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永明 在对抗世界的过程中接近更加真实的自己 翟永明
时间：2020-03-03 07:26:3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采访 宣诚 曾经何多苓画下的翟永明，眼神忧郁，有独自对抗这个世界的美；而今肖全镜头下的她，则从容练达，有现世安稳的底子。有人说诗歌往往更接近人的灵魂，而在这个时代还坚持成为一个诗人的人，肯定也是很纯粹的。艺术，尤其是诗歌，总要求人全部知觉的沉浸和投入，而这种沉浸是对自我的一种抚慰也是对自我的一种破坏。你的情感纠结其中，并被现实生活所撕扯。但重要的是你如何找到一种对抗世界的平衡，并保持个体的清醒思考。
文学评论家陈思和曾说：“翟永明在中国新诗史上有她独特的贡献，她既开拓了女性诗歌的新向度，同时也达到了一个诗艺上的高峰，无论是她所提出的“黑夜的意识”，还是由她首次运用的独白体表达方式，后来都成为女性诗歌创作的主要特征。”诗人血液中那种独特涌动的激情和渴望挣脱某种束缚的喷薄表达欲，使得在翟永明早期的诗歌中，始终充斥着一种不安、惊恐和紧张感，女性的敏感也使得她更关注女性这一群体的意识。
1986年，北京的《诗刊》社举办“青春诗会”，邀请翟永明参加，同时还邀请了于坚、韩东。一直以来，“青春诗会”被视为诗歌界的“黄埔军校”，而在那届诗会上，翟永明发表了她的成名作组诗《女人》。在随后出版的同名诗集中，她曾说“我更热衷于扩张我心灵中那些最朴素、最细微的感觉，亦即我认为的。女性气质’，某些偏执使我过分关注内心。”
翟永明承认年轻时是一个羞怯的人，不大喜欢跟陌生人接触，和人交往容易紧张，缺乏安全感，但内心却有一种强烈的想要挣脱束缚的反叛。在《女人》组诗之后，翟永明离开了一直禁锢自己的物理研究院，开始呆在家里写诗。谈起那时候的状态，翟永明说，“我整个人处于一个比较封闭的状态，同这个世界的联系中断了，当时的写作也有点封闭，我所有的一些情感、思考，都是通过诗歌来表达的，这是唯一的途径。”翟永明的这种状态直到90年代开了“白夜”酒吧后，开始有了变化。“因为我同这个世界有了一个联系的口，一个通路，我开始处于一个相对开放的生活状态和写作状态。写作也没有以前那么偏激，会尝试一些新的形式，比如会写一些散文和随笔，评论和剧本也都尝试过。”
“白夜”让翟永明必须和陌生人打交道，不可以再回避现实，如今的“白夜”已近十岁，这十年翟永明也有比较大的改变，影响到气质、写作甚至表情。如果你问一个文艺青年，到成都的话应该去哪里看看，或许他会给你两个答案，一是成都小酒馆，另一个就是白夜酒吧。白夜酒吧作为成都诗人、画家、作家、音乐家、媒体人、艺术家们时常聚会的地方，同时也是一个相对私密而又开放的空间。现在翟永明已把“白夜”搬到了最具成都旧有生活气息的宽巷子窄巷子里去，空间更大，保留旧“白夜”原来的感觉，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一起分享音乐、影像、艺术带来的快乐。
随着一个人接触的人越来越多，他的眼界会越来越开阔，他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也会越来越多，也会愿意有更多的尝试。最近，由翟永明担当编剧之一的贾樟柯新片《二十四城记》已开始上映并广受关注。同样是从成都女性的角度来入手，比如通过三代“厂花”的故事来反映城市的变迁。而在她在新书《天赋如此》中，同样展露着翟永明对于女性艺术、女性创作意识、女性艺术发展的思考和总结。视野更为宽大，关注女性创作群体，更关注她们作品本身所具有的打动人的“力”，正如她所说的那样 “性别立场和艺术品质加在一起，才是我最倾心的所在。”
对话翟永明
《领驭》：你的作品中，有很强烈的女性意识，似乎从《女人》组诗开始就确立了这样的风格?
翟永明：刚开始写《女人》这组诗后，我就有意的比较关注女性在整个社会上的一些问题，女性的写作和女性创作的意识，女性在文学艺术领域里的发展。这种关注在以后的创作中一直延续下来，很多事情上，我多以女性的角度考虑问题，这已成为了一种创作方法。
《领驭》：在许多男性创作者眼中，会觉得女性相对视野狭窄。你怎么看?
