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胡适

　　年轻的胡适影响青年毛泽东 　　 　　如果生活在“五四”前后的中国，几乎向任何一个知识青年提问：“你喜欢读什么杂志？”他都会毫不迟疑地告诉你：“《新青年》杂志。”如果再问他：“你最敬佩的人物是谁？”他同样会毫不迟疑地回答说：“是胡适和陈独秀。”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毛泽东就曾这样回答过提问。
　　读过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的读者，势必会记得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对斯诺访问时说过的这么一段话：“《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敬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胡适只比毛泽东大两岁（胡适生于1891年，毛泽东生于1893年）。还在毛泽东读中等师范学校时，胡适早已因鼓吹和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和文学改良而声誉鹊起，成为当时以至后世最有影响的著名学者。当毛泽东来到北京，在北大图书馆谋到了一个月薪八元的图书管理员的职位时，胡适那时是北大最年轻的新派教授。毛泽东曾不失时机地抽空去旁听过胡适的课。这也是毛泽东一度称自己也是胡适的学生的由来。后来，毛泽东同萧三等人经杨怀中先生介绍专程去拜访过胡适，同胡适讨论新思潮的各种问题，并以新民学会在京会友的名义，请胡适作过报告，解答问题。从这，我们不难看出青年毛泽东对胡适的尊重和仰慕。
　　1918年4月14日，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人在长沙创立了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宗旨的革命团体新民学会。新民学会成立不久，会员中一些有抱负的青年怀着向西方寻找真理的愿望，响应蔡元培、吴玉章在北京发出的号召，积极组织到法国勤工俭学。为此，毛泽东曾进行了多方面的活动，“七八个月来，他的全部时间和精力都耗费在留法勤工俭学的宣传、组织和准备的工作上” 。可到了临行前，毛泽东却决定不去法国了。当时，许多新民学会会员很不理解。对此，毛泽东作了解释：“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道的还太少，假使我把时间花费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一年多后，也就是在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一封信中又说到这件事：“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有些人只是一种‘谜’。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胡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和黎邵西（即黎锦熙）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由此可见，毛泽东之所以最后决定不去法国勤工俭学，主要原因在于他要了解中国的国情，研究国内的问题，他认为这样对国家、对民族是更为有利的。后来的历史证明，毛泽东的确是中国共产党内最了解国情、最了解农民的领袖。中国革命道路的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理论的形成，不能说与此没有渊源。
　　毛泽东不去法国的第二个原因呢，则是与胡适的态度有关。毛泽东为是否出国一事，“专门问过”胡适，胡适赞成、支持他留在国内研究问题。因为胡适是赞成“多研究些问题”的。毛泽东在信中提到胡适的《非留学篇》一文，说明毛泽东读过这篇文章，受到这篇文章影响。
　　毛泽东不去法国留学的第三个原因，还与那一时期刚好发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有关。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散发反北洋军阀政府的《北京市民宣言》被捕。胡适在危难中接办了以谈政治为主的《每周评论》，胡适不想谈政治，这时已无法全然回避政治，于是，他“就决定谈点基本的问题”――不要空谈主义，而要研究问题。
　　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是针对一切“主义”的，而非专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但是，胡适也确实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
　　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观点遭到了反驳，形成了“问题与主义”的论战。
　　毛泽东在这场争论中是什么态度呢？就目前见到的史料，笔者认为毛泽东是赞成“多研究些问题”的，因在这场争论中，毛泽东在湖南长沙组织了一个“问题研究会”，并亲自为这个研究会拟定了章程和首批亟待研究的“问题”，如“孔子问题”、“东西文明会合问题”、“经济自由问题”、“国际联盟问题”等等，共计七十一大类，其中的教育、女子、劳动、华工、实业、交通、财政、经济八大类又分列出八十一个更具体的问题，如“杜威教育说如何实施问题”、“中等教育问题”、“女子交际问题”、“贞操问题”、“国语问题”、“司法独立问题”、“联邦制应否施行问题”，合计一百四十四个要研究的“问题”。既然要研究中国的问题，当然不可能跑到国外去研究。所以，毛泽东也就不去法国了。
