产阶级”的说法。
中产阶级的崛起的确是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而同时中国的中产阶级社会在形态上也区别于美国社会。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社会仍然受到本国历史文化经验的影响，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其对于教育事业的重视。对于一户普通的中产阶级家庭而言，中国人对于子女教育事业的关注和投入要远远大于美国人，相反，相对于教育，美国中产阶级显然更为关注诸如房地产、汽车和其他消费品等等。
这种两国中产阶级社会形态的差异还反映在民众的普遍意识之上。美国的中产阶级试图强调其超脱于国家权力范围之外的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以普通住宅区为例，美国人希望自己的房产缴纳最低限度的税款，希望个人的私有财产得以被政府合法保护。
但是我个人认为，中美两国中产阶级的重大差异在于，中国民众希望政府职能能够深入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即使是在民间的各种抗议事件中，民众也是渴望更多的政府干预，并认为这是政府的分内之事。在住宅区建设上，民众希望政府在保证建筑质量，遏止环境污染方面发挥更大作用。而在美国，事态却恰恰相反。美国人的示威游行，表达对政府行为的不满，大部分出于这样的心态或想法——即政府过多地干预了民众的日常生活，比如政府所提出的增加税率提案等等。美国历史上爆发在波士顿(哈佛大学所在地)的美国革命就是以反对增税为导火索而后燃遍全国的。
因此，撇开两国经济水平和社会发展程度等方面的差异，中美中产阶级社会形态的不同在—定程度上也是由中美两国民众不同的政治偏好所决定的。具体来说，中国人变得富裕之后，仍然更多地希望政府加强职能，以便于依赖政府来保障他们的生活水平。而美国却恰恰相反，民众始终反感于政府势力对于个人生活的干涉。
中国报道：我们注意到您的著作中曾经谈及到中国人的“权利”意识极大地区别于西方的“人权”概念，并追溯到孟子和西方启蒙思想家的观念之不同。请您简要介绍—下您对这种差异的看法。
裴宜理：中国和美国两国的政治思想都可以说是源远流长，自成体系，其中又可以细分为诸多的流派和分支。所以我们这里着重强调美国政治思想的主流体系——即“人权”被更多地诠释为个人的，不被政府所干预的权利。结合上一个问题中谈到的中美两国中产阶级社会的差异，我认为，美国政治文化的核心即个人的权利与自由。美国人眼中的理想的社会形态来源于“保障个人自由，免于政府干涉”的基本假设。因此在美国，“人权”通常被理解为反对专制和暴政，并与包括“宗教自由”、“言论自由”的一系列公民权紧密联系在一起。
虽然中国社会和美国社会也具有诸多共同点，但是在源远流长的中国文明中，其主流政治文明始终主张政府的核心职能并不在于保障其公民的“自由”，而在于保障“民生”，即向公民提供基本的生活水平保证。在中国，历代政府都被认为有责任保障人民的生活水平处于最底限之上，而这也是政府的合法性来源之一。在中国，不论是普通民众还是政府本身，都将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保障其“生存权’’作为政府的天职而加以履行；而在美国，绝大部分美国人并不具有这样的考虑。举例来说，奥巴马政府所推行的医疗卫生制度改革之所以遇到种种阻力，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大部分美国人并不认为“公共医疗”本身是国民的一种“权利”。在美国人看来，人民有免于政府干涉的自由，但却不享有要求政府推行医疗卫生保障的权利。
因此，在中美两国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下，两国政治文明的核心价值观，以及其所孕育出的对于“权利”的解释也不尽相同。当涉及个人自由的领域时，美国人敏感于政府行为的干涉并要求政府撤出，美国人的抗议事件也多以“我要自由”、“我要更多个人权利”为宣传口号。而在中国，我们看到即使是在地方的一些民间抗议事件中出现所谓“人权”的口号之时，民众希望向政府表达的内容的实质更多在于“我要吃饭”之类的“民生”领域的呼声。
转变“发展－公平”模式
中国报道：改革开放30年，中国从单纯追求经济GDP发展逐渐开始转为发展社会公平，提出“和谐社会”和“以人为本”的发展目标。您如何看待这种发展模式的变化?
裴宜理：中国从江泽民时代的强调经济发展逐步转变到胡锦涛时代的强调社会公平，我非常赞成和支持这种模式的变化。
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公平之间的矛盾存在于任何国家和经济体之中，因此社会公平的缺失存在于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结构之中，而不仅仅是中国。比如在美国，针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之间的平衡关系，民主党和共和党实行的政策重心有所不同：共和党侧重资本增长和发展；而民主党侧重劳动者，社会福利和社会公平。再比如在英国，同样存在两大政党系统：保守党代表资本，偏重经济增长；工党代表下层社会利益，偏重社会福利。因此，今日中国所面临的“发展－公平”模式的转变实际上不仅仅是对中国的考验，也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所面临的共同问题，而在不同国家，不同阶段，政府会有不同的侧重。因此在中国，江泽民时代更多地强调经济发展，而今天的胡锦涛时代更多强调社会公平，这本身也体现了中国政治环境和领导系统的平衡。
关于如何提高社会公平程度，确保社会公平得以实现，中国政府亟待在以下两个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