翟永明：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我们说到女性视角，并不是说她只关心与女人有关的事情。所有的事情，我会从一个女性的角度去出发，但是关心的问题是很宽阔的。比如说，今年抗震救灾，我们也会关注到灾区的很多问题，但是我们会从一个女性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到灾区送东西的时候，也会更多考虑到灾区女性的实际需要。
《领驭》：如何看待女性作品中“力量”的问题?
翟永明：这个力量要看你怎么去定位它，不一定那种比较强大的、强势的、咄咄逼人的就是一种力量。女性的力量，她不是一种体积上的力量，她是另外的一种力量。她或许会更敏感、更尖锐、更极端，但这个东西可能也是力量的一种。
《领驭》：新书《天赋如此》中，这些女性艺术家身上有什么共性?
翟永明：一个是这些艺术家的作品都有一种强烈的性别立场。另外一个是这些作品的艺术性我个人是比较认可的。
《领驭》：那么你如何来看“女性主义”和“女权主义”，在中国很多人会把它们等同起来?
翟永明：这只是说明在中国“女性主义”是一个被误读的状态，大部分人可能都不是很了解什么是“女性主义”什么是“女权主义”，这是一个很模糊的东西。实际上女性主义和女权主义在西方没有什么差别，讲得都是女性从自己性别的角度，来争取自己的权益。为什么中国会产生这种误读，甚至“女权主义”开始带有贬义的性质。主要是社会上大部人还是有一个固定的思维模式，虽然现在表面上有一些改变，但是在思维的深处，其实没有太大的改变。
《领驭》：夸张的是，在中国很多人包括男人和女人都会谈“女权主义”色变?
翟永明：主要还是一个独立意识的问题。中国为什么会误读，从男性的角度，一提女权，就感觉要跟他对着干。其实女性主义，只是在强调女性意识上的独立，不要依附于男性，要独立的面对世界，同男性是一个和谐相处的过程，但是这两个词语现在已经妖魔化了。男人一谈紧张，女人一谈也紧张。
《领驭》：从“色变”到“接受”还需要一个过程。但这个过程中，女性艺术家的生存似乎困难很多?
翟永明：这个过程在西方也同样漫长，对中国女性艺术家来说，这才刚刚开始。西方在60年代的时候，女性运动跟嬉皮士运动是连在一起的，它有一个普及的过程，西方男性才开始接受。现在很多西方人会习惯站在一个女性主义的立场上来看问题。如果一个会议只有很少的女性参加，他们就会有疑问，他们已经被女性主义的观念渗透了，而在中国就正好相反。
《领驭》：你如何来理解“天赋”这个词?
翟永明：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天赋，但不是每个人的天赋都能够被发掘。天赋得到认同，需要途径。在《天赋如此》中，我说女性艺术之所以发展没有那么快，是因为在现代社会的流通受到阻碍。因为长久以来，女子无才便是德嘛。旧时社会，是压抑女人的天赋的，等于你的天赋是应该被压抑而不是发展的。现代社会其实给女性的才华，提供了很好 的途径，如果你能认识到这一点的话，是可以把它发挥到极致的。
《领驭》：那么你写诗的天赋是什么时候被发掘出来的?
翟永明：我很早就对自己的天赋比较了解，我知道我没有物理天赋，尽管后来阴差阳错学了物理。但我不能浪费自己的生命来做这个事情，没有兴趣也做不好。小时候喜欢文学，我没觉得我有多大天赋，我只是想发展自己的兴趣，只是希望我这辈子同文学能有一种关系。
《领驭》：做为一个诗人。你认为表达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翟永明：当然是自由的表达自己的独立思考，另外真诚也很重要的。
《领驭》：相对于主流群体。有人认为诗人是更偏执、更自恋的一个群体?
翟永明：这也是对诗人的误读。中国以前是个诗歌大国，但是五四以来，诗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古体诗和新诗有一个断裂，大众对于新诗的概念比较淡。对诗人的了解也是从电影、小说里来的，相对片面。实际上，现实生活中，有很多诗人是很普通的，跟一般人是一样的。他只是喜欢写诗，内心比较敏感。但是从典型性来说，肯定有些诗人是比较极端的，艺术家也是一样的。
《领驭》：对创作来讲，偏执不见得是件坏的事情?
翟永明：偏执的人可能会把他的思考更偏于一件事情上，他会把周围的世界完全忘掉，进入到自己的世界里。投入的时候，人是很纯粹的。诗人是更纯粹的，诗歌更接近人的灵魂。在这个时代还坚持成为一个诗人的人，肯定是很纯粹的。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写诗是不可能为你带来现实生存的基础和世俗利益的。
《领驭》：诗歌对你来说，在不同阶段意味着什么?青春期和现在?