　　而五四运动的发生更使毛泽东坚定了留在国内参加火热斗争的决心。
　　之后，毛泽东在湖南长沙一手创办了“文化书社”。书社里重点销售的图书也有胡适的一些著作，如《尝试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白话书信》、《短篇小说集》，也有登载胡适文章较多的刊物《新生活》，还有就是胡适的老师――杜威教授的书。从文化书社销售的这些书刊，也可看出青年毛泽东对胡适的态度与立场。
　　
　　胡适支持毛泽东的革命活动
　　
　　毛泽东在青年时期不仅受到胡适的影响，而且在从事革命活动时也得到过胡适的支持。
　　《西行漫记》中记载，1919年，毛泽东在回湖南的前夕，曾专程前去拜访胡适，目的是“想争取他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胡适欣然接受了毛泽东提出的要求，表示尽力给予支持，以后他也是这样做了。
　　是年7月14日，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一文，胡适看过之后立即在8月24日的《每周评论》第三十六号《新书评介》一栏中，对毛泽东的文章和《湘江评论》作了热情洋溢的肯定。胡适撰文说：“现在新出版的周报和小日报，数目很不少了。北自北京，南至广州，东从上海、苏州，西至四川，几乎没有一个城市没有这样新派的报纸……现在我们特别介绍我们新添的两个小兄弟，一个是长沙的《湘江评论》，一个是成都的《星期日》。”接着他又专门对《湘江评论》和毛泽东的文章作了高度评价。胡适写道：“《湘江评论》的长处似乎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一篇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的乐观。武人统治天下，能产生我们这样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此时的胡适已经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却对充满反叛精神的《湘江评论》与毛泽东的这篇《民众的大联合》的文章给予这样高度的评价，也反映了当年风云际会、名满天下的新派教授胡适对青年毛泽东的器重。胡适确实很有眼光。可惜的是，《湘江评论》只办了五期，就被湖南督军张敬尧下令给查封了。
　　胡适的这段评介、赞扬，无疑是对毛泽东领导的湖南革命运动与《湘江评论》的极大支持与鼓舞。以胡适当年的身份、地位与社会影响，他的这篇文章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远非一般人所能及。正是由于胡适对《民众的大联合》一文的褒扬，使得该文迅速为《新青年》、《星期日》、《晨报》、《新潮》、《时事新报》、《星期评论》等报刊所推荐与转载。
　　新派教授胡适不仅给青年毛泽东许多影响，而且还支持毛泽东创办“湖南自修大学”。
　　1920年1月15日，毛泽东又拜访了胡适。胡适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毛泽东来谈湖南事。”谈什么呢？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信中说到了这次拜访胡适所谈的内容。当时毛泽东正在北京酝酿筹备湖南“工读互助团”，为了争取支持，毛泽东去拜访了胡适，就办学的目的与初步计划向胡适求教。“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办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 毛泽东还特别说明，自修大学的名字是胡适先生给起的。胡适后来在日记中追忆了这件事：“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南去了。”
　　1959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生日。这天中午，胡适在台北家中留秘书胡颂平吃饭，谈起了毛泽东的老丈人杨昌济。毛泽东曾说自己进北大图书馆是杨昌济先生介绍的。胡颂平由此便问：“毛泽东进北大图书馆工作，是他老丈人带进去的吗？”胡适说：“不是。毛泽东在湖南师范毕业后到了北平，他和五个青年上书与我――这封信，我是交给竹淼生的弟弟竹�生保管的。在抗战期间，放在上海，竹�生怕生事，把它烧了――当时北京有个工读辅助会，他先在辅助会工读，很苦。”那天，胡颂平还特地把心中一个疑问提了出来，他问胡适：“是否先生介绍他进图书馆的？”胡适说：“不，当时章行严（章士钊）当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当主任。章行严是湖南人，大概是章和李大钊两人把他介绍进去的。”
　　毛泽东从胡适处取回请胡适修改的“湖南自修大学”章程后，就正式拟定了《湖南自修大学章程》，并采纳了胡适的一些具体意见和办法。这一系列活动，说明毛泽东很重视胡适提出的建议和意见，也说明了青年毛泽东在从事革命活动时是得到了胡适的支持的。正因为这样，胡适才赢得了毛泽东对他的尊重。1920年4月，毛泽东领导“驱张”（湖南督军张敬尧）运动胜利后一回到湖南，便给胡适写信报告湖南“驱张”后的形势。信中写道：“适之先生：在沪上一信，达到了吗？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如果胡适对青年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没有给予支持的话，毛泽东是决不会写信向他报告湖南“驱张”后的新形势的。