翟永明：在我青春期写作的时候，我所有的情感、思考，都是通过诗歌来表达的。这是唯一的途径。那时候整个写作是处于一种喷薄的状态，这种状态下就要不断的涌出，表达欲很强，你会想要打破那种被困住的状态，你整个人没办法同这个世界和自己相处。但是现在年龄越来越大，控制自己的能力也越来越强，会比以前自信一些、强硬一点，以前所有的愤怒、敏感，都是因为自己不够强硬，只能通过写作的方式来宣泄。但写诗始终是自己的一种选择，没什么可抱怨的。
《领驭》：对于诗歌在现代社会所处的尴尬位置。你怎么看?翟永明：谈不上尴尬，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些新的东西产生，也会有一些旧的东西要消失。诗歌在现在这样一个时代，不能说是消失，消失会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它是在逐渐的消弱，这也是很正常的，它消失并不是说它不好，只是说现在的社会不需要它。就像我们中国的京剧很好、昆剧很好，但是它们现在都处于一个边缘化的状态。整个人类的发展过程都是这样的，不断的有东西出现，有东西消失，这是一个生理的过程，是没有办法的。
《领驭》：如何面对诗人身体里的孤独感?
翟永明：所谓的孤独，你在写作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东西，而不是你在跟别人的交流过程中产生的。我是把写诗当成一个非常个人的东西，我不会要求别人接受我的诗。我的诗只是针对仍然在喜欢诗歌的人，有他们还在喜欢就够了，我不需要像畅销书一样的。因为我要把它变成畅销书，我就要降低我的诗的品质，才可以达到一个普及的状态，这不是我的目标。
《领驭》：这也就是说你不愿让自己大众化?翟永明：因为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的，因为你感兴趣的东西，就是在一个小范围里面的。在小众的圈子里面，能让更多的人熟知就好。
《领驭》：你曾有过一段在美国的生活，那段生活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
翟永明：对我最大的影响是，觉得对我个人来说，我的写作还是要在一个母语的环境里面。如果没有中文的氛围，整个创作的感觉是停止的。另外一个是，我在出去之前，写作是到了一个厌倦的状态，但是由于外部环境的改变，我整个没写东西，但是回来以后，我的写作状态又回到了80年代时的状态，处于一种最初写作的喷薄状态。
《领驭》：成都似乎是一个盛产诗人的城市，你对成都有着怎么样的情感?
翟永明：成都是一个非常有文化感的城市，我有个朋友李陀他说过一句话，我觉得很贴切，他说“成都就好像一个人，用他的慢对抗全世界的快。闲适、古风犹存是成都产生那么多诗人艺术家的基础”。在成都人的心里面，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值得你快，一切都可以缓慢的进行。成都人比较看重的是享受生活的本质本身，这在有些人看来是一种奢侈，但是成都人看来，哪怕我是享受空气，这也是一种享受。不是说我去享游艇、享受宝马，而是一种清风明月不用买的状态。当然，成都的缺点也在这里，如果你有很大的野心，成都这个地方也有点限制你。它有点消磨你的斗志，它让你觉得除了享受生活之外，一切都没有太大意义。成都，它某种程度上像是地球村的世外桃源。但是现在因为地震，等于成都周围最美的、最世外桃源的地方受到了伤害，整个人有揪心的感觉。
《领驭》：川派画家现在有很多都很活跃。谈谈你对他们这些当代艺术的看法?
翟永明：中国当代艺术，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状况。当代艺术作品，也只是局限在架上绘画。有很多作品现在已经是天价，在国际上都是一个太高的状态。这种特殊的情况，跟中国的发展有关。最近几年中国经济发展很快，被世界瞩目，中国的当代艺术也受到很多人的关注。其实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很多是跟“中国”两个字连在一起的，实际上可能不是艺术本身。80年代中国艺术家的作品，也是非常棒的，但是没有人了解，没有人关注，因为中国当时是一个不太开放的状态。而现今，中国当代艺术是比较多的反映中国的现实，因而世界通过中国的当代艺术是可以了解到中国现在的现实状况的。当然这些作品中，有一些确实很好，有一些名声在外，也有一些名不副实的。
《领驭》：你对待艺术和生活的独特品味或说个人审美是如何形成的?
翟永明：这些可能跟性格有关。我性格里面有一个比较宽容的东西，对文学和艺术我的接受程度是很大的。对于不同人的创作理念，我比较能体会到那些东西。我不会很狭隘得只喜欢一种东西，我觉得不同的东西会有不同的美感，是很开放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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