　　不过，胡适与毛泽东的这段交往，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飞速发展而“道不同，不相为谋”了，直至最终走向了势不两立。
　　
　　毛泽东努力争取胡适
　　
　　胡适终其一生，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不赞成暴力。而毛泽东恰恰是一生服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认为阶级斗争可以解决世界上的任何难题，不仅是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要靠阶级斗争，甚至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可以解决经济建设、经济发展问题。
　　国共两党内战期间，没有见到胡适对共产党暴动的批评，但可以肯定，胡适是不会赞成中共的武装斗争的。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胡适在一些文章里对苏俄还不时地给予赞美。直到1945年美苏勾结的雅尔塔秘密协议的内容暴露于世，胡适才彻底改变了对苏联的看法。有趣的是他对国民党也不间断地批评，直至发起人权运动，抨击国民党的一党专制。
　　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尤其是西安事变发生后，胡适终于倒向了国民党和蒋介石。但这并不意味着胡适就放弃了自由主义立场，与国民党同流合污。他把中国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却又不满蒋的独裁专制。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为了争取人心，大打统战牌。像胡适这样的名人自然是中国共产党努力争取的“统战对象”。最突出的有两件事。一件事是1945年3月27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发布公告，胡适为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大会代表团代表。4月25日，联合国大会中国代表团中的中共代表董必武按毛泽东指示与胡适长谈，希望胡适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谈话中，胡适搬出《淮南子》的无为主义，规劝中国共产党从事单纯的政党活动，作为国内的第二大党参加选举。中国共产党怎么可能听你胡适的“胡说”！
　　第二件事还是发生在这一年。7月1日，国民参政会的民主党派人士傅斯年、黄炎培、章伯钧、褚辅成、冷�、左舜生共六人访问延安。其中的傅斯年既是胡适的学生，又是胡适的挚友。毛泽东当然不会放过这一统战机会。在见面之后，毛泽东便以学生的身份请傅斯年代他向远在美国的老师胡适问好。有趣的是傅斯年对延安的感受与黄炎培对延安的感受截然相反。从延安回到雾都重庆，黄炎培出版了《延安归来》，对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大加赞赏，说延安“一片光明，温暖而自由”。可傅斯年却说毛泽东的气度“咄咄逼人”，政治作风似乎并不民主。在重庆的报纸上，傅斯年通过文章向自己的老师兼朋友胡适转达了毛泽东的问候，也谈了对毛泽东的上述印象。
　　胡适见到傅斯年的文章后，并没有改变自己对共产党的看法。是年8月24日，胡适在纽约发了一封著名的电报给毛泽东：“润之先生：顷见报载傅孟真兄转达吾兄问候胡适之之语，感念旧好，不胜驰念。前夜与董必武兄深谈，弟恳切陈述鄙见，以为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公等若能有此决心，则国内十八年纠纷一朝解决，而公等廿余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内战而完全消灭。试看美国开国之初，节福生（现译杰弗逊）十余年和平奋斗，其手创之民主党遂于第四届选举取得政权。又看英国工党五十年前仅得四万四千票，而和平奋斗之结果，今年得千二百万票，成为绝大多数党。此两事皆足供深思。中共今日已成第二大党，若能持之以耐力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
　　此时正值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国是。而斯大林于胡适电报之前两天，也强硬要求毛泽东去重庆与蒋介石会谈。对斯大林的这封电报，我们现在知道，毛泽东非常不满，窝了一肚子火。
　　不论是胡适的“规劝”，还是斯大林的高压，毛泽东是不会听的。胡适的这种态度决定了毛泽东不再对胡适存有幻想了。但毛泽东还是做了最后一次的努力，他放出话来：“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胡适听后笑了：“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这样一来，胡适终于从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名单中被剔除了。1949年1月26日，新华社在广播中将一生反对暴力的胡适列为战犯。这以后，胡适又多了一个头衔――重要的战争鼓动者――战犯。
　　
　　毛泽东发动批胡运动
　　
　　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中国共产党经过镇压反革命、土改和抗美援朝后，政权已经完全得到了巩固。1954年，毛泽东毅然发动了“胡适思想批判”运动。而在这之前，大陆就开始了批判胡适，只不过当时仅限于知识界的小规模会议。1951年秋天，先是由北京大学举办讨论“胡适思想问题”的学术会议，接着在上海召开“胡适思想批判座谈会”。在美国的胡适知道后说道：“我一向是乐观的人，总觉得这种局面不会长久。他们清算北大，我觉得越清算，越提醒人家对某种思想的回忆。想想那时学术平等，思想自由空气，大家会更加深刻了解。他们清算‘胡适思想’，等于温习胡适的书。”胡适估计“这种局面不会长久”，是错估了形势。到1954年，大陆思想文化界终于掀起了一场全面大规模地批判胡适思想的政治运动。
　　这年的10月16日，毛泽东就《红楼梦》研究致函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及有关人员，号召开展“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一时间，批判会不计其数，批判文章如雪片飞舞，大家口诛笔伐，当时确实使胡适在内地的威信扫地。一大批专家学者如俞平伯等人受到批判。从1951年算起，这场运动前后断断续续进行了七年，直到1957年“反右”时才告结束。那时内地还派人向旅居美国的胡适说：“我们尊重胡先生的人格，我们反对的不过是胡适的思想。”胡适笑了起来：“没有胡适的思想就没有胡适！”
　　就在大陆批判和清算胡适思想的时候，台湾“国防部总政治部”在“特字99号”《特种批示》中称胡适“是我们思想上的敌人”。
　　
　　毛泽东说21世纪再为胡适恢复名誉
　　
　　在“批胡运动”轰轰烈烈之时，毛泽东还是实事求是地说要正确评价胡适。那是1955年，毛泽东与科学家钱学森、吴景超等人共在一桌吃饭，他对同桌的人说：“胡适提倡白话文，要给他记一功，但是现在还不行。”到1956年，毛泽东在内地发动的批胡运动已经进行两年多了，这年2月的一天，毛泽东在怀仁堂宴请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知识分子代表时，当众说：“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式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9月，中国外交部顾问周鲠生利用到瑞士出席“世界联合国同志大会”之机，辗转向胡适传达了有关信息。之后，周鲠生在伦敦会晤武汉大学原教授陈源，向他转达了周恩来希望陈源回大陆看看的口信，同时通过陈源动员胡适回大陆。受人之托，陈源给胡适写信转达了中共领袖毛泽东、周恩来的意思。然而，胡适不为所动。胡适在陈源的信中所说的“对于你，是对你的思想，并不是对你个人”一句话的下面画了一道线，并在旁批注说：“除了思想之外，什么是‘我’？”
　　这一年7月1日，离开祖国已经六年，旅居南洋的著名作家曹聚仁，以新加坡《南洋商报》记者和新加坡工商考察团记者的身份到北京访问。10月3日，毛泽东单独接见了他，作了长谈。毛泽东提出，希望他给胡适写封信，邀请胡适回来看看。告别时，毛泽东亲自送曹聚仁上汽车，还给他关了车门。这是毛泽东给他的礼遇！正是受毛泽东的委托，曹聚仁回到新加坡后，于1957年给胡适写了封信。胡适收到信后，在日记中记道：“此信大意是说他去年秋间曾到北京上海去了‘两次’，‘看到了朝气蓬勃的新式中国’！‘先生……最好能回北京去看看……可以巡行全国，等先生看了之后再下断语何如’，他说他‘愿意陪着先生同行’！”曹聚仁的信虽然写得情真意切，可是，他信中语气多有不恭，大概曹聚仁自认为是受毛泽东的委托，所以，语言也多有些“教训”的口吻，使得胡适大为反感。胡适在3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收到妄人曹聚仁的信一封，这个人说胡适之是他的朋友，又往往自称章太炎是他的老师。其实我没有见过此人。”他遂在信上批了“不作复”三个字。
　　胡适不愿回到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并不表示他就满意台湾的政治体制。胡适对蒋介石也是不满意的。他认为蒋介石的那一套与民主政治也是相去甚远。
　　胡适信仰坚定，独立思考，不盲从。这正是胡适了不起的地方。毛泽东也了不起，他说“21世纪再为胡适平反”。
　　20世纪50年代，内地在批判胡适的同时，也在从事文化建设――“文字改革”。那时，内地每出一份“简字表”，胡适就立刻叫学生唐德刚给他找来看。而每次认真看完之后，总是赞不绝口。唐德刚说：“真想不到胡适还能如此心平气和，言出由衷；那种为学术而学术，为文化而文化的崇高风范，真令我万般心折！我那时就想，如果1949年胡适被共产党活捉了去，‘系狱云阳’，他在牢内‘覃思十年’可能还会搞出一套更好的简体字来。”那一阵子，胡适经常对唐德刚说：“汉字一定要简化！一定要简化！”不过，胡适对毛泽东的一些旧体诗词，却颇为挑剔，他对唐德刚说：“像《蝶恋花》、《浪淘沙》等词作都是不合韵律的。”
　　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台湾去世。他的秘书胡颂平找来了胡适的遗嘱。遗嘱是胡适1957年6月4日在纽约做胃溃疡手术之后立的。一共有八条，其中的第二条写道：“确信北京大学恢复学术自由时，将留存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委托保管的一百零二箱书籍捐赠给该大学。”从中不难看出胡适对祖国内地还是留恋的，对北京大学也有着无论如何也割舍不断的感情。■
　　（责任编辑/穆安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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